可萨帝国

可萨人属于西突厥民族，可能是由在阿提拉死后溃散的匈人与西迁至欧洲的一支回纥人saragur组成，也包括当地人（包括斯拉夫人）。他们公元二世纪已出现于南俄与里海以北，与回纥中的葛萨部有关，之所以与回纥有关是因为北魏曾大破高车，逼迫他们西迁，没走的成为回纥中的葛萨部。

可萨人族源多，在公元5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历史文献中，经常提到一个名叫阿卡齐尔的民族，在484年首次提及，是作为阿提拉的盟友，而且还认为这是一些居住在黑海以北、亚速海附近的部落。在466年之后的史料中，就不再提及这些民族了，因为在这一年，他们为远征波斯而途经通向高加索的大道的时候，受到了saraghur的攻击。这部落是可萨人其中一族源，有人说他们的名是白色奄蔡的意思，敕勒中的葛萨是他们的最直接族源。可萨人信犹太教后，把他们的族源追溯至挪亚的儿子雅弗

他们从属于阿史那家族，但是只是与西突厥有稀疏的关系，他们在公元七世纪下半叶，在北高加索草原伏尔加河中下游建立了强大的可萨汗国也叫哈扎尔汗国，成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中转站，版图东至花剌子模，西至多瑙河，达吉斯坦是核心，与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可汗名号是答剌罕。可萨在德文有异教徒，希腊文有匈人骑兵，在俄文与希伯来文有牧羊人，在阿拉伯语有小眼睛的意思，在阿美尼亚与格鲁吉亚有北方的意思，古代波斯史说可萨人好劫掠与长途奔袭，长矛是主要武器，亚洲人后来把从事可萨人活动也称为可萨人，在1480年代，格鲁吉亚还有自称可萨人的突厥语游牧民，哥萨克与哈萨克也源于此字。

可萨人是欧洲突厥人中最文明的，可萨国家最初似乎是以捷列克草原地区为中心。他们曾有三个首都：第一座首都巴伦加尔，在捷列克河南部支流苏拉克河河源处。阿拉伯人在722至723年摧毁它。第二座是萨曼达尔，又名沙里格沙尔（即突厥语黄城）、沙利格·欣（即沙克新）或伊提尔，在马哈奇卡拉附近，阿拉伯人称呼为拜达（意为白城）；巴伦加尔被摧毁后可萨人迁都于此；伊提尔只是可萨可汗们的冬驻地，在夏季，他们像其祖先匈人一样在草原上来回漫游，很可能是在库班方向。第三座是阿的尔，又名沙克尔，它可能位于顿河入海处，或者更有可能是在顿河大拐弯处的阿斯特拉罕以北；833年，由于希望有一个不十分暴露给那些漫游部落的司令部，他们请求拜占庭皇帝狄奥菲勒斯派工程人员帮助他们建造一座设防的都城，即沙克尔。伊提尔和沙克尔成为重要的贸易点，拜占庭、阿拉伯和犹太商人们成群结队地到伊提尔和沙克尔收购从北方来的毛皮。

可萨人在克里米亚对面、塔曼半岛的原法纳戈里亚的废墟上又建起了马他喀贸易据点。

可萨汗国亡国后，他们的故地被钦察人接手。

哈扎尔人属于早期的突厥语集团

根据拜占庭帝国的记载，哈扎尔人就是突厥的远方同族。他们还与高加索山民、阿兰人、匈人等族群混血融合，是一个有着复杂基因库的群体。公元2世纪，他们第一次以亚美尼亚人的形象，出现于历史记载中。恰逢匈人帝国肆虐亚欧大陆，哈扎尔便选择躲在高加索山脉韬光养晦，避开了时代洗牌所形成的大洪水。

公元6-7世纪，库思老一世等萨珊波斯君主开始加固杰儿宾特长城，就是为了防御经常南下的哈扎尔牧民。依靠西突厥帝国的兴衰起伏，一些部落从原来的联盟中分离，和哈扎尔人一起生活，并将他们彻底突厥化。此后，哈扎尔人就自认为突厥，并将周边的保加尔、阿瓦尔等部族视为兄弟之邦。可汗札比尔在626年与希拉克略在梯弗里斯会面，派将军布里设灰狼出兵号称4万给拜占庭皇帝进行反波斯战争。希拉克略也用这支有生力量，将萨珊波斯的阿塞拜疆省夷为平地。随后，他们又趁着保加尔部落间的内乱，迫使对手臣服于自己。部分保加尔人被驱逐到巴尔干地区，成为后世保加利亚的文化先祖。

拜占庭人与可萨人一度有着亲密的关系。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在流亡期间（695－705年）逃到可萨人中避难，与可汗的一位姊妹结婚，她就是后来的塞俄多拉皇后。到君士坦丁五世时，他于732年娶可萨可汗的女儿为妻，她成为伊拉尼皇后。他们的儿子利奥四世皇帝，以其浑名可萨人利奥（775－780年在位）而为人所知。这种联姻方式在拜占庭反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是很有用的，当拜占庭军队在小亚细亚对阿拉伯人发动进攻时，可萨人在外高加索从后方攻他们（例如在764年的战争中）。

哈扎尔人利用匈人衰退 逐步壮大

公元750年，哈扎尔人已经陆续降服了乌克兰平原和高加索山地的不同居民。包括有民族大迁徙中遗留的哥特人、躲在高加索山中的匈人小国、作为斯基泰后裔的奥赛梯人和依旧实力不俗的阿兰人。除此之外，还有像马扎尔、保加尔、佩切涅格等早期突厥化牧民，以及更北方的斯拉夫先民。其版图西起多瑙河口、东至里海东北，包括黑海北岸、第聂伯河、顿河及伏尔加河中下游之地。在《旧唐书-西戎传》和杜佑的《通典》里都有提到其地理位置。

盛极一时的匈人和哥特 都成为哈扎尔附庸在行政上，哈扎尔汗国类似于其他的游牧部落，同时存在有多个首都。汗王会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呆在不同的首都里避暑或者避寒。波斯和唐朝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哈扎尔汗国占据的优良贸易线路。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的北线商路就要经过哈扎尔都城。特别是在拜占庭与东方世界的战火频繁之际，这里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最安全的贸易线路。伏尔加河连接黑海和波罗的海，让北方商团直抵君士坦丁堡。里海又可以把商船引向波斯乃至两河流域的巴格达。向东经由陆路和卡马河，还能将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西伯利亚以及花剌子模都纳入商业系统。帝国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同以上地区的人群打着交道。

哈扎尔人最终选择犹太教为官方信仰

经济上的强大和富足，也开始影响到哈扎尔人的国家文化建设。按照文献中的某一种说法，在公元8世纪中叶，鉴于哈扎尔骑兵多次扰边，阿拉伯人的阿巴斯王朝和拜占庭帝国同时派出了圣人前往当地传教。双方都希望这个北方帝国能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布兰可汗就直接向辩论完的双方提问：如果让你选择犹太教或对手的派系，你会信仰是什么？

哈扎尔汗国成为拜占庭与阿拉伯之外的第三强权分别代表伊斯兰与基督教的使团，都不假思索地回答犹太教。于是，哈扎尔帝国宣布以犹太教为自己的国教，并将双方的使者都打发回国。这个选择也是因为哈扎尔位于两大势力之间 ，有自己的地缘和贸易平衡需要。只有同时不讨好任何一方，才能既维持贸易又并避免被双方同化。同时，可汗也知道吸引犹太商人，以便特别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加之拜占庭和阿拉伯人都无法否认《圣经》旧约，便容易与两者同时打交道。哈扎尔人也就此创造了在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以犹太教帝国。

哈扎尔人的精锐骑兵部队凭借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臣服势力的变多，哈扎尔人势必与周边列强展开激烈碰撞。但相比垂垂老矣的拜占庭和波斯，新生的阿拉伯人更具有攻击性。因此，哈扎尔帝国的早期交战对象，就是这些来自南方的圣战者。

公元646年，阿拉伯人首先在亚美尼亚击败了一支阿兰-哈扎尔-拜占庭联军。之后，他们又在公元653年围攻汗国的都城巴兰杰尔。战斗中，两军都使用了投石弩机对射。最后是哈扎尔人成功地击杀了阿拉伯指挥官，并将对手逼回了高加索山以南的大本营。随着阿拉伯贵族间的内斗开始，北方的汗国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伍麦叶王朝的阿拉伯人就一直企图向北扩张

在伍麦叶王朝平定内乱后，两强间又开始了一系列恶斗。由于哈扎尔对高加索山区的阿兰和匈人小国大肆征收沉重赋税，引发他们倒向阿拉伯势力，并将对方引过高加索山劫掠。在公元713年，哈扎尔军队报复性地突破了杰尔宾特长城，但是最终被呼罗珊总督马利克阻击。在修缮好边墙后，马利克再度带兵深入汗国境内，却在萨马德尔地区被哈扎尔人拦截。哈扎尔可汗提议双方进行大量的战前比武，并趁机招募到数量庞大的援军。最后迫使呼罗珊总督率部连夜逃走，抛弃庞大的辎重，并将营地内的老弱病残都留给哈扎尔人屠杀。

但凭借着更出色的军事技能，伍麦叶王朝还是在之后的战斗中居于上风。比如在攻陷哈扎尔汗廷巴兰杰尔的战役中，他们以步兵的大盾牌挡住箭雨，突破车营间的链接空隙。最后，对哈扎尔人大开杀戒，最后几乎将其王室成员都一网打尽。只是严寒的气候限制了阿拉伯人北进，迫使取胜的呼罗珊总督见好就收，带着大量战利品返回南方。

在杰儿宾特城墙下停留的哈扎尔军队

十几年后，哈扎尔军队也再次踏上熟悉的远征路线，开始对阿拉伯人进行复仇。他们洗劫了位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地的穆斯林聚居区，驱逐了当地的阿拉伯驻军。但在最后关头的穆甘草原之战中，伍麦叶军队还是在决定性地战胜了哈扎尔人。到了公元735年，玛万二世甚至和亚美尼亚附庸一起兵分两路北伐。阿拉伯人连夜架浮桥越过伏尔加河，突然出现于哈扎尔汗廷附近。结果，又是哈扎尔人遭遇大败，有7000人战死，包括可汗在内的10000多人被俘。好在玛万二世很快被东方的阿巴斯家族推翻，哈扎尔人才趁机南下，将阿塞拜疆和东格鲁吉亚又重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抵达哈扎尔帝国境内的犹太与穆斯林商人总体来看，双方都是守强于攻，主动深入敌境的战斗都以失败或后勤不济的方式告终。新崛起的阿巴斯王朝则选择同哈扎尔汗国维持友好的联盟关系。但汗国始终成为牵制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力量，不仅保护了拜占庭帝国的北翼，也拱卫着当时还非常弱小的斯拉夫部落。

拜占庭也将哈扎尔视为自己的重大威胁西面拜占庭也和哈扎尔也有着尖锐矛盾。后者主要通过挖墙脚的方式，撼动拜占庭帝国在高加索与克里米亚半岛的有效统治。比如支持阿布哈兹国王列昂二世，从君士坦丁堡的控制下独立。

作为反制措施，拜占庭就支持那些依然留在克里米亚的哥特人发动了反抗哈扎尔宗主国起义。虽然这一叛乱迅速被哈扎尔人镇压，但拜占庭方面的野心也已暴露无遗。最终，利用马扎尔人和哈扎尔打内战的时机，拜占庭攻占了这个哥特遗民的自留地。但直到汗国灭亡，他们都没有向北再迈进一步。

留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哥特遗民

公元10世纪初，哈扎尔人还对拜占庭在黑海东部的领土保持着战略压制态势。拜占庭人非常善于利用金钱进行远交近攻。他们联络了对哈扎尔霸权不满的马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保加尔人，对哈扎尔实行半圆形的包围圈。但经过一番马不停蹄地交战，可汗本杰明在5个不同的方向上击败了所有对手，令拜占庭人大为震惊。于是拜占庭人又祭出了惯用的外交手腕，教唆原本忠诚的阿兰人也发动叛变。但主场作战的哈扎尔人又迅速攻陷了他们的山地要塞，并成功地俘获了阿兰国王，顺势通过和亲将阿兰人重新笼络到哈扎尔麾下。

但佩切涅格人的活动使得可萨汗国的疆域缩小。从咸海草原来的乌古思突厥人（拜占庭作者们称奥佐伊人）把恩巴河地区和乌拉尔河地区的佩切涅格突厥人赶向西方。大约在850至860年间，佩切涅格人穿过属于可萨帝国的领地，把可萨属民马扎尔人从亚速海北岸赶走，马扎尔人退到第聂伯河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阿特尔库祖。不久，在889至893年间，佩切涅格人重新追逐马格尔人，把他们从新住地赶走，他们最终在该地区内定居下来，因此，佩切涅格人占据了位于顿河河口和摩尔达维亚之间的俄罗斯草原。可萨人只保留了顿河下游、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地区。

哈扎尔骑兵与马扎尔人的战斗总体来看，哈扎尔限制了拜占庭帝国向东北欧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在这一时期，更北方的罗斯人开始进入君士坦丁堡的视野。本地斯拉夫人为了自保，请来维京首领担任自己的君主，并酿成了后来摧毁哈扎尔联盟的最重要因素。

维京东进后 就同哈扎尔人发生冲突早在维京人登陆波罗的海东岸时，就向当地居民开始征税。随后，哈扎尔和维京后裔也很快发生了矛盾。但面对哈扎尔人的重骑兵和骑射手，数量有限的维京步兵也根本不是对手。

但双方很快都意识到做生意比互相残杀更加有利可图。于是维京人开始带着手下的斯拉夫人侵略其他区域，并将战俘通过哈扎尔的犹太商人卖到拜占庭和其他伊斯兰帝国去。当然，以基辅为首的罗斯诸公国也就成为哈扎尔名义上的附庸，需要定期向可汗缴纳贡品，并出兵为帝国到里海等地作战。作为回报，罗斯船只南下黑海、里海的冒险旅途，也是得到了哈扎尔可汗的默许。他们通过上交10%的战利品，获得在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沿岸港口进行补给和贸易的权力。汗国的组织形式，更是启发了早期罗斯的政权构建。

罗斯海盗船队很快就成为扎哈尔帝国的一份子

只是随着罗斯群体的迅速壮大，哈扎尔人也逐渐意识到他们对于自身霸权的威胁。公元914年，多达5000人的罗斯舰队完成劫掠，从里海返回伏尔加河流域。但由于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在南方大肆抢劫，所以也波及到那些为帝国服役的穆斯林和亚美尼亚裔士兵家乡。犹太商人也控诉他们严重破坏了哈扎尔和以上地区的贸易关系。结果，罗斯人遭到哈扎尔的穆斯林雇佣军和保加尔盟友的夹击，最终全军覆没。

伏击罗斯劫掠者的哈扎尔军队与此同时，拜占庭和哈扎尔双方也各开始了内部清洗，相互驱逐自己境内的基督徒或犹太人，导致了新的全面战争爆发。凭借着庞大后勤优势和就近调兵的便利，哈扎尔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驱逐了刻赤海峡的罗斯人。随后又席卷了拜占庭在刻赤海峡和亚速海附近的所有城镇、据点，防止双方南北勾结。最后才迅速北上，对基辅发动了长达4个月的攻城和草原袭扰，迫使罗斯人重新臣服。

公元941年，哈扎尔人与罗斯舰队联合南下围攻君士坦丁堡。在攻城失败后，又在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地区游荡，最后遭到拜占庭海军的希腊火焚毁。稍后，联军的陆上部队也被拜占庭击败。罗斯大公伊戈尔已经取得与汗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并在943年与可汗联兵出征南下，带兵突破了阿拉伯帝国的杰儿宾特长城。

日益强大的罗斯 让哈扎尔人也有些力不从心

一直到950年左右，军事和经济实力日益增长的罗斯人再次与汗国翻脸。长期的接触和影响，也让罗斯人已经习惯了骑马作战，对于游牧大军不再有任何心理恐惧。更多步兵则可以坐沿着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南下，如同游牧民一般机动，在破坏一番之后就迅速撤退。拜占庭人也抓住机会，重新向克里米亚半岛部署军队。

面对夹击 哈扎尔的犹太人开始四处寻找盟友感到力不从心的约瑟夫可汗，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盟友。其中一封求援书信从伏尔加河流域传到君士坦丁堡，再穿越整个地中海，来到了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宫廷。

时任哈里发外事秘书的犹太人伊本-沙普鲁特，这才知道东方还有这么一个犹太教强国。他迅速回信，从从西班牙传到德意志，再通过基辅传递到可汗在伏尔加河口的首都阿蒂尔。两个素未谋面的君臣互相通信，却因地理阻隔而无法获得实质性的共赢。到公元968年，哈扎尔帝国的都城伊蒂尔就被罗斯大军攻破，可萨人只剩下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库班河地区和达吉斯坦草原。沙普鲁特再也就没机会再收到远方同胞的回信了。

哈扎尔帝国最后还是倒在了罗斯脚下

利用罗斯人的战果，拜占庭和阿拉伯纷纷出兵攻占与他们接壤的哈扎尔地盘。可萨汗国迅速灭亡，随即产生的草原权力真空，最终被佩切涅格人所填补。但还是有2个哈扎尔人的小国幸存了下来。第一个在刻赤海峡附近，直到1016年才被巴西尔二世的舰队和罗斯人所联合攻灭，塔曼半岛和可萨人在克里米亚的最后属地被夺取。第二个哈扎尔人小国则躲入高加索山脉的达吉斯坦地区，直到1220年才被蒙古西征军所毁灭。

后来的开封犹太人 也起源于哈扎尔帝国剩下的哈扎尔人作为雇佣军和商人，散居在东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最后成为了东欧犹太人的重要来源。还有一部分人穿越丝路，进入北宋王朝的开封，成为了后世河南犹太教社群的起源。13世纪的教廷大使柏朗嘉宾经过东欧和伏尔加河，还看到那里还有繁盛的草原牧场和信奉犹太教的游牧部族向金帐汗国纳贡。当地的突厥语牧民也将黑海称为哈扎尔海。在东欧草原上，各个游牧强权很难彻底消失，他们往往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融入其他的新霸权当中，为新的霸业贡献自己的能量。

由于信仰问题，哈扎尔帝国的很多事情没有被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所系统记录。他们仅仅作为外寇分散在凌乱的历史记忆中，并遭到文明世界的口诛笔伐或嫉妒讽刺。只有少量可汗留下的希伯来文献，才能帮助后人研究这段尘封的历史。

可萨人起初信仰腾格里。随着商业的兴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可萨国内找到了落脚处。在851至863年年间，拜占庭派基督教教士圣西利尔到可萨人中，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西利尔传记上记有他与犹太教教士在可汗宴会上的论战。在利奥六世统治期间，马他喀成了拜占庭的一个主教区的所在地，它的建立是为了在可萨境内传播新约。以大批阿拉伯居民为代表的伊斯兰教从690年起也有许多皈依者，从868年起，特别是在965年以后，伊斯兰教成为该地区的一大宗教。犹太教更受欢迎。767年，伊沙克·圣格里开始在可萨人中任牧师。马苏第宣称，在哈仑·阿尔·拉施德哈里发朝的统治下（786-809年），可萨可汗和贵族都拥护犹太教。拜占庭皇帝罗马努斯·尼卡彭努斯（919－944年）发起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大批以色列难民进入可萨境内。

据说一位使用圣经中约瑟之名的可汗于948年写信给犹太教士希斯达伊，描述了可萨境内犹太教盛行的状况，但是，马迦特怀疑这封著名信件的真实性，该信的时间似乎不会早于11世纪。据伊本·法德罕的记载（Risala），萨曼塔尔（在达吉斯坦内）的可汗、总督、王公和其他高级官员们都信奉犹太教。为报复伊斯兰境内对犹太教教堂的破坏，一位可萨可汗曾拆除了一座伊斯兰教寺院的塔尖。然而，在可萨人民中间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似乎超过了犹太教徒。据说大约在965年一位可汗因政治上的原因而信奉伊斯兰教，而在1016年，塔曼半岛的可汗是一位名叫“乔治·佐勒斯”的基督教徒。

可萨人信奉犹太教的史实散见于基督教作家，阿拉伯地理学家和犹太作家的著作中。其中最早的一份文献是阿基坦的朱斯马（Druthmar of Aquitaine）对马太福音的注释，写作时间约为843—864年之间。文献提到，“据我们所知，普天之下的各个民族里，都有基督徒生活于其中。即使在Gog和Magog人，即自称为Gazari的匈人中也是如此。亚历山大大帝曾经称许这些人是最勇敢的部族。这一部族已经行了割礼，遵从犹太教的一切信条。但是，源于这个部族的7支部落之一的不里阿尔人（Bulgars）已经接受了洗礼。”10此后，阿拉伯地理学家如Ibn al-Faqīh，Ibn Rusta等都提到可萨人成为犹太教徒。但最重要的史料包括以下三份：

⑴Vita Constantini 由可萨可汗发给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的信，写于880年左右，记叙了发生于可萨汗廷的一场神学争论。举行这次论争的原因是“犹太人想说服我们接受他们的信仰和习惯，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以和平和众多的礼物引诱我们成为伊斯兰教的信徒。因此，可汗写信给拜占庭皇帝，出于我们以往的友情，希望皇帝派遣一名博学之人来汗廷解释基督教教义，倘若这位拜占庭使者能够击败犹太人和萨拉森人，我们将皈依您的信仰。”最后，经过一番争论，犹太拉比获胜，可萨及其部族从此成为犹太教徒。

⑵剑桥文献（Cambridge Document），是住在可萨汗国的一位佚名犹太人写给西班牙的犹太名臣沙普鲁特的信。在信中，犹太人被说成在某个年代经过亚美尼亚到达可萨居住区，他们和当地的可萨人融合，但基本上保持着祖先的信仰，后来，有位身居高位的犹太军事领袖在虔诚的妻子和岳父的支持下，开始力图恢复传统的信仰。这一做法激怒了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为此，这位军事领袖召集三方人士进行宗教辩论，以解决纷争。后来，可萨人求教于保存在山洞中的犹太经典，信仰犹太教的可萨人全部回到以色列，此后，犹太人开始从伊朗，伊拉克和拜占庭移居到可萨汗国。

⑶可萨国王约瑟（Joseph）给沙普鲁特的回信。13信中这样写道，当时，可萨的布兰可汗是一位智慧和敬畏上帝的人，他赶走巫师和偶像崇拜者，后来，上帝使他做了两个梦，使他明白上帝的启示，于是他召集王子，奴隶和全体部落成员，皈依了犹太教。按照第2个梦的指引，他为耶和华建立了神庙，并在阿塞拜疆发动战争，以获得建庙所需的费用。拜占庭皇帝和穆斯林哈里发听到此事，分别送给他许多礼物，企图改变它的信仰，于是，举行了一场宗教辩论，犹太学者获得胜利。此事发生在约瑟之前340年。

可萨人究竟在何时正式信奉犹太教，我们还不能够确定，只知道大致在8世纪中叶。那么，可萨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皈依犹太教呢？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写道，“喀扎尔人（可萨人）采用犹太教作为他们的宗教这一特殊的事实，比一个鞑靼部族的迅速吸收文明，更觉奇怪。但这是一项聪明的措施。因为喀扎里亚（khazaria）位于巴格达的伊斯兰教哈立法国家和基督教拜占庭之间，他遭受双方根据利害关系发出的巨大压力，它就用这种妥协方法规避他们；同时，还有另一种利益，即吸引犹太商人到阿斯脱拉罕市场来，以便特别促进喀扎尔人的商业。”这段话可谓道破了可萨人信仰犹太教的天机。可萨汗国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盆地。它的崛起，得力于他沟通东西交通的地理位置。而这条商路的重新开辟，实为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商业战争的结果。在750年前后，阿拉伯人已完全控制红海，波斯湾和横跨大陆的亚洲商路，他们就从对拜占庭的贸易中榨取捐税，迫使希腊商人付出高价。所以，拜占庭帝国努力使经过中亚而不受阿拉伯人控制的北方商路开放。后来，人们逐渐采用了另一条更北的北方商路。这条路线自印度和中国，沿阿姆河顺流而下，到咸海，绕里海北岸，过乌拉尔河口的萨拉坎谷，达伏尔加河河口的伊铁尔，从那里上至萨来，于是，下行顿河到亚速夫海的罗斯托夫。这条路由三项优点：不受阿拉伯人的控制；能避免山区部落的抢劫；几乎全部是水路。随着越来越多的商队来往于这条北方路线上，可萨首都伊铁尔成为繁荣的国际商业城市，商业税收成为可萨汗国最重要的财政收入。

商业利益促使可萨可汗和拜占庭结成盟友。从610年至641年，可萨人协助拜占庭希拉克略皇帝同波斯人作战。从7世纪中叶开始，双方又联手抵挡波斯帝国的扩张，拜占庭的东北边境依靠可萨汗国的存在免受了阿拉伯人的侵扰。但是，可萨汗国不仅是东西贸易的重要中转地，又是南北贸易的要冲。北欧人，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贸易通过伏尔加河上的航线完成。19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在这条南北航线的附近发现了数以万计的8至11世纪的阿拉伯钱币。奴隶是这条商路上最主要的商品,伊铁尔是当时重要的国际性奴隶市场,大量的斯拉夫奴隶经由这里运往西亚和北非。据《世界地志》记载，“伊铁尔城分两部分，居西者国君及其战士，居东者伊斯兰教徒及偶像教徒。”757年，阿拉伯人击败可萨军队，迫使达干可汗（Tarkhān Khāqǎn）请求媾和，此后双方在达格斯坦地区形成对峙局面，战事平息，更多的伊斯兰教商人开始活跃于伏尔加河流域。

总之，可萨汗国的统治和财富依赖于通向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商路，这就决定了它同两大强国的关系，一方面是互相利用，另一方面又是互相冲突。我们从前引文献的不同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可萨人在正式信奉犹太教之前，曾举行了一场神学辩论，由三方人士参加。可萨可汗的态度是听凭他们辩论，胜者可以使可萨人皈依他的信仰。这种方式显示出可汗力图在两大强国的压力面前寻找平衡。除了这场有不同版本的半传说性质的神学论争外，真实的史料也反映出可萨可汗面临的压力。737年，倭马亚王朝的将军Marwān率军侵入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可萨中心地区，俘虏了可萨可汗并强迫他接受了伊斯兰教。按照Ibn Atamal-kufi的记载，“除可汗外，他的宫廷大臣及国人都成为穆斯林。”16当然，这次强迫的皈依并没有获得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预期的效果。因为在750年，倭马亚王室发生内乱，无暇顾及可萨可汗的信仰，可汗正是在这段时间成为犹太教徒。从拜占庭方面看，对可萨人的改宗也是有强烈的反映的。克里米亚一直是可萨和拜占庭势力交错影响的地区，780年，可萨可汗的孙子利奥（Leon）成为克里米亚的统治者，在可萨可汗的支持下，他极力肃清拜占庭的影响。大约在790年左右，克里米亚爆发了反对可萨的叛乱，尽管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叛乱的幕后支持者是拜占庭，但无疑，它反映了双方在这一地区的摩擦。此外，在775年左右，拜占庭的教会提出要在这一地区设立大规模的新教区。新教区包括克里米亚，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下游。由Doros（克里米亚的哥特人地区）的主教领导，这一教区正是可萨汗国的势力范围，显然，此举意在加强可萨汗国内的拜占庭即基督教的影响。

可萨人成为犹太教徒，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8世纪中叶以后，可萨一直以犹太王国的名义统治着南俄草原，周边的民族也将可萨等同于犹太人。伊本·法都兰（Ibn Fadlān）写道，922年可萨可汗听说阿拉伯统治区的犹太教堂被毁，就破坏了伊铁尔的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以示报复，并且表示，如果不是担心阿拉伯人会迫害治下的犹太人，他肯定会对伊铁尔的清真寺和穆斯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表明，可萨可汗是以保护犹太人为己任的。

可萨人在心理上也同犹太人认同。剑桥文献（约作于949年）中叙述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在他们的犹太领袖带领下全体返回以色列，此后犹太人开始陆续迁移到可萨汗国。姑且不论这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信的作者，一位可萨犹太教徒无疑是将自己认同为犹太人。正如Zuckerman所分析的那样，“返回”一词意味着要消除犹太人与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之间的差别。19可萨人也吸收了犹太文化的内容。安纳迪姆（An-Nadim）在987至988年讨论突厥人及其相关民族的书写方式时写道，可萨人运用希伯来文。1206年，法拉丁·穆巴拉克沙（Fahrad-Dīn Mubāraksāh）也写道，可萨人使用的字母是一种源于罗斯人的字母体系，罗斯人是他们的近邻，属于罗马人的一种。可萨人使用这种字母并称之为Rūm-Rūs。他们从右书写，字母相连，一共只有22个字母。（希伯来字母就是22个）绝大多数写这种字母的可萨人是犹太人。

由于可萨可汗，贵族，及所属部落都皈依了犹太教，因此，有大量的犹太人迁来可萨汗国。马素迪（Al-Masūdī）曾写道,“可萨的国王在哈里发希伦（Hārun 786-809）时期成为犹太教徒。一些犹太人开始追随他。这些犹太人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城市以及拜占庭。这是因为拜占庭的国王（Romanos Lekapenos 920-944）强迫国内的犹太人改变信仰，成为基督徒，对他们使用暴力……于是，许多犹太人从拜占庭逃到可萨汗国。”22犹太人口的增加和犹太教影响的扩大，在该地区也是有迹可寻的。985年，穆库达希（Al-Muquddasi）写道，“可萨人的统治地区位于里海沿岸，幅员辽阔，是一片肮脏而悲惨的土地，只是有许多的羊群，蜂蜜和犹太人。23不应忘记的是，965年，可萨汗国被罗斯军队击败，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如果穆库达西所描述的是他所处时代的事情，那就意味着，即使在可萨汗国走向衰落后，境内仍有大量的犹太人或可萨犹太人。此外，基辅罗斯的古编年史记叙了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 I）在986年皈依东正教之前，信奉伊斯兰教的伏尔加河不里阿尔人，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信奉天主教的日尔曼人都曾力图说服他接受自己的宗教。这也可以证明10世纪末可萨境内的犹太教徒为数不少。

7世纪初，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三卷，全书已佚，只有序幸得保存，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丝绸之路“北道”上的盛况，“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网，诸处可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萨正是从敦煌到拂菻（拜占庭）的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早在6世纪，拜占庭史家美南德就提到过这条路线，拜占庭帝国派往突厥可汗室点密处的使节扎玛尔克就是经由这条路线返回拜占庭的。不过，那时，这条道路还没有成为交通频繁的商路。7至9世纪，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北道开始繁荣起来，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文书和文物所证实。

姜伯勤先生在考证了吐鲁番随葬衣物疏后指出，“以‘金钱’（拜占庭金币）为虚构的随葬物，只见于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5世纪只称黄金千两或黄金千斤，而不称‘金钱’若干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拜占庭金币在高昌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抵是在6世纪后的一个多世纪才十分重要。”1973年至1974年，在北高加索的西部库班河上源，发掘了莫谢瓦亚·巴尔卡墓葬群及其东的墓葬群，出土了多种来源的丝绢。其中中国产品约占23。9%和9.4%。还发现了汉文文书和以唐人骑马图为内容的绢画，断代为8-9世纪，反映处在这一时期高加索地区与中国有规模性的商品交流。

北道也出现于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中。他提到被称为拉唐人的犹太商人，他们从海路或陆路到达中国，其中一条陆路路线是经过可萨汗国的，“从拜占庭腹地穿过斯拉夫人地区而达可萨人的首府，又渡里海而至巴里黑（Balkh），他们从那里通过河中地区（Transoxiana）继续其旅程而达回鹘人（Tagaygay）从那里至中国。“巴托尔德认为，胡尔达兹比赫利用了曾经旅行过这条路的塔蒙（Tamǐm b Bahr al-MutawwaˇI）的著作。塔蒙旅行的时间是760至800年之间，这也恰好是可萨可汗信奉了犹太教的时代。

唐代文献中没有关于中国和可萨直接交往的记载，只是提到了可萨的物产。但是，考察拉唐人的旅行路线，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北道上可萨人进入中国的蛛丝马迹。

首先，从伊铁尔出发过里海到达巴里黑，这段路程经行的是花剌子模（Khwarazm）。

花剌子模地处里海东岸，是萨珊波斯辖下的自治城邦。它同可萨汗国有密切交往，巴托尔德曾指出，“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面向西方和西南方的，面向伏尔加河流域的，是当时这里居住的不里阿尔人和可萨人。”在940年左右,马素迪（Al-Masūdi）报道说，来自花剌子模的穆斯林组成了国王的近卫军，宰相库雅（Ahmad b. Kūya）也出生于这支军队。当国王同反叛者作战时，有7000名花剌子模的穆斯林士兵伴随国王。但是，他们不参加国王同穆斯林的战争。31在唐代史料中，花剌子模被称为火寻。《新唐书·西域传》 记载，“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戌地，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飓遮城，诸胡唯其国有车牛，商贾乘以行诸国，天宝十载（751年）君稍施芬遣使献黑盐，宝应时（762年）复入朝。”根据蔡鸿生先生的分析统计，从天宝十年到十四年（751-755），火寻曾三次入贡。贡品包括紫麞皮，白玉，石蜜和黑盐。32俄国学者托尔斯托夫考证，在751年前不久，花剌子模可能和可萨联合起来，建立了阿弗里帝国，其疆域自克里米亚，外亚速海而达花剌子模。托氏的说法根据考古发现而来。有枚751年左右的花剌子模钱币上镌刻有 “MR’MLK ’pr’-rxzm字样，托氏译为“应予祝福的可萨人的国王”。如果托氏的说法成立，那末，天宝十载遣使向中国朝贡的火寻国君稍施芬就是这位“应予祝福的可萨人的国王”。天宝年间三次入贡的可能是花剌子模同可萨的政治联合体。

那么，可萨人何以会在数年间频频向遥远的唐朝入贡呢？原因正如蔡鸿生先生所分析的，是由于阿拉伯人的步步进逼。737年，在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拉锯战之后，阿拉伯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占领打尔班（Derbent），可萨人被迫向北退却，定都伊铁尔，开始向西扩张。此后二十年，可萨人积蓄力量，图谋反攻。可萨入贡唐朝正值此时，可见入贡是为了寻求唐朝的支持，增加获胜的把握。

其次，河中地区和回鹘人地区。河中地区也就是粟特（Sogdiana），这里的粟特商人，即唐代史书中的九姓胡，是当时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业势力，同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安史之乱（755-763）后，回鹘人因为助剿有功，大批进入中国中心地区，粟特商人同回鹘的关系也越加密切了。《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始回鹘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殖产甚后。”九姓胡的商业活动远达可萨汗国。哥尔顿（P.B.Golden）指出，在可萨汗国的克里米亚地区，有地方名为粟特城(Sugdaia,斯拉夫语Surazh),这里是当时粟特商人的聚居点。此外，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可萨人可能参加了由西域诸胡组成的柘羯军，和回鹘军一起进入中国的中心地区。戎昱《苦哉行》在描写回鹘军攻占洛阳的情景时写道，“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据张星琅先生分析，此长鼻黄发拳者，显为不同于回鹘的人种。回鹘同汉族和藏族，发黑直，鼻低小，眼不下凹。柘羯军的主体是九姓胡，《册府元龟》卷961记载康国人（撒马尔罕）的相貌是“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直到元朝，刘祁在《北使记》中记载这一带人的相貌时，说“其人种类甚众，其须髯拳如毛，而缁黄浅深不一，面唯见眼鼻。”可见，黄发卷曲并不是九姓胡的典型特征。张星琅先生认为，此长鼻黄发最可能为居住在黑海和里海北岸的斯拉夫人。犹太人为闪族，白肤，鼻高直，头发卷曲，为棕色或棕黄色，颇符合长鼻黄发的体貌特征。如果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柘羯军中包括了远在可萨汗国以北的斯拉夫人，那其中也有可能有居住在可萨境内的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