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楚

向楚先生遗像1897年，考入重庆东川书院学习，得山长赵熙嘉赏，与同学周善培、江庸被誉为“赵门三杰”。^[1]

1899年秋，随赵熙赴北京，接触了章太炎著作。

1900年，赴乡试中举。

1901年，泸州创设经纬学堂，任教习。

1904年，在重庆开智学堂、正蒙公塾任教。

1906年，由杨庶堪介绍入中国同盟会，又一同到永宁中学堂任教，开展革命活动。

1907年，赴北京，授内阁中书。

1908年，中国同盟会急召回重庆，担任中国同盟会宣传工作。

1911年11月22日，蜀军政府成立，任秘书院长。^[1]

1913年8月，重庆成立讨袁军，任民政厅总务处长，讨袁失败后亡命上海。

1915年，入中华革命党，参加策动肇和号巡洋舰起义。

1916年，任南京高等学校教授。

1917年，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孙中山先生曾亲书“蔚为儒宗”四字横匾为赠。

1918年，任四川省政务厅长、代省长。

1924年起，先后任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

1933年，任《巴县志》总纂，其心血之作《巴县志》成为研究蜀地风俗历史的必读材料。

1937年，返川大任教。

1949年底，代理川大校务，迎接解放。

1949年后，任四川省人民代表、省文史馆副馆长。

1961年10月逝世，时年84岁。

1906年初，重庆成立中国同盟会支部，推杨庶堪主事，向楚与杨庶堪是莫逆之交，由其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向、杨二人为发展中国同盟会组织，一同到永宁中学堂任教，开展革命活动。两人以学堂为据点，与泸县及当地中国同盟会革命党人联系，在教育界及青年学生中积极宣传民主革命。

在永宁中学，二人于上课讲解或指导学习时，皆详论古今形势，介绍晚明顾炎武、黄梨洲的著作，以及《民报》《国粹学报》等，以唤起学生民族意识之觉醒，学生中如张颐、杨伯谦、陶子琛、曾缄等，都先后加入同盟会。两人更与校外党人联为一气，互通声息，一时间永宁成为川南革命之大本营，中学堂俨然成了司令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成立湖北军政府。同年11月22日，重庆革命党人在朝天观举行市民大会，宣告重庆独立，向楚会同朱之洪等人迫令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事段荣嘉剪辫缴印，跪地投降，成立蜀军政府，向楚任秘书院院长。

军政府创立之初，经费很成问题，向楚受命接收清政府的大清银行和浚川银行。他随身只带了两名士兵前往，晓谕行方，勒令交出全部账册，冻结所有资财，又将两家银行的全部存款270万银元一并提走，两行接收之后，蜀军政府经费问题方得圆满解决。按照旧例，接收资财这等肥缺，经手的官员是要大发其财的，有部下甚至主动要将部分款项转入向楚名下，但向楚不肯贪没公产，坚辞不许，遂令全部移交。

成都不久亦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推蒲殿俊为都督。但只维持了10天即发生兵变，尹昌衡掌握实权，公开提倡哥老会组织，进行“袍哥化”管理。在都督府大门上，他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更天天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敬酒，他每出一次，必披一身红绸或红布回来。堆在床上之后，又去拜客，如是往返拜客披红，以致都督府上急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全成都公口林立，一片混乱，甚至出现不少奇装异服，背刀挂彩，头上挽个“英雄髻”，足穿泡花草鞋的人物。各地袍哥组织，一时都纷纷响应成都。

在这段时间，以蔡锷为首的滇、黔、湘等三省军政府，联名通电诋斥成都军政府为“袍1911年11月22日蜀军政府成立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认。进而声称要进军成都。尹昌衡见势头不好，下令取缔哥老会，同时与重庆蜀军政府积极协商，谋求合并。向楚受命奔驰于成渝两地之间，为合并进行预备工作。

不久，重庆蜀军政府并入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向楚任秘书厅厅长。这年夏天，政府内发生激烈的权力争夺，张培爵被排挤出川，胡景尹篡夺了都督之位，大肆残杀朱山、张捷先等革命同志。向楚先生后来谈及此事，常反省一班共同在蜀军政府奋斗的同志，包括自己都是书生之见，遇事只知顾全大局，忍让退避，主动放弃了关系厉害的兵权，结果反令小人有机可乘，于川事、国事毫无裨益！言辞甚为沉痛。

1913年，向楚被迫离川，改名林松年，东下过梁山时，暂住在门生李明远家。半夜土匪来袭，查问向楚身份，李明远回答说：“是我家先生。”土匪误以为是账房先生，命其交出财帛和仓库钥匙，向楚无以应对，土匪居然挥刀斩向楚颈项，向楚倒在一片血泊之中，医治数月方始痊愈。从此在颈项上留下一条三寸左右的刀痕。向楚后来逃到上海，隐居朋友家中，闭门读书，伏案治学。“二次革命”时，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部民政厅总务处处长兼参议及秘书。1914年，与杨庶堪、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参与策动“肇和号巡洋舰”起义。

1915年，向楚加入中华革命党。次年冬天赴广州，1918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财务厅厅长。后任大元帅府秘书。孙中山以向楚学术渊宏、诲人不倦，亲笔为他题赠“蔚为儒宗”四字。

1918年向楚来到了成都。1927年，向楚出任省立国学专门学校校长，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发扬为己任，投入全部心力经营。他延请蒙文通任教务主任，宋师度为学监，合三人之力，既负责行政又兼任教学。所有教师，都是当时的名儒。如龚道耕教经学，余舒教诸子，卢前教词曲等。向楚还特别邀请徐子休每周来学校讲授宋元哲学。学院采取导读作风，教学与治学相结合，鼓励学生自己阅读典籍，自行钻研。这一制度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就专与深而言，其教学效果不容抹煞。

虽然向楚从不以诗人自居，但其诗名早已享誉海内。他曾为三苏祠博物馆撰写楹联：“北宋向楚曾写绝句五首以示纪念辛亥革命高文名父子；南州胜迹古祠堂”，传诵一时。当时卢前来成都教曲学，自恃是吴梅弟子，年少气盛，不把四川诸诗人放在眼内。甚至放言四川自明代杨慎之后，无解词曲音律者。及见向楚先生诗作，雅正高华，风力与神韵俱全，方才心悦诚服。卢前修《曲雅》一书，请向楚作序。向楚在序中详论南北曲之起源、同异、音律，今昔之不同地位等，其渊博的学识引得众人叹服。

1931年11月，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及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王兆荣任校长，向楚以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在政界、学界的名望出任文学院院长。

第二年冬天，军阀刘文辉与田颂尧在成都市区开战，川大文学院恰在战区，一时枪林弹雨、人心惶惶。向楚于是亲自给田、刘两军阀打电话，要求停战半小时让学生转移避难。田、刘两人不胜错愕，居然也就答应了。射击刚停，向楚亲自率领300多名学生步行到川大理学院避难。其间安排调度，指挥若定，获得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交口称赞，很多人都觉得向楚一介学人，却凛凛有武人之威，不胜佩服。

由于向楚在四川地区的名望和影响，他被推选为第一、第二两届四川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在任期间，凡是对抗战和后方建设有利的事，他都敢站出来说话，力主扫除时弊，节流安民，整顿吏治，裁减冗员，为时人所称道。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袁世凯在全民声讨中死于称帝的美梦中，各地军阀混战，就连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内部也因为派系之争而摩擦不断，民主共和的初心在政治家的权力争斗中悄然变化、三民主义的旗帜也渐渐蒙上灰尘。四川军阀熊克武、但懋辛、杨森、刘湘之间的混战，更让向楚意识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自私，产生了离去之意。

1924年，向楚毅然辞去所有职务，回归教育事业，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后又担任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及国文系主任。在川大教学时，向楚的文学理论水平和教学经验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他以理解力之好、记忆力之深而被誉为“活字典”。遇到学生向他请教，他不仅能将所问问题属于哪一类文章、哪一本、哪一篇告诉他们，甚至还可以将有关段落一字不漏地背出、逐字逐句地加以解释。据向在凇回忆，祖父向楚时常提及：“治学要有两性：一是记性，一是悟性。记性帮助学，悟性帮助思。只学不思是‘死读书’，学而能思才是‘活读书’。”

也正因为向楚超凡的记忆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1926年至1936年间，他两次被聘为《巴县志》总纂。除统稿外，向楚还亲撰“事纪”“蜀军革命始末”“礼俗”“叙录”诸篇，另有“疆域”“古迹”二篇经他润色。作为总纂，向楚登门拜访前清举人梅际郇、秀才文伯鲁等人，恳请他们相助。在那个年代，重庆下半城的老巴县衙门电力不足，入夜只有几束萤萤弱光，映照着向楚和几位老学者的身影，他们时而轻声探讨、时而埋首书堆、时而站起身来略微走动舒缓筋骨。

对于史料的选择，他们慎之又慎、仔细推敲，直到1937年，《巴县志》才正式面世。《四川近现代人物传·向楚传》对此评论：向楚尤通晓巴蜀方言，故《礼俗篇》中特撰《方言》一章，推寻巴郡方言之语根，辨析甚精，诚学术之名篇，不仅一县之志书而已。其他各篇，增补搜辑，于本末沿革，诸所引据，无不十分矜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