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鸥外

1862年7月9日生于日本石见（今岛根县）鹿足郡一藩主侍医家庭^[8]，其父森静男是藩主的私人医生。母亲峰子，生性好强，一心要把鸥外培养成出类拔萃

森鸥外、能够扬名显姓的人才，让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国学、汉学和兰学教育。鸥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有神童、天才之名。他5岁读《论语》，6岁学《孟子》。7岁时入藩校养名馆，系统学习儒家典籍“四书”，8岁习“五经”，9岁学习《左传》等。 

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文明开化”的风潮中度过的。

鸥外10岁随父迁居东京，入“进文学舍”学习德语，为学西医作准备。两年后入东京大学医学部学习，年仅12周岁，学习成绩却很优秀。此间鸥外读了明初李吕棋的传奇小说《剪灯余话》、清代陈球的长篇小说《燕山外史》、笔记小说集《情史》等中国小说，井热衷于作汉诗，写汉文。

1882年鸥外毕业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校，成为该校最年轻的医学学士。他在父亲开设的医院工作半年后，加入陆军，先后被任命为东京陆军病院课僚和陆军军医副，若杏《医政全书稿本》。1884年7月，受陆军卫生部的派遣，赴德国深造。

1888年回国，历任军医学校教官、校长、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等职^[9]。晚年担任过帝室博物馆馆长、帝国美术院院长职务。森鸥外留学归来，以启蒙家的姿态开始文学活动。他翻译西方著名作家歌德、莱辛、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同时创办《栅草纸》等文学刊物，介绍西方美学理论，开展文艺批评，并致力于戏剧改良、诗歌革新活动，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890年发表的处女作《舞姬》，^[10]连同他的《泡沫记》和《信使》被认为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作。《舞姬》的主人公是一个留学德国的日本青年官吏，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和纯洁的爱情，他曾爱上一个德国穷舞女，但在日本专制官僚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压力下，终于遗弃了她，酿成爱情悲剧。作品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最终却与现实妥协，这篇小说成为日本近代文学初期的代表作品。

1910年前后，森鸥外写了《青年》、《雁》等取材于现代生活的小说^[11]。《雁》是作者这一时期创作的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描写明治年间一个贫苦的少女沦为高利贷主的情妇的悲惨遭遇，引起当时日本文坛的强烈反响。 

1910年日本政府制造了所谓“大逆事件”，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界的专制统治，森鸥外开始转向历史小说的创作。^[12]他把自己的历史小说分为“遵照历史”和“脱离历史”两类。前者完全依据史料写作，包括《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阿部一家》等。后者则借助历史事件的描述来表达作者的理想和信念，如《高濑舟》等。森鸥外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与夏目漱石齐名的文学家。 

作者晚年埋头于史料的考证，也写过几部人物传记，如《涩江抽斋》等^[13]。所传人物多为专心学术、不问世事的学者，表现作者晚年企图摆脱世俗的心境。1922年7月19日鸥外逝世^[14]。

渋江抽斎（1916年1月－5月、“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毎日新闻”）

生田川

森鸥外作品(3)森鸥外认为小说通常却有这祥一个习惯：随意取舍事实，写得有头有尾，但是森鸥外坚持查看史料的时候，对从它所反映的“自然”，产生了尊重的心情，不胡乱改变它。这是其一。其次，看到现今的人如实地描写自家的生活，他就想到既然可以实写现实，那么也就应该实写过去。这表明了森鸥外对文学创作的基本态度和原则。

根据他的“遵照历史”和“脱离历史”这一历史小说的划分，从事历史小说的创作。1912年，明治天皇逝世。鸥外的故交乃木希典大将切腹殉死，鸥外对此一事件感触颇深，认为这是一种非功利的忠义行为。于是，以此为题材，写以了他的第一篇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对武士殉死的所谓“忠义”行为进行赞美。此后他后创作了《阿部家族》。小说通过阿部一族的壮烈悲惨，揭示了封建殉死制度对生命的蔑视及虚伪、腐朽和灭迹人性的实质，以及封建统治者的无道和残忍，在客观上否定了《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所肯定的武士殉死这一封建道德行为。这两个题材相同而思想相悖的作品，反映了作者对武士殉死精神的矛盾观点，但鸥外试图描写“历史的自然”的写实主义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森鸥外作品(3)森鸥外的作品侧重于体现他的伦理道德观，反映了明治时期上层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矛盾，早期作品文笔优美，抒情气氛浓郁。后期大多数作品，特别是历史小说，往往采取冷峻客观的笔调。

森鸥外的作品不论是近代题材还是历史题材均具有双重性。他身处时代变革的漩涡，一方面在德国接受明治维新以来西方新思想的影响，培育了自由的精神和初步自我觉醒。另一方面受到以武士道为本的国家教育，且长期在陆军为官，被灌输武士道的思想和秩序观，没有完全确立自我的主体性，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形成个人自由与国家秩序的矛盾和对立，并常常为寻找两者的结合件不可得。因此他的作品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就秩序的思想并不强烈，相反，他对旧秩序采取容忍的态度，这种双重性格反映在他的作品主题上，同时不可避免的在其创作人物上留下影子。

在其文学实践方面，森鸥外探索以汉文脉为主的日本传统文学近代化的可能性，还试图将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的表现特征与日本本土文学交织在一起，创造了独特的口语文体。

森鸥外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森鸥外在其3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所作文学作品涉及小说、诗歌利戏剧、文学评论，译东西方文学。他携西方的文学新风，异国情调和思想，为当时的日本文坛注入了民主新活力，使读者为之耳目一新。

作为日本近代历史变迁文化转型重要时期的一个启蒙主义者，欧外的作品充满着对理想的追求、强韧的道义和伦理的底蕴，反映了他对自我确立和人性解放的探索，开掘小明治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弱点、苦闷与仿控。如果说在森鸥外六十年的写作事业中，仿佛反映了近代日本的百年史，那么他的小说创作则把这段历史艺术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鸥外的作品堪称一部生动的形象化历史，它对人们了解日本近代文学和近代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此外森鸥外的文艺评论和批评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有着明确的目的和意识，主要是整理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混乱，确立批评的原理和审美的基准。他在创作小说和诗歌方面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启蒙工作。

同时，森鸥外接受了哈特曼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宣扬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但他又以理性来洞察现实，克制其悲观主义，即企图调和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建立一种新乐观主义。其艺术上的浪漫思想就是从这里酿造出来的。可以说，他将经验论和观念论调和在一起而形成的具象理想主义的美学思想和实际的艺术活动结合起来加以普及，对发展美学和发展艺术活动的功绩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他的作品波及同时代和下一代日本作家群。

森鸥外森鸥外强调文学理念上的真、善、美三者是存在差别的，美不是事实的模写，而是由超越事实的“想”（审美的理念）来保证的超越的价值。文学就是要创造这样的价值。也就是说，文学上的美是具有独自的意味和价值的，将善与美分开，以审美学的标准作为批评的根本依据。

同时，森鸥外则是受到西方浪漫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具体地说，他留学德国期间，日本正处在时代新旧交相矛盾的持续之中，他带着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持有的苦闷心情，从接受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思想开始，翻译了哈持曼的《审美论》，以哈特曼的观念论美学观为楷模，努力建立自己美学体系。批评了朴实的写实论，强调了艺术的感情因素、艺术与伦理道怨的非从属关系，从而主张审美、伦理二学与理论哲学分立，审美与伦理二学并存。其次，主张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关系是：自然美与艺术美是相互作用的，自然美可助艺术美，作者通过模仿或观察自然来完成艺术；艺术美可助自然美，因为自然美有待能变，作者理解艺术美的官能会使自然美丰富起来。再次，主张“人有感受性和制作性同时将“无意识”哲学思想延伸至美学。

森鸥外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是其文学体系重要的一个方面，其评论范围大至艺术全境，小至诗文一体。他的文学评论包含文学理论、诗论、小说论、戏剧论、画论等广泛的文学艺术领域，同时继续在创作小说和译诗方面为近代浪漫主义的开展，为日本文学复兴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

森鸥外参与评论之初，在文艺批评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他首先试图以医学作为参照系确立其文学理论上的学院式的风格。为此他通过近代的科学精神、近代的文学概念和语言的结构进行理论的思考，在小说论方面将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学的理念和方法相比较，对两者的差异提出了形象而深刻的见解。他的《小说论》（1889，后改题为《以医论小说》、《出自医学说的小说论》），强调医学者运用分析和解剖的方法，以获得试验结果的毕实为满足，而小说家不能满足于事实，还必须驾驭它，这样就要靠想橡力来完成。

他认为文学上的美是具有独自的意味和价值的，将善与美分开，以审美学的标准作为批评的根本依据。 

鸥外的文学生涯起步于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他的翻译范围广、种类多，有小说、诗歌、戏剧、美学理论等。1892年，他着手翻译安徒生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历时10年问世。吉田精一对译著给予了很高评价：“这部为日本的浪漫主义所不能产生的、具有高度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使当时的青年们感染了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异国情调”，被誉为“是超过原作的名泽本”，对日本新文学语言的成熟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此后鸥外与三木竹二合译了都德的《绿叶叹》，独自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卢塞思》，此外还有翻译作品集《黄金杯》、《各国故事》等。在诗歌方面，鸥外与文学同仁团体“新声社”翻译的歌德等西欧近代诗人的诗篇及明代高启的汉诗《野梅》，结成诗集《于面影》。这是日本国内首次系统介绍欧洲近代抒情诗，为日本的新体诗注入了浪漫主义清新气息，将新的感觉和情绪依托。

在美的抒情旋律上，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鸥外在诗集序言中写道：“意在明示国人，西诗不仅有思想世界和感情世界之美，且具外形之美。因此，尽管它是翻译诗，但证明了近代诗歌是可以表达复杂的思想情感的，这也体现了欧外对于翻译文学的观点和主张。

森鸥外森鸥外坚信脚气病源细菌说，大肆抨击食物说，拒陆军采纳米麦混食，斥责海军的洋食实验为毫无科学根据的鲁莽举动，甚至严厉指控主导海军伙食改革的高木兼宽。

不少陆军军医目睹海军实施伙食改良后，成功抑制脚气病，他们态度略有松动，但森鸥外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甲午战后，日本并吞台湾之初，他监调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严禁陆军部队擅自提供米麦混食。结果，他驻台三个月内，将近两万五千名士兵中，有百分之九十罹患脚气病，二千余人病死。据史家近几年来考证，森鸥外当时之所以匆匆离开台湾，除了束手无策外，更是意图逃避责任，还在公私文件上故意遗漏或窜改纪录，强要抹消该段污史劣迹。

继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的土岐赖德，眼见事态急迫申请准许米麦混合的伙食。返回东京担任陆军医校校长的森鸥外，游说陆军军医行政高层，祭出一纸行文措词异常古怪的训令：“关于麦饭混食，可以实验，不准施行。”收拾惨局的土岐赖德，愤骂森鸥外是“嫉妒他人伟勋、执著自家陋见的龌龊小人”，“囿于私见、贻误国家大计的区区贱大夫”。^[15]

森鸥外(3)日本明治至大正年间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医学家、军医（官至陆军省医务局长，陆军军医总监军衔，即中将军衔）、官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