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墓

林森墓林森墓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林森官邸右前方，为圆柱形土石墓冢。坐北向南，墓直径13.4米，高3.2米，占地面积976平方米，墓冢弧形转角左右各18级，四周有圆形石栏杆，高80厘米，宽30厘米。墓冢前有扇形墓碑，上有国民党党徽。正中楷体阳刻“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之墓”，系国民党元老居正题书。左书“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立”。

墓碑宽2.86米，高3.68米，座长3.28米宽0.7米，高0.48米，碑后墓志文第系叶楚伧撰文、吴春晖篆书。前有一石质长方形祭台，祭台长3.34、宽0.64米、高0.79米，前为长方形石坝，长28.2米宽22.65米，石坝前有中央回纹、云雷纹。左右各42级梯形踏道，整座墓青松环绕，常年都有海内外游客前来瞻仰凭吊。该墓“文革”中被毁，1979年国务院批准重庆市人民政府拨款按原样恢复重建。2001年1月4日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沙坪坝区人民政府2001年12月已挂牌保护。

“文化大革命”中，林森墓受到严重破坏。墓被红卫兵炸裂，林森遗体被焚化。1979年底，林森墓修复，外观环境和林森墓原貌符合；但墓内是空的、无物，可供亲属与后人凭吊。

修复后的林森墓由青石砌成。墓后一片绿荫浓罩，墓两侧是高大的松柏和茂密的花木，还有笔直挺拨的楠木林，清新、甜雅，也颇庄重。

为着进行长期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林森率国民政府来到重庆。还正式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使重庆成为中华民国战时陪都。林森于1939年底住进林园，所住公馆称林森公馆，编为4号楼。房屋为黄色，与青山绿树相映益。在林园期间，他坚持抗战，酝酿草拟并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对德意处于战争状态。

林森墓碑1943年5月12日，林森从林园坐车进城，准备接受加拿大驻华大使呈递国书。不料在路上与迎面一辆美军军车相撞，当时林森表面并无大碍，只觉稍有头晕，便立即回馆休息。第二天，林森穿戴整齐，准备再次前往时，晕倒在沙发上。从此，林森因严重脑溢血卧床不起。1943年8月1日，林森病逝于林园官邸，弥留时仍嘱收复台湾。8月28日，国民政府决定修建林森墓，工程于次年7月竣工。解放以后，林森墓曾四川省列为一级保护文物。

林森墓于1944年7月在园内建成。

林森在进重庆之前，已将古董、文物、字画、书籍等赠给博物馆和朋友，自己死后已无牵挂。1943年国民政府为林森举行国葬，所修建的墓穴，就选在风景秀丽的林园之内，他经常散步的地方。下葬前，治丧委员会打开了林森所珍藏的、平时随身携带着的那神秘手提箱，发现里面竟是林森亡妻生前喜穿的一双绣花鞋，且用精致手帕包裹着。这双绣花鞋被放在林森的棺椁中陪伴他长眠，同时还放进他平时所拄手杖。

由于林森一贯主张抗日，所以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尊敬，中共中央致唁电说：“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元首逝世致哀》，并举行了公祭。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在林园，早上起来散步时巧遇同样出来散步的蒋介石，蒋介石领毛泽东参观了林森墓，毛泽东对林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文革时期，重庆是武斗现象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林园和林墓惨遭浩劫，林森的尸体和棺椁全被焚毁。1979年，中共中央评价林森为“著名的老一辈民主革命家”。

功在辛亥

林森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志同道合的挚友。

1914年林森追随因“二次革命”失败而逃亡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孙中山先生“致力美洲党务，主持筹募讨袁经费”的重托，前往美洲，开展党务、侨务以及为革命筹款等工作，取得不俗的成绩。林森领导的国民党美洲支部被孙中山誉为“领袖支部”。

1916年林森回国，继续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

1919年，林森在孙中山大力支持下筹建黄花岗烈士墓，编纂《碧血黄花集》，并于4月29日在广州主持了盛况空前的黄花岗烈士公祭活动，大力弘扬烈士的革命精神，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林森为国民党改组所作出的贡献。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指派林森为“党务讨论会”主席，主持广东支部和海外代表开会，“共商党务兴革进行，实启国民党改组之先声。”10月25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邓泽如、林森等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筹备国民党改组事宜。国民党“一大”期间，林森又被孙中山指派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6次任大会执行主席，仅次于主持会议8次的孙中山。会上，林森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任海外部部长。

孙中山1925年3月病逝后，林森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孙中山后事的操办上。他出任“总理葬事委员会”分管工程建设的常委，后又兼任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为中山陵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1929年孙中山下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中，林森出任“特派迎榇专员”的首席代表，率先垂范，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确保移灵奉安大典的顺利进行。

1939年11月，林森领衔与石瑛、张知本等12人提议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获得批准，由国民政府1940年4月1日公布遵行。

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1931年底，在全国抗日怒潮中蒋介石被迫下野。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派系争执、妥协的结果，推出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由于林森这位年高德勋的超然人士发挥了中枢“均衡器”作用，国民党内部历时多年的新军阀混战、派系纷争严重的局面大有改变，基本稳定下来，有利于抗敌御侮。

林森在抗战中奉行“内协外争”方略，对内致力团结，对外力主抵抗。

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林森坚持抗日、反对妥协的严正立场：“与其屈辱图存，毋宁坚决抵抗”，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日壮举。

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林森极力主张和平解决，明确表示“讨伐令不可下”，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贡献。蒋介石回到南京时，一下飞机就忍着腰痛向前来迎接的林森鞠躬致谢。

七七事变后，林森旗帜鲜明，坚持团结抗日，再三阐述弘扬中华民族正气，坚持“长期抗战”“持久战争”“全面抗战”的思想，强调：“我们必定能够始终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对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之流，林森则毫不留情，号召民众“坚持抗战立场，肃清汉奸”，坚决主张开除汪精卫及其汉奸同伙的党籍，并下令通缉。

1941年12月9日，林森以中国国家元首的名义发布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令。1942年元旦，美、苏、英、中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可惜，林森没有看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于1943年8月1日病逝。

“导扬盛治”

1931年底，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以“法治国家的建设”为己任，强调要“促成宪政，实现民主政治，为建国的首要目标”；强调“做官乃为人民服务”；指出“全国上下，都应该从本身奉公守法开始，以养成法治的习惯。”

林森在任参议院议长时就曾为维护法治与袁世凯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12年4月29日，参议院移至北京举行开院礼。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到参议院时“佩剑登场，趾高气扬”，林森则上前阻止说：“此地乃代表人民之最高机关，不得携带武器，请先生解除佩剑，以崇法治。”袁世凯闻言为之色变，赧颜从之。

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不久，就对文官长魏怀提出要求：“我只要你做到两个条件：第一、你不要荐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见客。”对亲友人事、政事方面的请托，他则一律拒绝。遇有同乡来求职，宁可自掏腰包予以资助，而不为之介绍工作。

林森常在公务不急之时，轻车简从，探求民隐，路上遇见农夫乡民，经常下车，和他们闲话桑麻；有时独自漫步街头商店，与市民聊天，态度和蔼可亲。在重庆期间，国民政府依山而筑，“山上种有菜蔬杂粮等物，仍准农人出入府禁，按时耕作，所以与民无争。”

林森特别重视科教兴邦工作，认为“科研为建国始基，育才为救国之本”。

林森关心家乡建设，特别重视教育，多次为家乡捐资兴学。1931年10月在尚干祠堂乡亲们接风洗尘宴上，林森似乎“不近人情”地说：“惟在此国难时期，我们应该卧薪尝胆，把一些靡费用于教育上最好……地大不足为宝，人众不足为恃，惟道德与学问，为立身立国之根本。”林森当场带头捐资，创办一所乡村师范学校。

1939年林森预立的遗嘱，将几十年积蓄的50万元（按当时金价折合黄金4371两）捐作奖学基金；并亲订《考取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资助经费办法》：“嘱由能表同情于斯举者，恪守此方针而办理之。百年树人，是实始基，尚期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久远，而利国家，有厚望焉。”

1943年，林森在临终前又留下关于家事的遗嘱：“余身后，将手置庐山、北平、南温泉及南京房屋暨存款、衣服、字画、古玩变价，作为创办尚干职业学校基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