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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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代至1960年代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1]

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步，力争在二十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把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 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

四个现代化是建立在对“现代化”一词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而现代化主要是指现代以来一种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其含义比较广泛。在经济学意义上，基本等同于工业化和资本化，强调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货币的形成和专家系统的建立，以及这些机制背后的信任机制的建立。而随着人们对现代化弊端的反思，那种将现代化与发展和进步予以等同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现代化存在内在的弊端，如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强势等。有基于此，才有后现代理论的出现，才有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逐步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设想。后来，又逐渐确立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由此，毛泽东首次较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内容。

1960年2月中旬，周恩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称“科学技术现代化”。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称，“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年9月6日到9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同年11月17日到12月3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63年8月6日，薄一波在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所谈的主要内容有，“原打算1963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现在不搞了，1966年开始。这3年的调整，著重于充实、巩固、提高，填平补充，成龙配套。”由于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年不能出台，所以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四个现代化”作了公布。

1964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64年12月20日到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在会上向全国人民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要改换领导层，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时提到：

“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四个现代化 邮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旧中国伤痕累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着手谋划新中国的发展，在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先后提出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改革开放之后又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不断拓展深化，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目标上的与时俱进。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路径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只能先从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制造化学肥料这几项工作入手。因此，我们党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就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之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两化”，将“国家工业化”改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另外加上“农业社会主义化、机械化”。1954年，毛泽东在领导起草国家宪法时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的总任务。工业化方面，我们争取到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在农业恢复方面，根据当时经济状况和支援抗美援朝的需要，决定先从根治淮河入手，同时在全国各地大搞兴修水利工程，初步解决了淮河、长江和永定河流域的燃眉之急。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又宣传标志2把“四个现代化”写进了总纲中：“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从提出“一化”“二化”再到“四化”，体现了我们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士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新生政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认识和形势变化调整“四化”内容

一是把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归到工业现代化里面。交通运输业不仅仅是修建公路、铁路、航道、机场等基础设施，还有很多是属于工业的范畴，如修建基础设施的工具、制造运输工具汽车、火车、船舶、飞机等。周恩来1957年8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业在内的，交通运输业是要先行的，但要全面安排。从此，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就不再单独列出。

二是增加科学文化现代化及又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我们党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对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又把“科学文化现代化”表述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1963年1月在上海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三是把国防现代化先移出后恢复。面对世界形势向更加和平的方向发展，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周恩来提出要把国防工业放慢一些，于是在之后几年时间里，也暂时不提国防现代化，只提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这三个现代化。到1959年，毛泽东提出仍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黑龙江省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使我们的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谈话中又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他说：“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

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号召。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就一直延续至今。

不断完善和拓展“四化”目标内涵

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实现现代化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宣传标志3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对三届人大提出的“两步走”又细化了具体时间安排：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邓小平从国际国内发展现状出发，把现代化目标调整为70年时间跨度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鉴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目标中的前两步目标已基本实现，江泽民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对“第三步”发展战略进一步细化，变成时间跨度50年的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第二步，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第三步，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胡锦涛将我们党现代化的目标概括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的30年又规划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奋斗15年到2035年，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再奋斗1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2]

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揭开历史的帷幕，看看邓小平当年是如何开启改革开放的。

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群众生活依然贫困，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使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遇到严重障碍。

在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组织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于次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公开发表，很快就有多家报纸全文转载。该文阐述的基本观点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该按照实践的标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正因为如此，此文受到责难，刚刚兴起的讨论面临夭折的局面。

关键时候，邓小平挺身而出，首先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给予支持，其次对那些指责该文的人提出了批评。7月22日，他把胡耀邦找到家中，明确表示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听了胡耀邦的传达后，非常高兴，很受鼓舞。9月中旬，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现在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迅速在全国展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解放军各单位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这次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思想保障。

“北方谈话”：提出改革新要求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过程中，与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相伴随，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新思路。1978年9月13日至20日，他在东北和天津等地进行调研，发表“北方谈话”，其中阐述了改革的总要求、理论依据以及改革的精神。

在调研中，从端正思想路线出发，邓小平提出对特定历史背景下推广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不能盲从，要看实践的效果。他提出了改革的总要求：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是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吉林省委负责人汇报后，以深深的忧患意识指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9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鞍山钢铁公司时说：“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以革命的精神进行改革事业，就是要有闯劲，不能当懒汉。邓小平反复强调：“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在这次调研中，邓小平开始考虑如何结束以“抓纲治国”为指导的揭批运动，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9月17日，在沈阳军区调研时第一次提出要适时结束运动。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总政提出这个问题。接下来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访日访美：打开对外开放大门

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邓小平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非常重视战后日本抓住有利时机实现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参观日本现代化工厂。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在乘坐新干线列车时，他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在松下电器公司，他对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日本企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希望松下的电子工业到中国去。”中国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要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因此，邓小平说，他这次到日本来，是抱着向日方请教的态度来的。

在中国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如何调整中美关系，是事关全局的重大课题。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灵活的斗争艺术，决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又通过访美展现卓越的政治风采和外交才华，迅速将中美关系推上新高度，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奠定了新的国际大格局。

1979年1月28日到2月5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旋风访问”：近80场会谈、会见等活动，22次正式讲话，8次会见记者或出席记者招待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同样的，他实地考察体验了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虚心地表示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他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汽车装配厂，称赞其先进技术，预言中国汽车工业20年后将见到成绩。他参观了波音747飞机装配厂，结束时表示：“看到了一些很新颖的东西。”

邓小平访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友谊之旅，他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他的战略家风度和政治家魅力深深吸引了美国人民。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这样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扬帆启程。

指导召开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一次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这个议题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与会代表的关注和热议。会议开成了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的会议。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后来被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正式开启。

邓小平后来多次谈到这次全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意义。他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3]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并在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更加深刻和全面。

1991年，江泽民在全面总结建党70年来中国现代化追求与探索的历程时，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三个概念，对“富强、民主、文明”的基本目标作了进一步阐释。此后，十四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三者并列，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进一步深化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五大强调：“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从而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直接挂起钩来。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与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奋斗目标，是两个相互对应的范畴，它们之间互为补充，互相说明。江泽民同志正是在这种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科学概念。他认为，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基本纲领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三个方面，它把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追求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分解为经济建设方面的目标、政治建设方面的目标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目标，这些基本目标和相关的方针政策互相配套，互相关联，让人看得见，摸得着，使得富强、民主、文明的总体目标从理论变成了政策，从目标变成了纲领，从口号变成了实践，避免了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提出的目标过高、过大、过空，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缺乏相关的实施策略，最终变成空头文字或口号的命运。

正是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江泽民在世纪之交还提出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纲领，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向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只有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换言之，只有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领导全国人民最终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奋斗目标。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维，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并把它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进一步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2002年，十六大报告首次把“社会更加和谐”纳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新世纪前20年建设更加全面的小康社会，其目标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此后，我们党对社会和谐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

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时代要求和当代国情，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此为指导，十六届四中全会不仅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而且把它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并列提出来，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思考。

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首次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属于“社会建设”，并把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过去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此后，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明确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要任务，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工作要求和重大措施。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深刻阐明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表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

十七大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强调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据这一新的奋斗目标，党中央对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作出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首次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这个基本纲领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作了全面部署，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出了具体的阐释。

把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强调“四位一体”，共同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补充和完善，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新拓展。

十七大在充分总结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新中国现代化奋斗目标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明确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奋斗目标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基本纲领，充分说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和全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路更加明确和具体，制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纲领更加适合中国的具体实际。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进一步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增加了“美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现代化建设目标有了更好对接，中国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也更趋完美。

明确将“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标志之一，这是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的新的部署安排。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进入新时代，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持之以恒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将“美丽”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也有利于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目标：到2020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使命担当。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我们必将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

继1960年代“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中国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新四化”之后，习近平去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因应世界局势，彻底实现现代化政党转变和长期执政的必然之途。^[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