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这个名字，是源于周恩来对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名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的总称。三人共同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政权中的职位便利，为中共的地下工作做出过突出贡献。“龙潭”取自龙潭虎穴的意思，表示三人所处环境的险恶。20年代初，龙潭三杰组织了一个情报小组，李克农任组长，他们利用自己在敌人内部的特殊岗位，在白色恐怖中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钱壮飞在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牺牲在乌江^[1]，胡底也是在长征中，被分裂分子张国焘陷害，后在1935年9月遭到杀害^[2]。李克农在解放后以及在朝鲜战场显赫一时，在党内评价很高，1962年2月病逝北京。^[3]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货轮，连夜押送南京。与此同时，蔡孟坚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发了六封绝密电报。几小时后，一个机要员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卷宗送到机要秘书钱壮飞手中。钱壮飞翻开卷宗，里面是一封绝密电报，发电地址是武汉行营，标明徐恩曾亲译。而此刻的徐恩曾正在上海度周末，接下来的一小时内，机要员一共送来六份绝密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都标明“徐恩曾亲译”。电文内容是：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已投降，如能迅速转到南京，三日内可将中共机关全部肃清。顾顺章供称中统内部核心里有共党分子埋伏。钱壮飞知道事情是多么严重，因为顾顺章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知道党的核心机密太多了。钱壮飞立即吩咐交通员以十万火急的速度去上海，将情报送到李克农手中。李克农将情报连夜通知了领导人陈赓、周恩来。

根据这一情报，党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废除了顾顺章知道的全部暗号和接头方法，中央机关全部转移。4月27日夜，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电文：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

1931年4月28日清晨，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当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的名字：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至此，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

钱壮飞，原名壮秋，亦名钱潮，湖州人。早年就读于省立第三中学（今湖州中学），1915年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1919年毕业后留京行医，其间，钱壮飞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钱壮飞除了医疗事业上的成就，还展示了相当的艺术才华，加入北京光华影片公司，并参与拍摄中国首部武侠电影《燕山侠隐》等影片。

1927年大革命失败，钱壮飞因党员身份暴露遭受通缉，离开北京来到上海，但是找不到养家糊口的职业，生活非常困难。1928年9月，钱壮飞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班招生广告后前往报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这个营业处主要职能是经营国内国际电报，它虽然不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但对于我党了解和掌握有关情报、培养无线电人才来说，是个非常有用的地方。因此，党组织决定让钱壮飞长期潜伏下来。

时任上海营业处主任的徐恩曾对钱壮飞青睐有加。1929年春，徐恩曾带钱壮飞前往浙江筹办西湖博览会，钱壮飞担任建设委员会驻西博会陈列室主任，他所负责的特别陈列所展品琳琅满目，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令他更得徐恩曾赏识。年底，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调查科代理主任，郑重推荐钱壮飞担任其机要秘书。同时，中央决定，由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

1931年4月25日钱壮飞拆译六封密电，得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钱壮飞让女婿乘夜车火速赶去上海先行报警。得到消息后，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转移。等到28日晨，国民党根据顾顺章的供述在上海进行大搜捕之时，却发现各处都已人去楼空。

1931年夏钱壮飞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等职。钱壮飞博学多才，他早年学过美术，对绘画、建筑设计颇有造诣。在苏区，他承担了许多重要工程的设计工作，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等。

1934年10月，钱壮飞所在的总参谋部二局被编入军委纵队，参加长征，负责侦察、情报工作。遵义会议后，钱壮飞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3月南渡乌江后，钱壮飞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一直未能找到。经党中央事后确认，钱壮飞于1935年4月1日牺牲于贵州省金沙县，时年40岁。^[1]

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曾化名胡马、裳天、伊语等。1905年3月出生在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洪宕村一个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20岁的胡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胡底进步很快。他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革命日夜奔走，不遗余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1926年，胡底与钱壮飞等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他们一起拍摄了故事片《燕山侠隐》，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4月28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惨遭杀害，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作为北京地下党的活跃分子，胡底、钱壮飞等引起了军警的注意。胡底得到报警后改名胡马，字“北风”，与钱壮飞一起从北京转移到上海。

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计，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

1929年初冬，正在摄影棚里拍戏的胡底，见到了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他们是安徽同乡，在芜湖时就相识，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这里，又使李克农认识了钱壮飞。由此开始了“龙潭三杰”的密切合作。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他熟悉党中央机关情况，掌握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址等许多重要机密。在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沉着机智地截获了顾顺章叛变这一重要情报。他一面迅速报告党中央，一面通知天津的胡底。胡底接到钱壮飞发来的“潮病重速返”的电报后，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周恩来接到情报后，当机立断，采取紧急措施转移在沪机关和人员，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破坏和灾难。

1931年底，胡底与钱壮飞、李克农先后抵达中央苏区，胡底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除了从事政治保卫工作，他还兼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俱乐部主任，承担了大量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在苏区的3年多里，胡底才思敏捷、充满激情，不但创造性地因地制宜组织红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还动笔创作了很多短小精悍的话剧为部队演出，成为苏区最高产的戏剧作家。

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人在江西宁都发动起义，加入工农红军，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1933年6月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从1933年起，将每年的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八一”前后，中央苏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各单位的文艺汇演盛况空前。胡底根据周恩来的腹稿，写出剧本《杀上庐山》。

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4年底，中革军委保卫分局改称红军工作部，胡底担任侦察科科长。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表面上同意，行动上却与中央唱反调，提出南下川、康的方针，仗着人多枪多逼迫中央，这给两军会师后的形势蒙上了阴影。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胡底调任红军总部侦察科科长，随左路军行动。对张国焘的分裂言行，胡底很反感，不时有愤慨之语。8月中旬，在向阿坝进军途中，侦察科干粮所剩不多，开始采摘野菜野果充饥。有一天侦察员捡回些野蘑菇，其中有毒菌，大家误食后都不同程度地中毒。胡底食毒菌后神志不清，控制不住心中的愤懑，大骂张国焘有野心，是“军阀”“法西斯”，被安插到侦察队的张国焘心腹听见。张国焘得知后恼羞成怒，竟将胡底扣上“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罪名，撤销了他的科长职务，取消了他的乘马和勤务员，逼他带病背着大包袱“戴罪”行军。胡底中毒后如同害了一场大病，脸色苍白，身体虚弱，行动十分困难。9月，张国焘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第四、三十军掉头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为排除异己，杜绝“隐患”，在部队行至由斯达坝到松岗的半路上，胡底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了。^[2]

李克农，祖籍安徽巢县，生于芜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芜湖。“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芜湖右派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获得情报，使得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这是李克农送出来的第一个情报，而他以后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情报工作展开，送出的情报，挽救的同志，不计其数。

1929年12月，李克农经组织上批准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

1931年4与月26日，当钱壮飞得知顾顺章叛变后，迅速将情报交由他的女婿刘杞夫送到上海李克农手中。李克农瞬间察觉情况万分危急，必须以最快速度将情报交给党中央。李克农是和时任中共情报部部长的陈赓单线联系的，而此刻不是他们定期碰面的日子。形势危急，已经不容许半点拖延！李克农灵机一动——可以先找到江苏省委，找到省委就可以找到陈赓，这样情报就可以送到党中央了。

1941年4月，毛泽东曾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说：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李克农奉命出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而此时，他正备受哮喘病折磨，夜间靠打吗啡才能入睡。

在板门店的谈判大厅旁边，有一顶帐篷。每到会谈僵持不下时，中方代表就会从谈判大厅进入帐篷，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端坐在帐篷中，他总是在大口吸烟，极少说话。

谈判席上的态势总是由李克农发电报到北京，而主席会据此作出适当的敌我分析，抓住敌人的心态，“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每一封主席发出的电报开始都是：“克农，并告金、彭。”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零十几天，其间两易会场，5次中断，开了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最艰难的一次谈判双方竟然僵持了132分钟。

那是1951年的12月28日1时，关于机场和交换战俘的谈判进行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双方都不肯做出任何退让。我方代表来到帐篷内，急冲冲地说出三个字“怎么办”，李克农拿出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同样是三个字——“坐下去”。毛主席早就估计到朝鲜谈判的战略形势，给予了李克农明确的信息：“不要怕拖，不性急，敌无所施其技。”

1953年7月27日，谈判终于结束，李克农长舒一口气。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逝世。美国中央情报局庆幸从此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在国内，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董必武曾赋悼诗“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3]

人物简介

“龙潭三杰”后三杰，是指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主要人物是熊向晖。三人都潜伏在胡宗南部担任职务，熊向晖担任胡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二年。

“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熊向晖是受周恩来亲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当然“拉”出来的过程并非被动，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向晖与申健、陈忠经三人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时，正当抗战时期。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期潜伏，做一枚国共对弈中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事实证明，周恩来这一着闲棋冷子放在了最要命的地方。1941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熊向晖等人联络。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部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大兵压境，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了胡宗南部的详细部署情况，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叫停了这次进攻。事后胡宗南虽密令追查泄密者，但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国留学的熊向晖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据说,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中共中央随即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虽占领延安却找不到带着中央直属机关在山沟里“转悠”的毛泽东。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是对“后三杰”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熊向晖（1919－2005），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后龙潭三杰”之首。1978年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申健(1915-1992)，原名申振民，直隶（今河北）大城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后曾任驻古巴大使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副部长，中国古巴友好协会会长，驻印度大使等。1992年逝世。

陈忠经（1915—2014^[4]）江苏仪征人。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员。建国后，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