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之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对这种错误还没来得及进行思想认识上的彻底清理，因而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党内有人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照搬他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经验，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认识不够。

随着大片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八路军、新四军影响的日益扩大，党的组织力量和党员数量严重落后于形势的发展。随着大量新党员入党，其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大多出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有些人身上还存在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容易受到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如何整顿党的作风，把党锻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抗战的大环境中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成为党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整顿党的作风，进行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 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和《 反对党八股》的报告^[2]，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 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 延安整风运动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运动的宗旨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正式结论。^[3]

整风运动分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一个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则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3]

此时，中央党校是空前地扩大了，全校共分为6个学员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党校第一部。为了加强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总学委， 毛泽东为主任委员；总学委下设分学委。此时，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 彭真任常务副校长。^[4]当时延安中央党校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单位。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9—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由此，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中，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于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整风运动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共产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 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发出挑战。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时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的这一重要讲话，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博古与张闻天等人均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至此，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为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条件。^[5]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 瞿秋白、 李立三、 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延安整风运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5]

延安整风运动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于1942年正式拉开了帷幕。延安时期的全党整风运动按毛泽东的部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42年2月至4月

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均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和充分地向党员、干部做了思想动员。

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进一步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做出明确规定，从此开始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延安整风的中心内容。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 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加以反对。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总结学习阶段，各单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行总结。

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由此转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做出结论。

当时，广大干部主要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还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毛泽东也做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针对同志们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延安整风运动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大家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更好地认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5]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在整风运动中，围绕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的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克服抗战中的严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整风运动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也教育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新党员。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的结果，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整风运动对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3]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第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毛泽东个人意识与全党意识相统一

延安整风运动

在延安整风前，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民族利益。通过整风学习，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

第二，实现了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

延安整风运动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正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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