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白银协定

1934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开始实行一项对中国产生严重影响的白银政策。美国国内一心希望为美国的白银行业谋取利益的白银集团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提高银价。以内华达州参议员皮特曼为首的这个集团声称，如果提高银价，“就能使中国及其他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得到提高，从而为美国商品开辟广阔的未来市场”。 6月，罗斯福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签署了一项白银购买法。这项法令规定，政府购买白银的数量要达到美国通货储备金的1/4，或国际银价达到1盎司1.29美元（当时是1盎司0.45美元）为止。这项法令的实施，使中国白银出口剧增，给中国币制带来严重混乱。9月22日，驻美公使施肇基奉命照会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政府不取可使中国白银再有流出之行动，并与中国合作，……阻止银价高涨而维持平衡”。10月12日，罗斯福正式答复中国政府说，白银计划是国会确定的，政府只好“遵照该项计划之目标进行”，同时笼统表示在执行国会法令时将“竭力注意中国政府之意见，而调整购银之时间地点以及数量”。 但实际上，美国只是我行我素，置中国呼吁于不顾。

10月14日，国民政府宣布即日起加征7.75%的白银出口税，加上原征税共10%。此后，合法出口有所减少，但走私出口却更加猖獗。据可靠估计，仅1934年最末几个星期中就有价值2000万元的白银走私出口，1935年一年白银走私出口估计在1.5亿至2.3亿美元之间。12月上旬，孔祥熙再次商请美国政府或者宣布国外白银的收购价不高于每盎司45美分，或者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整理币制。在沪美国金融界头面人物也警告说，如果外国不给援助，中国的经济结构过不了几个月就可能崩溃，现在（1935年）针对美国白银政策的反美情绪已经相当严重，总统也许应当考虑修改这项政策。副国务卿菲利普斯12月10日把这份电报与孔祥熙的求援电一起呈送总统，他也建议总统重新考虑白银政策。

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并不一致。由回国述职的驻华大使詹森和国务院经济顾问菲斯拟就的备忘录认为，美国的白银政策正在损毁中美关系，美国先前答应援助中国的重建，如今实际做的却适得其反；没有外国帮助，中国不可能整理币制，而如果美国帮助中国整理币制，则将更深地卷入中国内政，也自然会招致日本的反对。备忘录于是建议终止收购白银，或者接受孔祥熙的建议把银价稳定在每盎司45美分。财政部却认为，鉴于国会的态度，政府必须收购白银，但美国政府可向中国发放一笔信贷用于整理币制。最后，总统主持的国务院和财政部联席会议定出一个方案：把银价稳定在每盎司55美分，按中美两国政府都同意的条件向中国政府收购白银。12月18日，美国政府把这一决定通知中国中央银行。但这则本属机密的消息却不胫而走，而且变了样子。见诸报端的新闻是：美国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将放慢购买白银。国会中白银集团议员强烈反对政府这一措施。12月31日，代理财政部长摩根索被迫通知中国政府，终止刚刚开始实施的计划。

中国政府于是提出安排宋子文在1935年1月下旬赴美商谈。但国务院认为，既然美国政府没有什么好办法，宋子文访美注定不会有结果，这样，美国就会被指责为任随中国混乱状态的发展；如果美国采取某种措施，又可能给美日关系带来麻烦。以皮特曼为首的白银集团自然更是竭力反对拟议中的宋子文之行。他们扬言，除非宋子文不提白银问题，否则不能让他来美国，罗斯福政府无奈，只好通知中国政府取消这一计划。

2月初，中国政府向美国表示，中国打算把币制改为金银双重本位制，要求美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国务院主张，美国要与对中国财政问题有兴趣的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一起向中国提供“集体援助”；财政部则认为，集体援助是行不通的，美国只能“单独干”。结果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2月26日美国政府给施肇基的照会说：美国政府想知道，中国政府是否考虑过把这一方案同时向在过去对中国财政问题有兴趣的那些外国政府提出。这一答复最终表明，罗斯福政府在国内不敢得罪白银集团，在国际上生怕触犯日本，它对中国的一再呼吁和请求不能作出有效反应，而任随损人利己、危害中国的政策略继续下去。

与此同时，中国向英国寻求贷款的努力也遭到挫折。英国政府提出了类似美国国务院的建议：由英、美、法、日四国联合向中国提供贷款。但日本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其他国家也不热心，英国转而建议派专家赴华调查，又遭日美拒绝。英国政府遂决定派其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作为财政专员前往中国考察。英国希望实现以英国为主、得到日、美合作的对华贷款，并希望中国放弃银本位，发行与英镑相联系的纸币，从而达到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9月21日，李滋罗斯一行抵达上海。

1935年夏，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步深入。6月，侵华日军制造事端，先后把《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强加给中国，使日本势力渗透到河北、察哈尔两省全省范围，国民政府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几年，蒋介石政权由于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积极“剿共”，每年军费支出竟高达该年财政收入的1/3以上，因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美国白银政策的冲击更使中国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国民政府被迫考虑实行币制改革的问题。为了拥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外汇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国民政府再次向美国求援。

10月26日，孔祥熙在致驻美大使施肇基的密电中提出了由中国政府直接向美国政府出售1亿盎司白银，而不在市场公开抛售的方案，以免刺激白银市场。财政部长摩根索本来就希望通过美国单独干预控制中国财政，可是一年多来，美国却一直左顾右盼，不断拒绝中国的求援要求，而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倒是英国派遣了李滋罗斯赴华，先于美国介入了中国的币制整理。当时中国中央银行每天所开汇率都是以英镑为基准，对美元、日元的汇率都通过英镑对这些外币的汇率进行折算，这自然使摩根索怀疑英国是要把中国币制纳入英镑集团。中国的上述建议正好给美国插手中国的币改、扭转当时于美国不利的事态发展提供一个机会。于是他表示可向中国购买1亿盎司白银，条件是中国提供币改的详细方案。11月1日，孔祥熙将币改方案秘密通知摩根索，并另给施肇基发一密电：“请非常秘密地口头通知美国财长，中国政府已决定采纳今日英文电报中所述的币改计划……极盼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售白银一事能作答复。……英国代表团[指李滋罗斯]赞成在上海发行债票，由英国银行和其他对此有兴趣者参加，已取得谅解，债票可在伦敦发行。……如此次借款成功，这就意味着新币将与英镑发生联系，否则，新币与其他外币或黄金发生联系将不受任何约束。” 这份电报对于美国来说既是一个威胁，又是一个诱饵：如果美国答应大量收购中国白银，新币可能与美元发生联系，否则，国民政府只得求助于英国，新币与英镑挂钩也就在所难免了。孔祥熙已经有言在先，只待摩根索作出抉择了。

2日，摩根索在与施肇基的谈话中再次表示同意向中国收购1亿盎司船上交货的白银，并提出购银条件如下：此项售银收入完全作为稳定中国货币之用；中国成立由三位专家组成的平准委员会，其中两位须为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的代表；中国将售银所得存放于中央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该代理行应是一家美国银行：中国新币应按下列任一方式进行兑换：或从币改一开始就确定中国元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或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兑换—定数量的黄金，每盎司1.29美元的价格兑换一定数量的白银。 按这些条件，中国外汇储备存于美国银行，币改由美国顾问指导，新货币必须盯住美元，这样中国货币自然被纳入了美元集团，中国的金融也就落入美国掌握之中了。国民政府鉴于当时严重的金融市场恐谎，等不及再与美国磋商这些条件，就匆匆于11月3日颁布币制改革紧急令，宣布自4日起发行新货币〔法币），白银收归国有，限期兑换法币。

币改令颁布后，各国反应不一。英国表示支持，日本坚决反对，美国乘机进行要挟。

英国先已派李滋罗斯等来华考察，为中国币改出谋划策，以便把中国新货币纳入英镑集团。颁发币改令的当天，他与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共同起草了一份题为《1935年禁付现银规例》的国王敕令，要求在华英商和侨民遵守币改令，不以现银支付债务；所有在华英商银行也表示愿意交出白银。汇丰银行并以低息（年息3厘）借给国民政府200万镑。

日本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的金融状况及有关的对外交涉。美国高价收购白银，日本乘机大肆进行走私活动。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35年头9个月，日本运出白银总数共值1.44亿日元，而上年同期仅为700万日元，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国偷运出口的。日本报纸也承认，“由日本输出之白银主要是由中国向日本走私之白银”。 日本怀疑中国币改是在英国策划和支持下进行的。11月4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气势汹汹地责问孔祥熙，为什么在币改令颁布前不与日本商量。在华日商拒绝交出白银，并采用各种手法，或继续从事白银走私出口勾当，或不准华北白银南运，给币改制造种种困难。

美国的政策比英、日要复杂一些。11月5日，施肇基对摩根索2日所提各项条件作了答复。中国政府仅同意把外汇存放于纽约，其他各项均未答应。摩根索十分不满，威胁说：中国掷的“这把骰子还没有落定”，中国休要“把我们当傻瓜来愚弄”，休想用美国的钱来实行它的计划。国民政府迫于美国压力，作出让步，表示除了法币与美元联锁一条外，其他条件均可接受（对美国专家参加平准委员会一条改为：美国银行的一位代表参加该委会员）。摩根索“斩钉截铁地”说，除非法币与美元联锁，美国不能向中国政府购银，而法币反正是要与或英镑、或美元、或日元联锁的。但摩根索见一时不能压服中国，便于13日与施肇基达成协定，把购银数量减为5000万盎司。

这项交易的达成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法币与美元联锁的要求。摩根索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于是，12月9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停止向伦敦市场收购白银，并降低在国外的白银收购价。伦敦银价迅速下跌：12月上旬每盎司为29便士，12月21日跌至21.75便士，半月之内下跌25%，到1936年1月更跌至19便士左右。 伦敦这个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几乎陷于瘫痪。

美国这一招对中国币改是严重威胁，1935年12月上旬，中央银价的牌价是每盎司白银14.5便士，而伦敦的价格是29便士。国民政府搞币制改革打的就是这个算盘：在国内实行白银国有化，低价收进，到国际市场高价售出，赚取外汇。如果国际市场银价下跌，则国内银价必须随之下跌，否则政府将无利可图；降低银价等于减少了法币的准备金；且法币的稳定有赖于银价稳定，银价过低、法币汇价也无法维持，势必引起抢购外汇和黄金狂潮，币制改革将全面崩溃。国民政府向美国紧急求救。1936年1月21日、26日，孔祥熙两次电告施肇基，“现在银价跌落，又导致了新的不安，大大贬低了中国通货白银准备的价值，损害了人民的信心”。他要施肇基向摩根索说明中国币改的严峻形势，并称“极愿在白银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进行合作”。 国民政府派孔祥熙或宋子文赴美谈判，但国务院担心引起英国猜忌和日本反对，不同意中国派政府官员前往，国民政府遂指派在美国颇有声望的银行家陈光甫前往美国。陈光甫早年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时任上海商业储备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常务董事。行前，他被委任为财政部高等顾问。

4月7日，由陈光甫率领的中国币制代表团抵美。他与摩根索进行了40余天的艰难谈判，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中国保证其货币确未与英镑发生联系，中国保证在国内扩大白银的用途。谈判结果，中方在这两点上作出让步，换取美国政府新的购买白银、维持银价的承诺。

5月15日，中美两国财政部以备忘录及换文形式达成《中美白银协定》。协定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保证币制独立，不与世界任何货币集团联锁；

二、中国除外汇、黄金外，保持现金准备中的25%为白银；并取消关于艺术与工业用银的限制；铸造半元、一元银辅币；

三、美国承购中国白银7500万盎司，另接受5000万盎司作2000万美元贷款的担保。

5月17日，孔祥熙在《增加法币保障宣言》中透露了上述第二项内容，并称：“依据上项规定，我国币制，自仍保持其独立地位，而不受任何国家币制变动之牵动，法币地位，既臻稳固，国民经济，当趋繁荣”，云云。孔祥熙吹嘘法币的独立地位，这是自欺欺人。第一、币改方案从原则到具体细节都是由几个英、美顾问包办拟订的；第二、法币原来在技术上与英镑联锁，后来国民政府虽声明不与任何货币集团联锁，但事实上法币汇价却与英、美套汇率相联系；美元与英镑中那个较贵，法币就照它换算对其他外币的汇率；第三、从1934年11月到1937年7月，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售出四批白银：1934年11月1900万盎司，1935年11月5000万盎司，1936年5月7500万盎司，1937年7月6200万盎司（即作为借款抵押的5000万，及额外加运的1200万），四年共2.06亿盎司，价值95761570美元，占了国民政府发行法币外汇准备中的主要部分。从这四年售银过程中可以看出，币制改革进程本身就表明了国民政府从财政上对美国依附的加深；第四、到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存在外国的黄金和外汇准备共1.35亿多美元，其中70%存于美国，其余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使美国得以通过掌握中国的黄金外汇准备来控制中国的金融。

按照协定，中国要保持1/4的法币现金准备为白银，这与美国白银法令中规定的白银在美国货币的金银储备中要占1/4相一致。这样，中国就不能完全脱离银本位，更不能无限制地在国际市场出售白银。这一条款一方面适应了美国国内的政治需要，摩根索可以在白银集团面前为他的立场进行辩护，即他没有帮助中国放弃银本位，相反，中国还要新铸银元，并扩大白银的用途；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美国通过操纵银价影响中国和世界的金融市场。

从另一角度看，《中美白银协定》的订立和美国收购中国白银增加了中国货币发行的外汇准备，使法币得以暂时稳定，避免了一场行将爆发的全国性金融危机，对当时的币制改革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尤其是当着日本军国主义正准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时候，财政金融的稳定对于中国以后坚持抗战是至关重要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继续收购中国白银，迄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共购银3.621亿盎司，价值1.572亿美元。 这有助于维持抗战初期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客观上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一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