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场春色

歌场春色——以黎锦晖为中心的音乐场域

梁捷

毛毛雨 下个不停

微微风 吹个不停

微风细雨柳青青

哎哟哟 柳青青

小亲亲不要你的金

小亲亲不要你的银

奴奴呀 只要你的心

哎哟哟 你的心

这就是著名的《毛毛雨》，洪芳怡作词，黎锦晖作曲，由黎锦晖之女黎明晖演唱。1927年，黎明晖登台演唱《毛毛雨》不久，百代公司就将其录制唱片，轰动一时，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许多商店安置了留声机或收音机，通过大喇叭播放招徕顾客。当时印有《毛毛雨》的歌篇，两毛钱一页，引来购者无数。黎锦晖就是靠出版《毛毛雨》赚了一大笔钱，这笔利润最后变成当时滞留在南洋的黎与家人回国的川资，还包含了重建歌舞专门学校的部分经费。

但这首歌从出现开始，批判的声音就未曾停止。1931年，电影检查委员会检查到中国华光公司的有声影片《雨过天晴》中有歌曲《毛毛雨》，归为诲淫诲盗之类，即令删除。1934年，上海教育局训令各中小学校、电台、游艺场及唱片公司，严禁演唱《毛毛雨》、《桃花江》、《舞伴之歌》等有碍风化、贻害青年的淫词歌曲。抗战时期，军人韦杵也撰文《请勿播淫词歌曲》，批评重庆某些商店为招揽顾客而播放《毛毛雨》，动摇民心。

当时右翼左翼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反对《毛毛雨》和它所代表的“靡靡之音”。鲁迅将黎明晖演绎此曲的声态，比作“绞死猫儿似的”，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之类”都比它强。这种观念持续到80年代，《毛毛雨》彼时还被认为是“三大黄色歌曲”之一。

几十年后，当代音乐史家总结中国音乐发展历史，终于承认《毛毛雨》是严格意义上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上海老歌名典》等辞书中收录了《毛毛雨》。2001年，文化部音乐司、中国音协、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纪念黎锦晖诞辰110年暨黎锦晖音乐创作学术研讨会”。李岚清在《文汇报》上撰文，“他所选择的路，许多是前人没有走过的。他除致力于推广国语和改革儿童教育等外，在音乐艺术方面有着一系列的创新和建树。他开创近现代儿童歌舞表演曲和儿童歌舞剧的崭新体裁，创办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编写流行通俗歌曲等等，无一不是20世纪我国音乐史上的创举。”一定程度上，算是为他正名平反了。

一

中国有悠久的音乐传统。流行歌曲出现之前，上海的音乐活动以及音乐教育就很发达了。当然由于过去没有录音技术，音乐无法保存；没有无线电广播电台，音乐无法大规模传播；没有现代剧场和音乐会，音乐家很少能实现专业化。

许多重要音乐组织都在民国前后成立起来。如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美术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不久又有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创办，两所学校均设有音乐系科，是中国最早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民国八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上海古琴家郑觐文组织了大同乐会。在大同乐会激励下，后来陆续又有国乐研究会、紫韵乐会、霄雿乐团等国乐团成立，既是国乐研究团体，亦是演出团体。

当时二十出头的黎锦晖亦是这股热潮中的干将，他和他的“明月音乐会”成为日后中国流行音乐的滥觞。黎锦晖是湖南人，自幼喜爱音乐，自学学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中学时又通过乐歌课接受西洋音乐教育，掌握了一些西洋音乐理论的基础知识。1917年，蔡元培与北大教授沈尹默、马幼渔等在北京创办孔德学校，首开中学男女同校的先例。蔡元培表示，为注重科学的精神，所以各科教学偏重实地观察，不单靠书本同教师的讲授。要偏重图画、手工、音乐和体育运动等科，给学生练习视觉、听觉。黎锦晖即在这个背景下来到北京，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委员、《中华民国日报》编辑，同时在孔德学校任教。由于蔡元培的关系，黎锦晖也加入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并被推选为演奏国乐的“潇湘乐组”组长。有一次蔡元培突然发现，孔德学校校歌采用的是日本国歌曲调，便找到黎锦晖，鼓励他创作有民族特色的新歌。这是黎锦晖从事音乐创作的转折点。

学堂乐歌原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歌曲的一片领域。早期留日学生曾志忞、李叔同、高寿田、冯亚雄等回国后就投入学堂乐歌运动，队伍日趋壮大，曲目逐渐丰富。乐歌最初选用日本歌曲曲调填词，继而扩大到采用欧美学生歌曲和中外民歌曲调填词。曾志忞严厉批评当时的学歌，“今吾国之所谓学校歌曲，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

曾志忞认为文词浅白、曲调上口才是学歌应该追求的目标，“以最浅之文学，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辞欲严而义欲正，气欲旺而神欲流，语欲短而心欲长，品欲高而行欲洁。”

在这股潮流影响下，上海当时出版的学歌集不下20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沈心工《学校唱歌集》（1904～1906年，共4集）、《重编学校唱歌集》（1912年，共6集）和《民国唱歌集》（1919年）、曾志忞《教育唱歌集》（1904年）、李叔同《国学唱歌集》、辛汉《唱歌教科书》（1906年）等。但这些学歌填词有进步，曲调仍少创新。

蔡元培和其他一些教育家意识到这些学歌曲的不足，“连唱孔子的歌也要套日本曲，难道中国就没有了歌吗？”这时，黎锦晖一方面经历了北大音乐研究会内部对于音乐的“雅俗”之争，发觉新音乐运动中“平民音乐”极为匮乏；另一方面，黎锦晖受到大哥黎锦熙的影响，为推进国语运动而编写小学国语课本。而“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因为通过演唱，可以熟练许多国音、标准词、标准句，掌握许多应用的国语话。黎锦晖终于决定专攻儿歌。后来他回忆说，“那时中国音乐家，均以西乐为正宗，唱中国歌就会被笑话......可以说，拿民族的东西也是斗争。”

1920年，黎锦晖创作了儿童表演歌《老虎叫门》，随后是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至1927年，他总共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表演歌曲。诸如“小孩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儿歌，都是不胫而走，家喻户晓，至今仍是最有影响、广为传唱的儿歌。

黎锦晖写儿歌时，主张要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他的处女作《老虎叫门》是要培养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小小画家》反对读经式教育，反对压抑天性，提倡因材施教；《麻雀与小孩》则是歌颂人性的慈善；《月明之夜》认为做人比做神仙好；《春天的快乐》说明快乐出自劳动，有劳动才有快乐；《葡萄仙子》鼓励保护劳动果实；《神仙妹妹》号召合群抗敌；《七姊妹游花园》说的是要不分贵贱，普爱群花。

除了写歌，黎锦晖还创办并主编儿童读物《小弟弟》、《小妹妹》、《新少年》等，新儿歌也多半刊登在这些儿童读物上面。1922年，黎锦晖创办编辑的《小朋友》由中华书局出版，内容包括诗歌、小说、谜语，以及小朋友自己的创作，目的是“陶冶儿童的性情，增进儿童的智慧，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国民，替社会服务，为民族增光”。

二

1922年，黎锦晖本着“宣传乐艺、辅助新运”的理念，抱着“我们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都能欣赏”的希望，憧憬着“培养专门歌舞人才，全力以赴地为中国歌舞专业化作出艰苦的探索和追求”目标，创立了“明月音乐会”。

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更，“明月音乐会”所用名称一直在变，前后共有七种称谓，如“语专附小歌舞部”、“中华歌舞专修学校”、“中华歌舞团”、“明月歌舞团”、“联华歌舞班”、“明月歌舞剧社”、“明月歌剧社”。但其实质都是以黎锦晖为核心的歌舞教育机构和歌舞团，具有高度的连续性，习惯上都将其统称为“明月社”。

1927年，黎锦晖来到上海，他和“明月社”进入最辉煌的阶段。当时上海的音乐教育机构并不少，竞争非常激烈。1927年11月27日，国立音乐院举行开学典礼，院长由当时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萧友梅任教授兼教务主任，实际主持工作。次年萧友梅正式被任命为院长，为音乐院聘来周淑安、吴伯超、应尚能、李惟宁、萧淑娴、陈洪、赵梅伯等一大批留学欧美归来的音乐专家。

1929年，上海沪江大学也增设音乐系及音乐师范科，黄自被聘为该系教授。1937年末丁善德等筹备上海音乐馆，后改名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先后培养出周广仁、朱工一、张宁和、董麟、董元、周文中、黄青白等优秀人才。1945年陶行知于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迁到上海，也培养出杨秉荪、杜鸣心、吴菲菲、黄晓同、林应荣等学生。

而黎锦晖和他的“中华歌舞专修学校”并不具备多强的实力。但黎锦晖从训练歌唱、舞蹈人才开始，一边聘请当时在歌舞上深有造诣的中外师资，一边也还开设乐理、器乐、时事、外语等启发式教育，因材施教。学校里边学边练，以实用为主，一般三五个月就能登台演出。他和学员之间采取完全自由来去的约定，绝不以合约为代价来约束。即便后来发生了“黑天使事件”，黎锦晖也不愿改变这种模式。

这种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模式，面向市场、面向大众的开放心态，使得“明月社”这所民办音乐机构迅速超越其他机构，涌现出大量明星，捧一个红一个，上海的流行音乐及电影界几乎完全为他所培养的人才所垄断。“明月社”培养出来的著名演员和歌唱家如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茄当时就获得“四大天王”的称号，比香港后来的天王们早了半个多世纪。

三

上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上海，已经初露商业文明端倪，但是却没有本土的现代流行音乐，街坊流传的还是一些民间小调，包括《十八摸》、《打牙牌》之类小调。除了器乐以外，真正可以传唱的市民歌曲还是大片空白。黎锦晖在北大时就意识到这些问题，提出“保留原有曲调，改变唱腔，或取作新曲主题，加以发展”。

也正是这一阶段，无线电、唱片和电影的技术进步，为流行歌曲的诞生预备了土壤。上海的民用广播电台在20年代出现。1922年底，美商奥斯邦（Osborne）在上海广东路外滩附近创设了50W电台一座，1923年1月开始正式播音。因为经营不善，不到2个月就停播。1924年夏天，又有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福开森路设立了一座100W的广播电台，并在《申报》报馆、市政厅等处设立分播音室，既卖广告，又播出节目，兼售收音机，业务十分发达。国民政府注意到这一点后，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设置电台有违法律，应当予以取缔，外国人设置的电台在数年内先后停办。

民国16年(1927年)，华商民办电台开始在上海出现。民国16年3月，设在南京路新新公司6楼的新新广播电台正式播音。此后陆续成立的比较有影响的广播电台有亚美无线电公司自办的广播电台、大中华广播电台、东方广播电台、华美广播电台等。

这些民营电台平时需要大量插播通俗歌曲，但能自如创作通俗歌曲的作者并不多。海归回来的那些音乐家多半把握不住民众需求，而黎锦晖就在竞争过程中脱颖而出。1932年，上海《大晚报》举办中国首届“三大播音歌星评选”活动，在100多首参赛曲目中，统计下来有90％的歌是黎锦晖所写。历史上上海民办电台最多时超过200家，都会播放黎锦晖的歌，由此可以想见他受欢迎的程度。

另一方面，唱片的出现也极大推动了流行歌曲的传播。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唱片公司，但是自己有唱片厂且在市场上有较大影响的只有“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家公司，且全部集中在上海。而百代、胜利、大中华以及古伦美亚、丽歌等各大唱片公司，当时无不以能约到黎锦晖写歌为荣。

百代是法国人上世纪初在上海创办的唱片公司，商标为报晓雄鸡，对中国音乐和戏剧、曲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谭鑫培、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到胡蝶、阮玲玉、王人美、赵丹、金焰、周璇、白光都在百代灌制过唱片。1930年，法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将产业转让给英国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EMI），重新命名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即EMI上海分公司，沿用雄鸡商标，从录音到唱片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等都进行了大改进，且拥有300名正式员工。百代公司是最早约请黎锦晖写歌、出唱片的公司，《毛毛雨》等即由百代出版，反响强烈。

上海胜利唱片公司是美国RCA公司于1930年投资的，并于两年后在上海平凉路1800号购地建厂，生产胜利唱片，使用商标为“狗听喇叭”。该公司出版唱片的品种多，产量大，规模在当时三家唱片公司中处于第二位。胜利非常重视黎锦晖，在公司里高挂黎锦晖的照片，挂得比梅兰芳还靠前。老板对前来询问的人解释，“我们是做生意，谁的销路最广、最多，谁就是第一位。”

大中华唱片公司是孙中山先生邀请日本人铿尾庆三于1917年来沪创建，厂址设在虹口区大连路，由中日合资经营，并由孙中山亲自定名为“大中华”。1930年，黎锦晖与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经理签约，为之灌录100张唱片，包括过去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和家庭爱情歌曲。这100张唱片，就是黎锦晖早期音乐的核心部分了。

纵观二三十年代黎锦晖流行音乐时代，上海约有10多个唱片公司、60多位歌 手(许多歌手也是影星)，在20余年时间里总共录制了2000多首歌曲，400多张唱片。有人统计，黎锦晖从1927到1936年离开上海，创作的流行歌曲总数，最保守的估计也有近500首，灌录的唱片约300张，出版歌集近百集。整个市场被黎锦晖一人抢去一半。

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唱片宣传、制作、版税制度。现在看到的三十年代老唱片上面，许多都还印有“锦晖作品”四个字，足可见其影响。

四

相对于电台和唱片业的发展，电影业的繁荣则是黎锦晖及其“明月社”成名的另一个重要契机。

早期的电影都是默片，没有任何配音或者音乐。30年代初，歌曲才最初开始出现在电影中。当时使用蜡盘灌录的唱片，人工控制，在影片播放的同时播放插曲。在这个时期，电影中出现的只有歌曲，而没有对白，因此歌曲就成为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一部配音有声片是由孙瑜拍摄的《野草闲花》，主题曲叫《万里寻兄词》，由男女主角金焰和阮玲玉主唱，大中华唱片公司录音。影片放映时，放映间里有人睁大双眼紧张地盯着银幕，只要金焰或阮玲玉开口唱歌的镜头出现，立刻把唱针放在唱片上开唱的地方，播出歌曲。当时，这首“风凄凄，雪花又纷飞，夜色冷，寒鸦觅巢回。歌声声，我兄能听否？莽天涯，无家可归！”的《万里寻兄词》很快就在大街小巷中传唱开来。

风气一开，自然马上有人跟进。到30年代中期，随片放音技术已经在音乐电影中大量运用。这阶段以电影《雨过天青》和《渔光曲》等出现为标志，至《马路天使》达到成熟的阶段。1936年，默片已完全被有声片取代。音乐在影片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只有对白没有音乐变成制作落伍的象征。甚至可以说，电影已经到了“无歌不欢”的地步，每部电影都会推出一首“主题歌”。比较有名的如《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新女性》、《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字街头》、《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电影歌曲，都是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明月歌舞团的当红歌舞演员，像王人美、黎莉莉、周璇、黎明辉、白虹、严斐等，歌而优则演，纷纷涉足影坛，成为风云一时的影界红星。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歌星地位逐渐凸显出来。

1931年，黎锦晖配曲的电影《歌场春色》在光陆和南京两家电影院上映，这是黎锦晖首次涉足电影音乐，后来又先后为《人间仙子》等十多部电影配曲。但总体来看，黎锦晖本人在电影插曲上的影响不算特别大，一是因为“明月社”的运营要牵扯许多精力，二是更有活力的后起之秀聂耳以及“歌王”黎锦光、“歌仙”陈歌辛相继出世，并列成为电影插曲时代最耀眼的词曲明星。

聂耳为电影配乐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是创作出如《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大量脍炙人口的左翼歌曲，能量惊人。他在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聂耳去世后，黎锦光和陈歌辛成为主宰流行乐坛的霸主。1940年，正是上海孤岛时期，由赵丹和周璇主演的电影《马路天使》上演。其中两首插曲《四季歌》与《天涯歌女》非常突出，使得演唱者周璇一举获得了“金嗓子”的美誉。影片中，周璇饰演的小红是一名歌女。她第一次在赵丹饰演的小陈的伴奏之下演唱《天涯歌女》，借着乐声，两人互诉衷曲，情意缠绵。第二次则是在两人发生误会，醋海生波。小陈作为一名酒客恶意的要求小红卖唱，此时小红的歌声中则充满着委屈和哀痛。另一首插曲《四季歌》则由贺绿汀根据江南民歌改编，柔和优美的歌声的外衣之下，借歌女之口唱出了纷乱时局之下某些隐约的痛。

《天涯歌女》出自黎锦光之手，可以看作黎氏音乐在那个时代的延续和发展。也有人把陈歌辛、黎锦光、严工上、姚敏和梁乐音五位作曲家并称乐坛五虎，这些人几乎都与黎锦晖、“明月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黎锦光是黎锦晖的七弟，曾参加北伐，1927年革命失败后即追随黎锦晖来到上海，加入明月社，自不用多说。姚敏也一直是明月社成员。而周璇原名周小红，聂耳原名聂守信，都在30年代初加入“明月歌舞团”的学员，都是黎锦晖一手培养出来的人才。

五

黎锦晖1927年初到上海，靠着演出过去的儿童歌舞剧赚到一些钱，就有了出国巡演的念头。1928年5月至1929年2月，他率领中华歌舞团先去香港，后到新加坡等南洋群岛各城市巡回演出，揭开了中国歌舞艺术在海外演出的帷幕。

但是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因为经济困难及内部意见分歧，中华歌舞团在印尼雅加达（旧称巴达维亚）不得不就地解散。黎锦晖父女被困南洋。为了筹集回国经费，他接受上海书商订货，出版《毛毛雨》等旧作，同时短期内写作家庭爱情歌曲100首出版。这批急就章里就有《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后来由上海文明书局分16集出版。黎锦晖和部分团员终籍此得以返沪。

黎锦晖虽然写作“家庭爱情歌曲”，但自己给自己定下“十条”创作戒律，又称“两讽八不写”。八不写是，“不写妓女唱的”、“不写后花园赠金之类”、“不写相思病”、“不写爱情悲剧”、“不写为三角恋爱情杀”、“不写三妻四妾”、“不写用阴谋手段取得爱情的”、“不写猥亵滥调”；两讽是“讽刺金钱爱情、权势爱情”、“讽刺一见倾心、儿戏爱情”。

从这几点可以看出黎锦晖自觉要与《十八摸》、《打牙牌》等民间猥亵小调相区分的姿态。早在1925年，黎锦晖就写过支持北伐的《欢迎革命军》；1929年，黎锦晖在上海创办明月音乐书店，后来变成农工民主党的联络点； “九一八”之后，他又率先写了《义勇军进行曲》、《追悼被难同胞》、《向前进攻》等歌曲表明立场；1931年10月，黎锦晖还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歌舞表演”；抗战全面爆发后，江西省政府向长沙平民教育促进会要求派人去抗日前线南昌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黎锦晖又主动请缨，担任了地方政治研究会文艺组组长。

黎锦晖的政治立场不见得如批评者所描绘那么软弱，但是他的确饱受经济和现实问题的困扰。他曾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费版税填补窟窿，终究未能拯救明月社，妻子徐来（亦是著名歌星）的离开也对他造成沉重打击。

孙继南认为，“黎锦晖是中国现代文化演出商业化的首创者。可惜他缺乏从商经验与意识，在商业性的演出中只想到演出效果及演员个人利益，忽略团体积累；他办学、组团，无条件地培养人才，却任其来去自由；甚至往后有人劝他与演员订立合同，他也以‘我不是商人‘为由不予采纳。长此以往，虽然从明月社飞出众多的‘金凤凰’，而在另一方面却注定了他个人在歌舞事业上屡遭失败的必然结局。”

30年代初，明月歌剧社多次濒临解体，核心成员仅剩下黎锦晖、白虹、黎明健、张静等少数人。黎锦晖不得不与联华影业公司合作，改明月社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班”，从而将明月社的歌舞明星与电影联系起来，如黎明晖、黎丽丽、王人美等都籍此出名。

黎锦晖的这个无奈之举，反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影歌双栖明星培养基地。1932年，联华影业停办歌舞班，黎锦晖数次试图恢复明月社，也以新歌剧《桃花太子》赢得一定市场，却仍以关门为最后的结局。

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与聂耳有关的“黑天使”事件。表面看来是左翼音乐对流行音乐的批判，背后实质仍为利益之争。1931年4月，云南青年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团”，任小提琴手，与黎锦晖关系密切。

第二年，聂耳争演电影《芭蕉叶上诗》的男主角未能如愿，又因为受到田汉等左翼人士鼓动，遂以“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一系列论战短文，如《评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下流》、《评人道》、《中国歌舞短论》，发表在《电影艺术》、《时报》等媒体上，以“香艳肉感”、“红男绿女”、“被麻醉的青年儿童”等夸张词汇讽刺黎锦晖。8月10日，明月社在《申报》刊登启事，声明聂紫艺（聂耳）因故脱离该社，而黎锦晖本人始终未曾对聂耳的批评作出正面回应。

两年后，由夏衍等五人组成的地下电影小组策动改组“电通影业公司”，使“电通”成为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电通凭借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也因此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

联华影业公司和电通影业公司随后的正常发展都由于抗战爆发而中止。黎锦晖也离开了上海，结束了他那段辉煌岁月。

六

抗战八年，不管孤岛时期，还是沦陷时期，上海都还有不少新片和原创歌曲流传，代表人物是歌王黎锦光和歌仙陈歌辛。

黎锦光在黎锦晖身边受到很好的锻炼。1939年开始，他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编辑，为上海各电影公司作曲。黎锦光写曲，速度快，质量高，代表作有《夜来香》、《香格里拉》、《拷红》、《采摈榔》、《五月的风》、《叮咛》、《慈母心》、《疯狂世界》、《星心相印》、《相见不恨晚》等数百首。其中由李香兰原唱的《夜来香》一曲受到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的激赏，将歌词翻译成日语，流行日本。

陈歌辛原名陈昌寿，出生于上海南汇，毕业于格致中学，曾短暂跟随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学习音乐理论及作曲、指挥等，后来他就在上海一些中学教授音乐，并创作歌曲。陈歌辛的立场相对比较左倾。1938年，他任中法剧专音乐教授时，与张昊、铁铮、郑守燕等组办“歌咏指挥训练班”，谱写了不少抗战歌曲，还创办了专门介绍苏联歌曲的实验音乐社。

另一方面，陈歌辛创作了大量电影插曲，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写出《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恭喜恭喜》、《夜上海》等歌曲，被认为是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甚至被译成英文，传唱海外。美国歌唱家法兰克•莱纳很喜欢这个节目，经常表演，使得这首歌成为最著名的中国歌曲之一。这些流行歌曲虽然出自陈歌辛之手，但也可以明显地看出黎氏风格的烙印。

正是抗战时期，上海反倒逐渐形成了舞台演出流行歌曲音乐会的形式，兰馨大戏院、大光明大戏院等处都是最活跃的剧场，西洋音乐、民族音乐和流行歌曲轮番上演。1945年9月，国民党南京市党委宣传处召集全市各戏院、清唱茶社等演出场所的代表谈话，要求娱乐界“肃清日伪留下之毒素”，“严加取缔不良之低级趣味节目”，要“认清娱乐业所负之时代责任”，配合国民党的宣传方针。左翼、右翼作者创作的流行歌曲都遭受了批判。

七

鼎革之际，许多音乐家和演员、歌星都选择了去香港或者出国。以陈蝶衣为代表的赴港音乐人继承了上海传统、黎氏传统，推动香港流行音乐取得长足进步，并推出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新一代流行歌手。

而留在国内的作者，命运就各不相同。周璇在50年代因病去世；黎锦光在中国唱片厂任音响导演，1970年被勒令退休，1985年还返聘回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整理老唱片，安度晚年；黎莉莉则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专修班学习，留校任教，平稳地做了表演系教授；陈歌辛却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倒，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三年自然灾害中因饥饿死于当地。

50年代，香港拍摄了黎锦晖的同名歌曲电影《桃花江》、《葡萄仙子》和《特别快车》，在歌舞片《龙翔凤舞》中又选用了黎的歌曲《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黎派音乐在香港又掀起一阵热潮。

黎锦晖本人留在大陆，日子过得也还好。在周恩来关心下，64岁的黎锦晖由文艺九级升为五级，并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1956年，毛泽东接见黎锦晖时说，“锦晖兄，你的‘桃花江是美人窝’影响好大啊！连红军都唱你的歌。不过，我们陈老总把歌词改正过，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比不上红军多了。”黎锦晖顿感受宠若惊。同年，刘少奇在听取中宣部、文化部文艺工作汇报时指出，“我们有没有歌剧史？有！《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都是不错的。把这些编成歌剧，是从黎锦晖起，不要轻视黎派的创作。”

这些征兆竟使得黎锦晖在50年代中期又动了恢复明月社的念头。一场反右彻底打破了他的梦想，老老实实地写了检讨《斩断毒根彻底消灭黄色歌曲》。在一些以前受他救济过的地下党员干部的保护下，在妻子梁惠芳女士的监督下，黎锦晖规规矩矩地“关在家里”，终于没有吃到太多苦头。

1967年的冬天特别冷。那时生炉火要买煤，买煤又要开证明。黎锦晖生怕自己“坏分子”的身份人家不给开，就犹豫着没去。天寒地冻，黎锦晖心脏病发作，不幸身亡，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