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

1910年6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北孟家庄一个农民家庭。

1922年，张松如入深泽县河疃高级小学读书。教师曹怀珍是清末最后一期秀才，民国后又入天津师范学校读书，所以有国学功底，也掌握不少先进的科学知识。学校开的课程很系统，有语文、数学、英语张松如、历史、地理、博物、音乐、绘画、体操等。在学校里，张松如一方面打下了坚实的传统语文的功底，更读到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充满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书籍，打开了视野，并开始练习白话作文。

1924年夏，他提前半年高小毕业，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直隶（河北）正定省立第七中学。

在七中就读的四年，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学校教员和学生中有相当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所以七中的政治思想十分活跃。在“五卅”惨案等重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学校都走在前面，积极举行游行示威等活动。图书馆里还有《新青年》和共产党人办的《向导》等刊物，张松如经常到这里借阅。在这样一个充满政治热情的学校中学习，使张松如受到了进步的政治启蒙教育，对于他以后为中国追索治国建业的道路有重要影响。在学习知识方面，张松如的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在国文教师赵召德先生的指导下，他不仅熟读唐诗宋词、学习格律对仗，掌握了作旧体诗的技巧；而且还常常感到“作为精神食粮，唐诗宋词就不大解渴”，从而喜爱上了郭沫若的《女神》、胡适的《尝试集》，以及冰心、刘半农、刘大白、蒋光慈等人的新诗作品。中学时代的张松如，渐渐对创作产生了兴趣，他经常把学习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写成诗。17岁那年，他以魂玉的笔名在《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发表了诗歌《脸儿红》，这是他的第一个处女作。

1927年，在祖父的资助下，张松如去北京投考大学。当时形势十分混乱，在家乡，国民党赶走了旧军阀又成了新军阀，而且用尽手段拉拢有钱有势的人加入国民党；在北京，国立大学因正被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搞人事安排，停止招生。张松如最后考取了教会办的辅仁大学，但又因为授课的大都是美国神甫，这使张松如感到十分不快。两个月后，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即北师大恢复招生，张松如退学报考，一考即中。在那里，张松如完成了他由一名少年向青年的转变，及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身处国家的政治中心北平，使得张松如更能看清当时的社会状况，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令他非常反感。当时的革命处于低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松如开始了对自己要走的道路的理性思索。1928年冬，他写了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孟老先生歪传》，形象地揭露了国民党与封建势力的合流。这篇小说表明了张松如以笔为刀，鞭鞑黑暗、歌颂光明的开始。在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进步文学作品影响下，张松如放弃了一心砖研学问的理想，充满热情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在对社会问题的热烈讨论中，张松如和北师大的赵慎余、刘锡麟、孙秉哲几个同学越走越近，后来就共同发起了一个“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他们白天读书，晚上讨论，广泛搜集各种思想路线的书，先后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二月到十月》以及宣传各党派的小册子等等，在反复比较和认真思考后，张松如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坚信共产主义才是救国张松如的方向。

张松如生性耿直。1929年暑期回家时，他用为县里教师进修班讲课的机会，极诚恳而又激昂地阐发他对蒋介石、阎锡山等国民党军阀的不满，并没有丝毫的顾忌。他如此的种种表现引起了北师大党组织的注意，并得到党组织的培养教育。第二年初，张松如在北师大秘密加入了共青团，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从此，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这一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而无怨无悔。

因为张松如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学功底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入团不久，党组织就指派他加入了“左联”。于是张松如便搞起宣传鼓动工作，同时还进行了不少实际的革命活动，如涂写粉笔标语，在天桥、西单等处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等。1930年8月，他因参加为庆祝长沙解放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的示威游行而被捕。监狱中的张松如不畏危险，甚至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两个月后终因时局变化而获释。1931年“九一八”前后，张松如全力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去，1932年3月因参加救亡集会而再次被捕，旋被北师大和“抗救会”保出。当时北师大校长徐旭佳先生辞了职，校政由“学住会”及“抗救会”主持，张松如是其中的骨干。同年冬天，鲁迅回北平探亲，张松如与同学王志之、潘炳皋（病高）等以“左联”学生代表的名义，—同拜访了鲁迅先生，并邀请鲁迅到学校演讲。11月28日，张松如把与鲁迅先生的这次会面写成《鲁迅先生访问记》，发表在1933年6月的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创刊号上，署名张永年。那次访问后，鲁迅又受邀到北师大作了一次讲演，就是他著名的《再论“第三种人”》，学生们都赶来听讲演，人群涌动，气氛非常热烈，也给同样是热血青年的张松如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中发表的《永远新鲜的记忆》，就如实地记录了他的这段珍贵的经历。

1932年底到1933年，张松如还与“左联”成员谷万川、王志之、陈北鸥等共同办起了一份《文学杂志》，该杂志共出四期三册。张松如在第三、四期合刊号上，发表了两首诗歌《父与子》和《时事打牙牌》、一篇论文《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以及以“木农”为笔名在通信栏中发表的文章《批评家须知》。《批》一文表明了《文学杂志》反对当时流行的“左”倾关门主义的态度，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新》文中张松如就正在展开讨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创作应为大众接受，才能起到好的宣传思想的作用，因而创作便不得不利用为大众所喜爱的形式，但同时也反对那种抛开所有旧形式的论调。《父与子》、《时事打牙牌》这两首诗则是张松如从实践上体现他的这一观点的代表作。其中《父与子》表现的是当时农民生活的苦难，可贵之处在于它鲜明地表现了三十年代农民反抗意识的觉醒，从这方面来讲，这首诗在主题上对当时左翼诗坛是有拓深作用的。

张松如频繁的革命活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33年春，为躲避特务的抓捕，他利用打网球出墙外拾球时跑出了校园，跑出了北平，由左翼教师联盟介绍到山东滋阳县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教书。在这里，他与当地教联盟员一起发展组织，成立了华北左翼教师联盟支部，在鲁南几个县的小学教师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第二年，张松如又回到北平，在与第一个妻子解除了婚姻之后，1935年，张松如在北平由自由恋爱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庭，接着就来到了河北正定中学教书。这期间，他的革命诗作不多，在学术上，因他不是大学毕业，必须有专著才能教高中，所以他把在山东写的讲义整理后由黎锦熙先生审阅推荐，于1935年4月由新亚印书局出版，这就是张松如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论》。此外他还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屈原研究》，这篇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西安事变后，公安局抓走了几个进步学生，引起了学生们的罢课风潮，校长密告张松如为幕后策划，但教育厅派来查办的孟福堂都是张松如的同学，暗中帮助他逃走。1937年张松如一家又回到了北师大。此时，左联、教联均已解散，只有“民先队”是合法的组织，他便加入了民先队。这期间，他还写成了一本《白茶斋九歌注》，并请罗根泽教授审阅，准备出版但终未能成，后来书稿在动荡的生活中遗失了，只留下遗憾。

抗战爆发后，张松如和同学们曾走上街头募捐并去慰问抗日将士，可只活动了一天多，警察通知市民不准出屋，说日本人要放毒气，第二天，战火不见了，二十九军已悄悄地撤离，北平沦陷了。一个多月后，北平与天津通了火车，张松如携家眷去了天津，由天津乘船去青岛，再转去济南。在济南与刘西林（锡麟）相会，当时张松如的另一个好友孙志远（秉哲）己经和孙殿英部队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张、刘二人遂决定与孙志远一起去河北找孙殿英部队。张松如把妻子和孩子安排去山东邹县的娘家，只身向西前往河北。但车刚到石家庄便不通了，他也只好暂回束鹿县老家。不久家乡沦陷，他目睹国家内乱外扰的现实，无法安定下来，他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为挽救国家尽自己的力量。带上几元钱的路费，他又南下郑州，在郑州碰上师大同学唐般若，得知师大已迁到西安，为解决吃住问题，他们一起去了西安。不久，张松如把妻子也接到西安。怀着抗日救国的迫切心情，张松如和唐股若、李树蕃三人一起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林伯渠，林伯渠建议他们去延安，唐般苦接受了这个建议。而张松如和李树蕃却一心想去战斗前线，要去找孙志远。听说孙志远已到了太原，他们决定也去太原。张松如的女儿白桦这时已有两岁了，夫妻二人为了奔赴抗日战场，毅然忍痛将小白桦寄养在一对好心的回民夫妇家中。张松如

到普绥军区后，张松如先后做过二战区动委会《动员》杂志的编辑、神池县与岢岚专区干训班的主任和指导员。后又任程子华司令员领导的敌后游击队的宣传股长。当时的抗日方式主要是打游击，队伍每日辗转不息，战斗生活紧张而又火热，张松如的革命热情愈加饱满，军队中处处可见上下级和同志间亲如手足的战斗情谊，人民群众中的抗日事迹也在感染和鼓舞着他，在革命熔炉的锻炼中，张松如由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在这样的锻炼中，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愈加坚定，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他要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这个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壮丽事业。

在晋绥军区的这段时间，张松如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就是他著名的叙事体长诗《岢岚谣》，这首诗讲述一个农民抗日英雄娄雄明，为了毒死敌人宁愿自己服毒殉国的壮烈事迹。这首诗在艺术上完全是民歌式的，而且手法上也已很成熟，特别是它产生在《王贵与李香香》等长篇叙事诗之前，是民歌式的叙事诗成功尝试。后来这首诗被改成话剧，在抗大演出时受到观众的欢迎。

1938年8月，张松如护送几位不适于前方工作的女同志去延安。到延安后，张松如也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历时四个月。在这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编写歌词，后又被调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

1939年至1940年，在萧三的指导下，张松如与刘御、师田手、海棱等人共同发起并成立了“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和诗朗诵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张松如的诗歌理论又有所发展，提出了“新歌诗”与“新诵诗”的理论。在这一时期，张松如忽遭婚变，令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对他的打击很大。1941年5月，他被调到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任主任。

1942年5月，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开始。张松如接到了毛泽东和凯丰的请柬，于5月2日前往中共中央办公厅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大厅门口，他看到毛泽东正在和前来开会的文艺界代表一一握手。当介绍到他是《八路军大合唱》的词作者时，毛泽东笑着握着他的手说：写兵好，唱兵好，希望你今后多写反映兵的作品。通过认真聆听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使张松如在文艺理论上的认识更加成熟了。9月，张松如被调去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任教，正赶上整风运动的高潮，使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民间文学。1944年秋，他与天兰一同去南泥湾访问，后又和唐荣牧、于兰、刘炽、孟波去绥德地区采录民歌，所以这一时期他的诗作都是民歌体，收入在诗集《十里盐湾》中。《东方红》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也是他在这时改编完成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发展和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分别从延安、华北、山东派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张松如也加入了建设东北的大军。他参加了由舒群、沙蒙任正、副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并将当时年仅六岁的幼子寄养在延安养育院。1945年9月2日工作团离开了延安，10月底到达沈阳。张松如被任命为本溪市委宣传部长，并参与东北大学的筹备工作。学校成立后，由白希清任校长，舒群任副校长，张松如则任教育长，校址设在本溪。解放战争打响后，学校经过多次转移，分别经过丹东、通化、长奉、哈尔滨，直至佳木斯，这由南到北的大踏步撤退，历时三个月，行程三千余里。在艰苦的环境下，全校师生团结一心，边行军、边学习、边宣传、边招生，经过战火的洗礼，—所革命的大学逐渐走向成熟。在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实践中，东北大学向祖国各地输送了大批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教育长张松如一直承担着主要的组织领导工作，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作为东北大学的功臣元老，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58年春夏之间，张松如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讲习所所长的身份，出访匈牙利、罗马尼亚，宣传“双百方针”，介绍中国文艺战线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然而7月底回国后，他却被戏剧性地扣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中宣部党部委中“反党集团”的一员，党籍被开除了，本来即将要出版的诗集《人类万岁》变成了“批判材料”，大量的国际题材的政治诗遗失，作为诗人的张松如失去了歌唱的权利。

1959年春，张松如被下放到了吉林省图书馆当馆员。张松如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三年，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耳顺之年的他只身一人在图书馆半劳动改造半工作。

1961年，张松如摘去了“右派帽”，年底被分配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不久就被任命为中文系代理主任，这时他才把家眷从北京接来，全家人得以团聚。此后的三十七年里，张松如一直在吉大中文系这个岗位上辛勤耕耘，直至生命的结束。“文革”中，张松如被批斗、抄家，但他没有消沉。借“文革”后期的“批儒评法”之机，他又拣起了他在图书馆劳改时感兴趣的《老子》研究，就是在那个社会极度动荡的年代，他完成了著名的《老子校读》的初稿。在中文系张松如先后讲授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诗经》、先秦寓言、古典诗论、毛泽东诗词等基础课和专题课，年过八十还亲自带研究生，在家中授课，他把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培育下一代的光荣事业中去，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松如先后担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寓言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主席……等职务，社会活动非常繁忙。耋耄之年的张松如心灵却依然如赤子般年轻，精力也一直很充沛，除了处理各种社会事务外，他的所有时间都是在学习或研讨中度过，他不固守自己已取得的成果，思维极为开阔，因此晚年在学术思想上仍有极大的飞跃。这种敢于突破自我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一个有相当成就的老学者来说是非常可贵的。

1998年10月30日，在吉林长春逝世。^[1]

《八路军进行曲》

1938年8月，张松如护送几位不适于前方工作的女同志去延安。到延安后，张松如也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历时四个月。在这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编写歌词，后又被调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也是在这时，他结识了著名作曲家郑律成。调入宣传科后，张松如便和郑律成共住一个窑洞，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郑律成告诉张松如已背地里为他的《岢岚谣》和短诗《子夜岗兵颂》谱了曲，并唱给他听，张松如听后非常激动。在郑律成的倡议下，两人决定合作一个组歌，定名为《八路军大合唱》。张松如有着旺盛的创作激情，不到一周时间，他已按郑律成的意图一气呵成七支歌的歌词：《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一家》，郑律成也很快地为它们谱上了曲，再加上原来的一首《子夜岗兵颂》，一共八支歌，组成了《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曲目。他们把这些歌用油墨印出来，郑律成亲自到各连队教唱，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一时间，“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八路军军歌》、“向前 向前 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八路军进行曲》回荡在整个延安的上空，鼓舞着部队的士气。《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还发表在了《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表明了军委的正式认定。1940年夏，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同志还特地请张松如和郑律成吃了顿红烧肉以示祝贺。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继续被广泛传唱。1988年“八一”前夕，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如下：

向前 向前 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不畏惧，

绝不屈服，

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

听！革命歌声多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

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最后的胜利，

向全国解放！

这雄壮有力气势磅礴的歌曲，几十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的人民军队战胜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它受到成千上万战士和亿万人民的喜爱，是对作者最高的奖赏，也是作者最大的欣慰。^[1]

《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松如用喷薄的诗情写下了当代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

我从一座高大的饰着松枝的拱门中走出。

巨幅的绣着镰刀锤子的红旗

和五星红旗交叉在门首上，

在十月的高空里，

掠着彩云，迎风飘扬。

我阔步行进在大街当中，

大街已经淹没在旗帜的海里了。

每个人脸上都笑开了花，

和那旗面一样鲜红。

我们的心随着这共同的韵律而跳动，

我们的脸上泛着共同的笑的红光。

来啊，我亲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胞们，

让我们共同为这千载难逢

万古流芳的开国的吉日良辰，

来尽情地欢腾庆祝吧！

是跛子也要舞蹈，

是哑巴也要歌唱。

古老的历史，痛苦与屈辱

串成的岁月啊，像一条破布片

被我们的手扯断了。

在领袖和党的领导下，

我们终于冲出了

荆棘与蛇蝎的幽谷，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幽谷啊！

毛泽东的路标指引着

我们走上了宽阔的

通往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大道。

一个全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张松如企盼的，也是他全部身心为之奋斗的。当这一个崇高理想终于成为现实的时候，诗人那如海的心潮必然荡起美妙的旋律。他自己曾说：“每篇真正的诗都扎根在诗人的心中。”宽广的胸襟，激跃的情怀，必然写出大气磅礴的史诗般的颂歌。^[1]

从八十年代开始，他陆续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老子校读》、《诗要用形象思维》、《历代寓言选》、《诗论》、《老子说解》、《第三自然界概说》、《商颂考》、《周族史诗研究》、《毛泽东诗词鉴赏》等，并主编有《中国新文艺大系•诗歌卷（1937－1949）》、《中国诗歌史》、《中国诗歌史论》丛书等。在《老子》研究和先秦文学研究领域，他的研究都自成一家，功底扎实，论述有力，有许多观点已成为那一学科的定论。他长期钻研的《诗经》作年问题有了巨大的理论收获，他的《商颂研究》一书改变了学术界的疑古陋见，成为被广泛认同的定论；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的“第三自然界理论”丰富了人们对于诗歌本体和功能的碑解，甚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创造性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框架；由他主编出版的教育部基金项目成果《中国诗歌史论》九卷本是诗歌史研究的开创之作，海内外好评如潮。^[1]

从1941年开始，张松如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直到八年抗战结束，四年里他在延安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代表作有：《我爱》、《哈喽，胡子》、《再见吧，延安》、《风箱谣》、《鸟枪的故事》、《希特勒的十字军》、《崩溃》、《万纳太太》、《十里盐湾》等。《我爱》是一首纯抒情诗，是诗人对“诗”的一次倾心地情感吐露：“什么／生命力最久常？／什么／光照得最深最强？／是你啊，／我心爱的诗。／……我轻轻地低语，／用我的唇，／贴近你的耳根。／我有时也激动的狂吼。／暴跳着向着你，／像向着一位老朋友。／……我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我却没有／像爱你这般深。”情感细腻而又深挚，倾注了诗人对诗的无限钟爱，能看出他喜爱的诗人惠特曼对其诗风的影响。这首诗被认为是张松如最著名的代表作，也是他本人最喜爱的诗作之一。

出版的诗集有《哈喽，胡子！》、《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十里盐湾》、《黄花集》、《崩溃》，以及一本评论集《谈诗歌创作》。这一时期诗歌最有特色的当数他的政治讽刺诗，有辛辣讽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与所谓“民主”的《忌讳》、《福菜斯特尔的幽灵挨门拜访》等诗；更有对当时国内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官僚作风和家长作风的嘻笑怒骂，代表作有《“忘我精神”》、《爬也是黑豆》、《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等。 特别是《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作者在这首诗中对那种空洞无物的文山会海的形式主义习气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与批评。

除政治讽刺诗外，张松如的抒情诗在这一时期也有了重大的突破，他创作了一首意境隽永优美的抒情诗《难老泉》：“我仿佛感到碧玉泛清凉，／难老泉淙淙向山下流淌：／我仿佛听见翠羽相击响，绿莎萍轻轻在水底摇晃。……”全诗格调极为清新高洁，是一首难得的好诗，周良沛同志在评论它时说：“诗人在这之前当然不是这么写诗，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报刊上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诗。……《难老泉》的发表，在当时的诗苑是对题材新的开拓与表现，使新诗有了更广阔的天地。”^[1]

公木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育家。他在《公木诗选》后记中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诗”。他以惊人的毅力从《千家诗》学起，酷爱唐诗宋词，在漫长的学者之途当中，边学习边创作，终于打下了广泛的古典文学和语言学的坚实基础。

公木还是东北师范大学创始人之一，东北师范大学校歌词作者。曾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吉林社会科学院院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吉林社会科学联合副主席兼语文协会主席，吉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暨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主席等职务。当年，84岁龄的他依然思想非常活跃，精力旺盛。在他的倡议下，又组起了《中国诗歌简史》编委会，他团结了一批人，立志要填补中国诗史的空白。公木堪称是应用生命写诗的人，老诗人的心里燃烧着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