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

中文名汉奸

定义背叛中国投敌罪无可赦之人

代表人物吴三桂、汪精卫、陈公博、梁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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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含义

原有典故

说法一

反对汪精卫投降卖国的著名提案

“汉奸”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词，应不迟于元代胡震编纂的《周易衍义》，指汉朝的奸臣。《周易衍义》卷六云：“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羣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葛亮欲殄汉贼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贼，于义何咎？”汉奸与汉贼为对称。

其后，在明朝末年平定西南土司的叛乱中，朝臣在奏疏中用汉奸指称不法的汉人。《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八载“顾臣尤有说焉，夷地深险，步步羊肠，犬羊之性，一日数变。汉奸揆之，其狡百出，势不得不需兵力一面合力版筑，一面剿除顽梗，庶可建威消萌，计垂长久，黔省俭瘠，百务掣肘，一切经画事宜，尚有疏所未尽者，容臣会同按臣陆续具请”（朱燮元《水西夷汉各目投诚措置事宜疏》）。

据吴密《汉奸考辩》：“朱燮元卒于崇祯十一年春（1638），杨嗣昌殁于崇祯十四年（1641），其时明朝日薄西山，已近衰亡，明末对西南地区的战事和经营没有得到巩固。“汉奸”一词自明崇祯十年出现后，一直没有流行开来。” “康熙年间，田雯的《黔书》沿用了明代”汉奸“一词的含义。康熙年间，贵州提督张文焕《奏陈遍历黔疆目击要地情形折》中两次使用了汉奸一词：“附近古州，八万苗地，其各寨之中又有汉奸指使生事，况通省苗彝所有器具，不过弩弓标枪之类，鸟枪间或有之。”这里都是指挑动事端、从事违法活动的不法汉人。

到乾隆年间依然沿用这样的含义，但已经出现了某些变化，开始用在汉族之外。《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节，“（乾隆）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裸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余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十六：“上谕军机大臣曰：温福等奏攻得布朗郭宗底木达等寨僧，格桑之父泽旺业已就获，泽旺虽非首恶，亦系大逆，縁坐之人，自当解京严讯。土舍安都尔为逆党济恶，要犯通事虎儿，曽至内地，今为贼酋出力管事，即与汉奸无异，均应解京治罪。”值得注意的是，土舍安都尔和”通事“虎儿，“均应解京治罪“”，也被乾隆比为“汉奸”。

道光年间西方列强入侵，“汉奸”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汉奸”多指的是背叛国家，为洋人效力，从事刺探情报等破坏通敌活动的中国人，其所损者乃中国之利益，比较接近今日的说法。见贝青乔《咄咄吟》（贝青乔于鸦片战争爆发后，随同扬威将军奕经赴浙江抗英，把他两年多所见所闻之种种咄咄怪事写成大型纪事组诗一百二十首，名曰《咄咄吟》）《咄咄吟·卷上》载：”初，琦善以直隶总督，误信汉奸之言，奏参林则徐严办粤东鸦片烟，不足服英夷心。上乃革林职而以琦善代之“。该书进一步指出，最早的汉奸主要是只是那些因为参与鸦片走私和信奉西方天主教而倾向英国，出卖国家利益给英国的中国人。《咄咄吟·卷上》载："或谓将军曰，军机之洩，由于汉奸；汉奸之来，由于禁绝鸦片烟，盖中国贩烟者，恒与大小各衙幕友家丁相结纳，今既严禁贩烟则此辈无可分肥,势必狼狈为奸，甘为夷用，以潜探我军机。”“欲知幕友家丁之为汉奸，非严究天主教不可。天主者，英夷之祖，名耶稣，汉奸多奉其教者也”。在1900年（光绪26年）中国向八国宣战的诏书中，已经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这里汉奸的含义已经与今天基本一致了。

清末，同盟会倡导武装革命，凡是帮助维持满清政权的汉人——包括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改革派都被骂为“汉奸”。此时的“汉奸”体现了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要求，有利于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

中华民国建立后，“汉奸”的含义演变为今日之含义，即背叛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人，不限于汉族。

说法二

汉奸出现于宋末，从功罪石这个典故可以看出汉奸就已经出现。

崖山之战终于以宋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它标志着流亡政府的最后崩溃，也宣告了历时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最后灭亡，中国彻底被蒙元占领。厓山战事结束后，张弘范自鸣得意，派人在厘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妄想功垂千秋。

但是，历史功罪总有人评说的。尽管在元朝的高压政治下，中国人民敢怒不敢言，心里却时刻思念着陆秀夫，每当看到或想到厓山，都情不自禁地默诵“大宋左丞相陆秀夫殉难于此”。没过多久，石壁上出现了一首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

一个人面对江山变色，最后选择和外来政权合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出入谋夺权力，比如汪精卫；或者在国内斗争中受了极大的侮辱和挫折，如吴三桂；或者谋求工作获得一个富贵或者出人头地的机会，如汤斌等；或者面对刺刀害怕牺牲只好投降，如洪承畴、钱谦益等。

汤斌为了自身的前途和命运，和当时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不同，毅然背离了他自己的老师孙奇峰，对于和清政府的合作变现的异乎寻常的积极和主动，入仕后他认真工作，帮助清军扑灭各地汉民族的反抗烽火，汤斌本人亲自指挥清兵擒获过南明抗清将领李玉廷，汤斌唯一的一次军事才能表现机会就是擒获本民族的抗清英雄李玉廷。汤斌不同于抗战时期的汉奸的地方是他入仕后的清廉和能干。

抗战前后

语汇后来甚至成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国民政府订有《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处理汉奸条例》（1945年），以此当作打击政敌（主要是汪精卫的南京政府）的主要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曾经发布《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财产的指示》（1951年），以此对特定人士进行政治斗争。

一个有关汉奸这个词的提法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词语界定

近代汉奸周佛海

某人是否是汉奸在不同团体，不同个人的看法中很很大差别，有时汉奸一词更多地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缺乏明确的标准。

赵无眠则在《百年功罪》中有二篇文章——《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二十世纪谁不是汉奸？》——专门讨论汉奸，认为汉奸是一个不确定不清晰的概念，文中流露对汉奸这种脸谱化定义的嘲弄。

产生原因

近代汉奸陈公博

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达到90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汉奸出现之多，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

一、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因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清朝被推翻后，中国长期陷入战乱。接连不断的战争使得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意志力薄弱的人就当了汉奸。抗战时期中国生灵涂炭，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进行焦土抗战，中国民众潜伏后，不去残暴。汉奸却因为个人意志力沦为叛徒，令人愤慨。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运动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尔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词语争议

近代汉奸梁鸿志

不但字义上不够清晰，而且在应用上有时也很困惑。按照定义去理解，历史中有些应该被归入汉奸行列的人物，却并没有人骂他们汉奸；有些一直被骂作汉奸的，却还真有些情有可原。譬如说范文程。清能够灭李、灭明，他的作用实不可低估，算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汉奸；而同一时期的吴三桂却是人人皆骂的大汉奸。但看看吴三桂做汉奸的历史，有些却实处无可奈何。当时明、顺、大清三足鼎立。以兵力计，李最多，号称百万；明次之，但已不足自保；满最少，却也有十万。而吴只有区区四万兵马，想要立足而保明，非联李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无有独身的。

但无论是哪种选择，他都受制于人，非两全之策。而且从名节上讲，投清是背明，落汉奸之骂；降李则背主，负不忠之名。吴三桂也选择过忠君，领命后他卷甲赴关阻清，但明被李亡，崇祯已于煤山殉国；想护南明弘光，又鞭长莫及自己还无可退路。他选择过投李，但农民军入城后，疯狂捕拷明朝降官，大肆抢掠金帛美女；更何况，他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受凌辱。他选择过成仁，却又被部将所劝，而且成仁也决不是一件轻易下得了决心的事，对道学家来讲，成仁是可以保住名节，但作为一个三军统率，他手下有四万将士，自己成仁了，他们怎么办？这种不负责任也不是大丈夫的所为。试问一下，倘若换了其他人处在此种境地，又能够怎样？他没得选择但又必须选择，而无论他怎样选择，反正横竖不会是好人。此等尴尬，不是身处其中之人，恐怕永远不能体会。

更为复杂的是，据现代学者考证，吴三桂当时降清（本意是想联清），是想用明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兵来灭大顺，以期达到清、明南北而治。这也是“阶级仇”超过了“民族恨”，和南明弘光政权“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基本一致。从以上历史条件来看，吴三桂也算是“时势”逼就了他这个“汉奸”。但这种委屈却并不是理由，因为当时汉族被异族所蹂躏，终归是由于他的降清起了关键作用。吴三桂的被归入汉奸（而且是中国十大败类之一）也属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