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县

从地域上，历史学界把地处山东半岛的胶东地区划分为三个经济圈，黄县（现龙口市）、蓬莱、掖县（现莱州市）为商业经济圈，栖霞、莱阳、莱西等内陆地区为农业经济圈，威海、荣城、海阳、长岛等沿海地区为渔业经济圈。商业经济圈内的黄县人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笔者做了一番考证。清代光绪年间，黄县城内有钱庄、杂货店300余家。

据清代《黄县志》记载，“境内人稠地狭，民多逐利四方”。黄县又离京畿地区较近，拥有水陆交通便利等优越的地理条件，因此，在华东地区，尤其在中国东北三省，可谓是黄县人经商的天下。黄县人在海外经商，也遍布天涯海角，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到东南亚各国，有的远涉重洋，在美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等地，留下了经商的足迹。他们沉着老练，遇变不惊，稳打稳扎，处处为营，着实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旺盛达三江”。在经商上，他们又受传统的齐鲁文化影响，特别是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影响，在“诚信经商”、“重利更重义”等口号下，走出了一代一代的商人巨贾，成为“鲁商”的典型代表，历史上，这里被誉为全国著名商业之乡。

老黄县人到东北三省经商，称做“闯关东”。为什么称“闯关东”呢？清政府把中国东北称做“龙兴之地”，担心山海关内汉族民众的大量迁入，会损害他们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推行封禁政策，此后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尽管禁令日见严厉，却不能完全阻止关内民众进入东北。迫于沉重的生活压力，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越来越多的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或泛海偷渡，或私越长城，涌向沉睡的东北沃野，至清末，闯关东人数达到1400万以上，仅黄县每年就在3000人左右。1899年，日本学者小越平隆，在书中记载了中国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危险，“闯”入东北。这些都是在清政府封禁政策下进行的，故称为“闯关东”。

为什么“闯关东”呢？老黄县人闯关东做生意，从出发地看，实质上是谋求生存的需要。由于境内人稠地狭，加上天灾人祸，不得不到东北谋生。从目的地看，东北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商业活动滞后，有着广阔的赚钱之路。老黄县人闯关东做生意由来已久，他们中间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在家乡兴建大宅院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黄县人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老黄县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旧时的黄县，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有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向东北地区大规模挺进，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平面移植，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道德、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人的流动打破了地域间的局限，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和互补，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东北与关内社会经济和文化更加协调、统一，双方商品的交流，资源的互补，文化习俗的融合。因此，人口的流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老黄县的华侨，以东渡日本的数量较多，据龙口市华侨办公室统计，1990年达到331人。其中，在大阪的华侨王汝钧先生，最为著名。黄县人在大阪的经商活动，非常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无论天时、地利、还是人和，都是他们经商的基础。他们主要从事餐饮业，经营中餐最为著名，特点是清、素、鲜、嫩，油而不腻，他们以质量取胜，特点是：选料精、制作细、质量高、服务态度好。为保全商业信誉，宁肯自己吃亏，能在大阪站住脚跟，靠的就是商业信誉。他们经营的鲁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鲁菜的发源地是胶东的福山县，久负盛名。因此，他们在大阪经营的饮食业，一直深受消费者欢迎。著名华侨王汝钧(1903～1994)先生，是经营中餐起家的。他是黄县桑岛村人，13岁跟随父亲王作赢到大阪市泰赢楼学生意，27岁被股东推选为两处餐馆监理，1935年，掌管中华料理五色园等三处餐馆，1945年，在心斋桥创办万乐天餐馆，1946年，任大阪市南区南华会馆会长，1955年，组建中华学校，1982年，组建山东同乡会并任会长。企业在他的精心努力下，发展到拥有7处餐馆和1处皮包店的规模。身在商海中王老先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1994年8月，王汝钧先生在大阪病逝。桑岛—东瀛，一衣带水，连理同根。他生前，一直把大阪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至今，其后裔仍在大阪经营若松饭店。

黄县商业活动中 “坐商” 的生意经

老黄县人的经商活动，自古就有“行商”和“坐商”之分。坐商，是以店铺门面为固定经营场所，或在人多的地方选固定地点摆摊经营，简言之等客上门。黄县人经营坐商，首先由东家出资，开办各种店铺。然后雇用人员经营，店内设经理、掌柜一至三人，账先生、伙计若干人，自设伙房就餐。老黄县人有个习惯，在孩子咿咿呀呀学语时，长辈就教着背诵小九九，稍大一点则进私塾功读四书五经，年龄一般在13至16岁时，就要出门学生意。首先要找担保人，担保人责任是对生病死亡者，对吃喝嫖赌偷等违法行为者必须负责。到了店家被称为小伙计，称谓前面冠以姓氏，如李伙计、张伙计等。站过柜台的生意人，被称为扎过木头围裙的，因商家门面使用的柜台，恰好和人的腰部一样高；精明强干、能说会道的人，称为从缸眼拔出来的。小伙计的工作十分辛苦，每天要早起晚睡，早晨给掌柜的打洗脸水、倒痰桶，扫地、擦桌子，晚上要给掌柜的放行李、练习打算盘(见图片3)。练算盘时，一般账先生读着一天发生的账目数额，另一人在用算盘计算，小伙计必须手持算盘，站立一旁跟着练习打。自己练习时，用625或者16875的数字反复相加。右手姆指、食指和中指拨动算盘珠，无名指和小指要握住一枚铜钱。有时候，为了早晨能够抢到笤帚扫地，晚上都抱着笤帚睡觉。小伙计的报酬是吃住由店里负责，每月报酬两块大洋，相当一袋面粉；满三年后，方能吃劳金，每月大洋8元左右；再过一至五年方能吃小份子，又称花红，即年底盈利后，一般按照东六西四(即东家六份、店铺四份)分成，在店铺分得的四份中，抽出百分之十做为小份子，余下百分之九十为掌柜们所得。东六西四一年一小结，三年一大结。

做生意就要使用衡器，在老黄县历史上，商家都使用过一种叫“十六两秤”的衡器(见图片1)。这种秤与现代秤基本相同，由秤杆、秤钩(盘)和秤砣三部分组成，种类为十斤、十五斤、三十五斤不等。因每斤由十六两组成，故称“十六两秤”。十六两秤的秤杆，系紫檀木制作，上面的每一两处刻有一颗星，作为标记(见图片2)。每斤十六两，故一斤的距离平分刻有十六个星，它们是南斗六星、北斗七星、福、禄、寿三星的象征。南斗六星，即斗宿，为二十八宿之一，是玄武七宿的第一宿，共六颗星；北斗星，是北方天空排成斗(或杓)形的七颗星，名称分别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南斗六星”加上“北斗七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合为十六星。这种富有深刻含意的十六两秤，在生意场上使用时，也有讲究。例如，对卖主而言，若卖出去的货物，在重量上少付一两，即寓意去掉了寿星，将导致短寿；若少付二两，即去掉了寿星和禄星，寓意卖主不仅不能长寿，而且俸禄也必会减少；若少付三两，即寓意为三星全被去掉，他一生不仅无福、无财，而且还短寿。反之，道理也相同，如果多付一两，则增寿；多付二两，则增禄、增寿；多付三两，则福、禄、寿全增。因此，生意人在买卖中，何去何从，是福是祸，全凭自己的良心去做。“十六两秤”是以诚信为基本要求，老黄县人就用这种秤，在生意场上规范着自己的买卖行为。

因为一斤为十六两，故卖货时从一两到十五两的价钱，店内小伙计要背诵下来。如某种货物一元钱一斤，那么，一两为六分二厘五，二两为一角二分五，形成口诀为：1两625、2两125、3两1875、4两25、5两3125、6两375、7两4375、8两5、9两5625、10两625、11两6875、12两75、13两8125、14两875、15两9375,规律为625相加。一打为十二个，从一个到十一个的价钱，亦是如此，小伙计也要熟记。如果一元钱一打的货物，形成口诀为：1个833、2个166、3个25、4个333、5个416、6个5、7个583、8个666、9个75、10个833、11个916，规律为833相加。

明码实价，童叟无欺，是老黄县商家打出的生意旗号，但是，各商家内部也有暗码，是自家的商业秘密，暗码是用文字代替的，如：元、亨、利、贞，天、地、玄、黄，表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写有元贞二字，表示一元四角，也有用甲乙丙丁，子丑寅卯，或平安幸福，恭喜发财等，均以文字代表数字，相当于现在的密码，发送电报，进出货物都用自家的商业暗码。黄县各商号比较常用的生意暗语概括为十个字，即：天、地、光、时、音、律、政、宝、畿、重。这十个字，分别代表数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字的含义也很有深意：天称一，因为天最大；地次之，为二；光为三，指日、月、星；时为四，指春、夏、秋、冬；音为五，古时的音阶有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律为六，指的是黄钟、土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六种定乐器；政代表七，指日、月、水、火、木、金、土七星；宝代表八，指景天科、蝎子草等八种多年生的肉质草本；畿代表九，是指先秦时期的行政区划，分侯、甸、量、采、卫、蛮、夷、镇、藩等九畿；重代表十，是指重复之意，即一的重复数，九加一为十，完满具足，是为一十也。

黄县商业活动中的“行商”

行商，是以小本经营为主，肩挑车拉的流动摊贩，简言之送货上门。他们活跃在广大农村，被村民们俗称为“拉乡”。旧时的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交换不很发达。坐商的店铺、摊位及手工作坊，大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城区和较大的集镇。乡间农村全靠做小本生意人来进行交换，这些商贩采取走村串户、送货上门的流动经营方式。他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贩卖或收购货物的，一类是凭手艺，替人修理或加工制作器物的匠人。旧时人们习惯称其为“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他们经营门类繁多，几乎涉及到农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常见的货担有：卖日用品的货郎，卖各种油的卖油郎，卖食品的、收旧货的等等。常见“耍手艺的”有：白铁匠、锢漏匠、小炉匠、染匠、编匠、石匠、罗匠等等。这些商贩和手艺人，对乡下百姓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对他们充满敬慕之情。行商的货担，终年奔波于乡间村野，广大乡下人是其主要服务对象，他们同坐商相比，有以下不同之处。

(一)招揽生意方式独具特色。坐商以店名字号、经营内容的招牌等有形广告，作为招揽顾客的手段，而行商靠的是诉诸听觉器官的有声广告。他们走村串街，用叫卖声、器物声吸引顾客，呈五花八门、千姿百态的现象，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二)买卖交易采取以物易物。旧时的农村，货币流通量极少，所以行商做生意时，大多采用既可用钱，亦可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即用家中废旧物品，换取所需物品或手工服务。

行商做生意，虽然是一种原始的交换形式，但在农村，不仅利商便民，而且也影响农村的文化生活。在文娱活动中，剧名《货郎与村姑》、《锔大缸》、《锢漏匠与王大娘》等，京剧《红灯记》中，磨刀人“磨剪子来——抢菜刀”的形象，均取自行商人物。上世纪50年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革，行商，这种农村常见的商贸形式，才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消失，代之以现代行商。

黄县人经商，第一大成功者是黄城丁氏家族。纵观其六百年的发展史，繁盛时期跨越了整个清代。据中华民国《黄县志》记载，“丁氏，大致先世以勤俭起家，继以经营商业，遂致富饶，然其家教则丰而不吝。故山东言富者，德望推丁氏焉。”笔者经过十余年来的潜心研究发现，其根本原因是在诚信经商的思想指导下，将儒、官、商三者有机结合，并以此为依托谋发展。

丁氏是怎样发迹的呢？据考证，1410年丁夫人黎氏逃荒来到黄县城时，将年少的儿子放在一家杂货店门口，自己出去沿街乞讨。一日，其子在杂货店门前玩耍，店主见他虽少言寡语，长得却是相貌堂堂。店主存心试探，拿起一枚铜钱扔了过去，铜钱滚至其子脚下，他捡起来，不但没留，反将铜钱送至柜台。店主以为嫌少，又抓起一把铜钱扔过去，黎氏儿子见眼前一地铜钱，又一枚一枚捡起，仍送至柜台。店主暗中敬佩，小小年纪如此清高。当日晚饭后，店主将黎氏娘俩唤至店中言道：“你们娘俩如此生活，令人悯怜。我这两间店铺虽不大，租一间给你，开个小吃部，赚了钱给我点房租，挣不着钱就先欠着。孩子就让他在我店中当个小伙计，你看意下如何？”黎氏见店主一片诚心，又是好意，“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连声道谢。从此，黎氏便开起了小吃部，卖小米稀饭、烧饼，儿子便在杂货店中干起了售货员。这样，娘俩因诚信，被好心的杂货店主安置了下来。数年后，娘俩将店主养老送终，扩大门面，诚信经营。其后裔又以开当铺为业，加之勤俭持家，理财有方，走上一条“儒、官、商”兴家立业之路，逐渐昌盛。传至清代乾隆年间十一世的丁元沂，家业发展成为山东首富，号称丁百万。

丁氏家族的主要经商活动是当铺。当铺在古代属商业经营活动范畴，亦称“典当”或“押店”。当铺在明清时期尤为盛行，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铺主要业务有五项：一是典当。当品为珠宝细软，或衣服、皮货等。店方收取月息。当价一般按当物实际价值的五成到七成计。当期最短1月，最长2年。到期不赎，即为“死当”，可拍卖。二是存钱，主要对象是货栈、商行、铺号和一些家族公账等，三是汇兑。四是放钱、放粮。凡是供钱、借粮者都得找出保人，指地立契，按月行息，到期偿还，五是换钱出票子。即以银元换铜板，以铜板换银元，从中赚取差价。典当的经营方式是物品的所有者因资金急需，将物品送到当铺去质押兑换资金使用。质押物品成交后，付以收据，称为“当票”，载明所当物品及抵押价款，交质押人收执。过期不赎，当铺即没收其质押品。这样，过期质押品的50%价值就被当铺占有。当铺的另一个特点是出于双方自愿，不存在强买强卖性质。丁家正是利用当铺的这些独有特点，积累了大笔资金。据查丁家的当铺不仅数量多，达几百座，而且覆盖面广，遍布中国东部11个省市，在全国形成一个当铺网络。据考察各地志书、文史等均有记载。曾经当进象牙凉席(现存烟台市博物馆)、禹谳(现存日本泉屋博古馆)、颂壶(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颂簋(现存山东省博物馆)等数十件国家一级文物。当铺字号下的各家堂号达近百个，丁家人进京城无需住旅店，一路上住自家买卖，就到了北京。其资产达到5400万两白银，相当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民国《黄县志》中记载的丁氏“大致先世以勤俭起家，继以经营商业，遂致富饶，其兴也尽由商业而至”，“以商起家者众，以富力居社会之中坚，而故家数百年贻传之”。这说明，商业是丁家的经济命脉，据传各地当铺兴盛时，每天有五辆马车往回运银两，真可谓日进斗金，而且延续达数百年之久。丁家有栈房字号八个，号称八大钱囊。分别为文来、泰来、信来、正谊、金城、东悦来、西悦来、天记等，其豪华建筑覆盖大半黄城，达3千余间。现存房屋55栋243间，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京城府第和胶东民居的神韵，堪称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华。胶东有“黄县房，栖霞粮，蓬莱净出好姑娘”的歌谣，“黄县房”即丁氏建筑。丁家的当铺由栈房统一管理，各地的当铺也均由黄县派出工匠建造，格局基本一致。胶南市的王台镇，现在还有丁家当铺的房屋一百余间，保存较好。丁家经营其他行业也很广泛，如黄城的登仁寿药局、鱼市街南侧文来的剿丝厂，烟台的“元丰祥”煤号，济南四马路经七路的“丰华”石油公司，北京众多的粮行等，也是财源广进的重要方面。不管作何种生意，在经营上丁家一直讲究“诚信”二字，加上善于交际，数年之后，家道愈加殷实，为后代立业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清代到民国，黄县涌现出一批著名商人，如单文兴和单文利、纪凤台、李子初、纪木新等。

老黄县人的经商，归纳起来有以下特点：

(一)诚信经商是老黄县人的主要经商特点，有句俗话：“人心是杆秤，全凭良心行，要想生意好，信誉是个宝。”向来以质量取胜，讲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商业道德与信誉。所以跟敦厚质朴的黄县人打交道，你不必担心会有欺诈，有人描述老黄县人是：憨厚而宽容、朴实无华、真诚坦率、朴素爽直、善良宽厚。老黄县人具有的这种性格，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实在”，这种民风现在依旧相沿成习。

(二)黄县人多厚道，直朴单纯，豪爽诚实。主张“商道即人道，人脉即财脉”，运用“拙朴式商法”，一来赢得人缘，二来很得他人信任。尤其讲究“和为贵”，“和气生财”。如往店内进货，即便是送货者的货物质量不好，也采取婉言拒绝，让其高兴离店，以讲究后情和回头客，这是许多商人无法比拟的。

(三)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无论天时、地利、还是人和，都是他们经商的手段。在讨债上，一忌慈(心软)，二忌昏(对方胡说，信以为真)三忌懦(被对方吓住了)。将《孙子兵法》应用于商界。

(四)奉行苦行主义，以“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为信条。能吃苦，以苦为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奋斗。这种吃苦能力，既有自然环境的磨练，更有孔孟文化精神的教诲和榜样的力量。

(五)重利更重义，做事够朋友。讲究诚实是根，一不能违背良心，二不能对不起朋友。俗话说：河北出响马，关东出土匪，山东出好汉。老黄县人秉承“山东出好汉”这一特点，重义气，重乡情，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义的基本含义：一是忠于朋友，同生死，共患难，一诺千金；二是行侠仗义，扶危救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正如《好汉歌》中唱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这与南方人貌似好客，实则重利、重钱，总要设法从别人身上揩取“油水”的人比较，是大相径庭的。

(六)谈生意必有酒，没有酒，谈话就索然无味。这与中国东北人有相似的地方，东北商人要有惊人的酒量，否则很难立足商界。

同时他们还重故土、恋家乡，只要在外地挣了大钱，必在家乡兴土木，建宅院，以示饮水思源，不忘家乡，光宗耀祖。如黄县城内的丁氏故宅、海岱镇的王氏故居等。另外，胶东地区农业经济圈内的人，利用农闲季节，也到商业经济圈内的东家，干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挣东家的小钱，形成一种互补。总之，从经商史角度看，老黄县人做生意，不亚于晋商和徽商，他们在广阔的商海中，着实涌现了一批诚信经商、誉满九州的生意人。

老黄县人在经商上，与周边的山西晋商、两淮徽商相比，在经营方面，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在地域上：晋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走西口，向晋北、内蒙及以北等地发展；徽商主要在两淮、江浙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顺运河或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区；黄县人则主要通过水路到东北三省，陆路到京津地区并向周围发展。南部最远至江浙，西部最远达山西省。

二是在经营内容上：晋商以票号为主，兼营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等，以关公之“义”，在经营处建会馆以结帮，如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就是山西、陕西两省商人所建；徽商崇尚文化，亦儒亦商，培育“贾而好儒”的品格，主要以钱庄为主，经营盐、茶、木，或以丝绸、粮食谋取大利，徽商所至，多建园林别墅和戏楼，以文会友；黄县人则以经营丝房、当铺为主，兼营钱庄、粮行、药房及纺织、杂货、煤、石油等，经营品种相对比较广泛。

三是在经营理念上：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从小就教育孩子怎样赚钱；徽商重官不重钱，赚钱为做官，从小就教导孩子为官，把成功希望寄托于官场上；老黄县人继承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从小就教育孩子读书、经商、做官，讲究君臣父子，忠孝节义，并吸纳晋商和徽商的长处，既诚信经商赚钱，又以公益事业为手段，修城墙和文庙、建书院、赈灾民、办团练，赢得民心和朝廷的赏识。

四是在经营方法上：晋商以小胜大，往往是从小商小贩作起，精打细算，资本逐步积累，稳定发展，且各成体系；徽商则以观察入手，投机取巧，互相联合，形成商帮。大的则走官府门子，盈大利走红运，穷奢极欲夸富斗靡，骤起骤落昙花一现，尽管在商界很活跃，但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台，难以像老黄县人那样沉着老练，遇变不惊，稳打稳扎，处处为营。

五是晋商和徽商或多或少带有“轻别离”的特点，经商一去三五年甚至二三十年不回，而黄县人特别重故土、恋家乡，很少有常年在外不归者。晋商长期在外，婚姻多不幸；徽商灯红酒绿，多纳妻妾；黄县人则家教极严。

第六，在中国不管是晋商、徽商，还是黄县人经商，在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上又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在重视文化教育和追求艺术品位上，在“重宗谊、修世好”的宗族观念上，在“男尚勤劳、女尚贞节”和重视门第上，在敬业精神上，在商业道德观念上等等，尤其是在正统的儒家思想上，如出一辙。

总之，老黄县人经商史，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至今的黄县，仍然经济发达，财政收入21亿元人民币，名列中国百强县第11位。自古到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黄县地气好”，欢迎各位前去考证、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