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

杜导正（1923-），山西省定襄县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繁峙县、雁北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应县县委民运部部长，1946年初历任《晋察冀日报》记者、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第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1959年10月-1962年2月，因曾向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缪海写信反映广东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被划为“右派”。“文革”后，历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是第七届全人大代表。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书。

1934年，他考入定襄高级小学读书，当时日寇进犯河北，热河省、冀东21县和察哈尔省相继陷落。1936年9月，山西省成立了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11月，杜导正就参加了牺盟会组织。1937年，杜导正14岁时考入了定襄县立初级中学。就在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课，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回到了家乡蒋村。

1944年9月，他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在那里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并逐字逐句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这些革命理论的学习，不仅拓宽了他的知识领域，就是在对人生的选择，对世事的看法上也产生了一些飞跃。同时，也更加强了他对党所领导的事业的自信心。

抗战胜利后，杜导正从党校毕业，到中共北平市委报到。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找他谈话，决定让他去当记者。但是杜老自认文化功底较差，感觉难以胜任，觉得自己搞党务和农民工作还比较合适一些。但小舟同志坚持认为他可以写东西、当记者。于是他被分配到新华社北平平郊支社，任采访科长。从此，他开始了记者生涯。在抗战时期的1941年，《晋察冀日报》社的一位特派记者雷行到繁峙县采访时，就曾鼓励他写稿。1942年，和杜老共事的繁峙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赵明升英勇就义，他含着泪写成了1500字的通讯，发在石印的雁北地委机关报上，很多读者受到感动。读者的青睐使他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也激发了他的写作激情。在解放战争中，他又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编辑、随军记者，在战地采访中写下了不少战地通讯，有些人物报道在晋察冀一带产生了一定影响。

建国后，杜导正告别了部队后，就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工作，稍后到新华社河北分社担任社长。1954年9月，他带职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马列学院整整两周年，他受到马列主义理论和部分文化课的较全面的训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提高，认识到：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杜老曾说，在他的一生中，在马列学院这段时间中，读书最为系统、全面，新闻理论、新闻技巧，全学了，两年后毕业时，意气风发，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结束的“八大”精神，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可从这以后，反倒逐渐开始了他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1956年9月，经过两年的学习，他从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这时，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政治运动挨着一个政治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他在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就是不敢实事求是，不能实事求是，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1956年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广东农民有意见，个别地方闹事出现了问题。他写过这方面的内参稿，但不多，这时他下乡已不那么深入，而且头脑中带着框框，全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1957年反右派，他开始是犹豫的，后来动员大会一开，中央一讲话，他就跟着干了。广东分社40多个人，划了4个右派，全是最优秀的记者。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罗翼群。1957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骂共产党，说中国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他在前面走，杜导正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杜老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1958年搞三面红旗，杜老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发在第一版上。

1959年年初，由于“大跃进”，广东到处叫没粮吃、犯水肿病，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发现100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真的着急了。陶铸同志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有人怀疑，农民是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就搞了个反瞒产运动。杜老到东莞县去看，介绍的人说哪个草垛下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确实搜出一点粮食来，后来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里供领导人看的。县委书记林若也是上当受骗。省委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杜老又发了文章，说反瞒产如何成功。3月底4月初，《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杜导正作陪。到了海南，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这次到海南岛，他亲眼看到了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他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记者的调查研究》长文，先在《新闻业务》刊上发表，后被多家书刊转载。

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不久，《新闻动态》刊物上又点了9名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有杜导正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前后共批了杜导正16场，起初批判会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规模，全是省新闻界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后来扩大到60人，最后一场在广州体育馆，6800人大会批判。主要批他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脱离实际；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悯人。196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对他正式做出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这个决定，是经陶铸同志定的。1960年4月底，杜导正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几个月后，他又被下放到新会县农村，劳动了六个月，新会县县委书记党向民说：“这是个记者，应该让他写东西”。他把杜导正调到县里写《人民公社史》。

1961年夏天，陆定一同志挺身而出，为新华社七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社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同年7月，杜导正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学开课执教，但结论仍留有尾巴：“杜导正同志仍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他谈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转告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比我们正确”。2月底，杜导正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职务。经过了“反右倾”的挫折，杜导正似乎胆子小了，实际上是独立思考增多了。面对中国农村那么困难的形势，他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同志的主张，很同意采用灵活的方法，如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单干等。

1978年11月，参加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的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杜导正当时任国内部主任，看到这个报道稿后，觉得对有关天安门的事件的这段话淹没在三四千字的大报道里，不突出，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两个凡是”为“天安门的事件”平反所设置的禁区，商量后，向穆青同志汇报，他表示赞成。于是写了一篇电讯，全国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新华社这样做，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的事件”的彻底平反。

杜导正是1977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当时，党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浓厚。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做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的报道，就是这样。《光明日报》那五年，杜导正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他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刊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文章，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在主编《华北人民》时，杜导正创造和发展了“问答”这种宣传形式，针对性强，简短活泼，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普及各种科技文化常识，如《互助合作政策问答》、《婚姻法问答》，他还注意到图片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主编《华北人民》时，就在刊物上组织发表了大量连环画，宣传英雄人物，揭发坏人坏事。在杜导正主持期间，该杂志发行量由8万份上升到42万份，发行量的扩大，虽然有解放区逐渐扩大方面的因素在内，但当时人们都认为，那种生动活泼的办刊方针是起了主要作用的。杜导正还发展了调查研究这一报道形式的新闻理论，要随时随地注意，不仅有一般的调查研究，还要有典型的调查研究，既要强调调查研究的深入性，又要观察全面，防止个案研究的片面性。

《是与非》收录了杜导正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近50年间发表的新闻作品44篇，新闻业务文章12篇，外加一篇数万言的自传。44篇新闻作品中，有16篇加了编前编后语，坦诚地剖析我自己的失败与教训。作为《炎黄春秋》的社长、创始人，杜导正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办刊治刊的第一准则，杂志一直坚持以纪实体裁为主，夹叙夹议，以叙为主，它客观公正地记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即一百年来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2]

记者：杜老，您1945年就进入新华社工作，1982年调离，坎坷磨难40年，可以说是新华社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越来越猖狂，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新华社是如何进行报道的？是紧跟还是抵制？您和穆青是怎样并肩战斗的？

　　杜导正：穆青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独立的清醒的判断，能够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浪，他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仍然保持着。“文革”开始后，穆青就成为国内部的重点批斗对象，后来还发生了“朱穆李”事件，这些都反映了穆青在一些重大关头上做出的正确选择。

　　当时穆青对眼前的形势也是非常忧虑的。1976年3月底，新华社在上海由穆青主持召开了分社社长座谈会议。会上，他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私下谈心时却表露出心迹。一天晚上，穆青同志找我谈话时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最严重情况发生的心理准备，第一准备被免职，第二准备坐牢。我说：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他欣慰地笑了。

　　记者：在新时期轰轰烈烈的“三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的宣传报道上，新华社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张旗鼓地支持、鼓励编辑记者全力报道。能否谈谈穆青和您是怎样演奏用新闻力量推动历史进程这首大合唱的？

　　杜导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在邓小平、胡耀邦支持下，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将“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见到这篇文章，像得到宝贝一样，征得穆青和李普同志的同意，立即以新华社通稿将全文转发全国。我提出，把每个省委书记的反映都由新华社逐一发表，请他们表态，以造成全国范围解放思想的强大舆论氛围。从同年8月开始到12月，一共播发了2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军区的党委和主要领导人就这一问题的发言。最后，全国只有两个省委书记没有变态。当时新华社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个别社领导说，你们这么逼人表态不好，而且内容千篇一律，恐怕没有多少读者。针对这种情况，我说，现在重复表态就是政治，新华社不怕重复。对我的意见，穆青和李普同志则全力支持。

　　关于包产到户的宣传，穆青在我们国内部召开的农村记者座谈会上，讲了一番鼓动性非常明显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到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才会爆发革命。现在大家觉得要爆发革命，认为有爆发革命的必要，事情就好办了。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也不能改变农村报道的面貌。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过去的那条路走不通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路，就要把那一套东西推倒。推倒旧事物，肯定会有阻力，会有干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很多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记者采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却很少有人知道穆青同志这篇讲话所起的作用。

　　记者：穆青的新闻作品、新闻主张和新闻实践，均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珍品。他身兼双重角色：新闻事业管理者和新闻记者。站在新闻事业管理者的角度，他对新闻的功能有着高屋建瓴的理解。作为一代名记者，他对记者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有着真切的感受。您是怎样评价穆青的？

　　杜导正：我们在穆青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对他人格的魅力感受地更多一些。穆青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虽然不健谈，但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常常会被他所吸引。他的魅力源于他高尚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在新华社，和穆青关系亲近的人，既有我们这样的中层干部，也有普通工人；既有资深记者，也有刚进社不久的年轻人。他一生都与最低层的人民群众血脉相连，息息相通。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厚的爱，造就了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

　　在向穆青告别时，我写下了这样的挽联：“非常非常地思念您，老朋友，老上级。”我这样写，没有任何夸张。在长期的工作中，穆青同志和我们不但是上下级关系，也是亲密的朋友关系。他的欢乐与苦恼我们感受着，我们的喜悦与忧虑他分担着。这种休戚与共的情感，使我们在送他走后的悲哀依然难以抹平。

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从您以上所谈的自己和穆青，我听您反复强调“记者一定要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您是如何形成这个思路的？

　　杜导正：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意义。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对处于领导位置的同志来说，尤为紧要。

　　刘少奇同志在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有透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党领导的记者和领导机关，担负着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任务，是党领导与人民最紧要的联系渠道。别的渠道也有，但没有这条渠道这么频繁而便捷。所以党做出一项决议后，党中央是很想依靠你们到群众中去考察，看看这个决议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群众真正满意，你们反映上来，我们更放心了，那我们便坚持下去；群众基本满意，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坚持对的部分，修正不恰当的部分；如整个决议错了，那我们就接受群众意见，更改这个决议。所以记者的责任太大了，太光荣了。他几次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反映了真实情况，帮助了党，我们感谢你们。但是你如果讲了假话，导致中央做出错误决策，那可就害死人了。

　　少奇同志这篇著名谈话，教育了一代记者。这一代记者，建国前后，说真话成为一时风尚，但反右派、反右倾后，这个风气便消失了，变坏了。记者多看上级眼色行事，上边喜欢什么，记者报什么。上级厌恶什么，多数记者就绕开不敢写。好了，这便产生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时的记者竟放高产卫星，徐水县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等等说来好笑、当时却信以为真的报道局面。回头看，1958年“三面红旗”捅了那么大的乱子，自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新闻记者的铺天盖地的虚假报道、片面报道，确实起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1960年、1961年，“大跃进”的闹剧酿成悲剧，成千上万人饿死了，浮肿了，而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甚至内部参考报道，却仍然是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它对中央认识并纠正错误，制止悲剧的恶性发展，继续起了粉饰的作用，延缓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实报道，颠倒黑白的报道，导致了什么结果，更不必提了。新闻记者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1982年，您告别新华社，来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您是否也把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带到了那儿？产生了哪些实际效果？

　　杜导正：我是1977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当时，党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浓厚。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在这种良好的氛围里，加以我本人在反映实情上有过切肤之痛的体会，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以为《光明日报》记者那几年做得是较好的，《光明日报》领导成员也还是称职的。

　　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做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的报道，就是这样。在这个烟厂中，成十上百条的香烟被上级领导人无偿索取，或本厂领导为讨好上级，成十上百条地送礼，职工看在眼里，极不满，就是不能反映，反映无效。《光明日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姓名、职务、收受香烟条数、时间，在报上一一公布，引起震动。然后又将按价还款的姓名、职务、时间公布，效果极好。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而北京市怀柔县却发生了村干部殴打几个女教师的事件。《光明日报》抓住这个事件，作了连续三个月的报道，发表批评新闻、特写、评论74篇，五万多字，引起了小平同志的关注，指示了处理意见。《光明日报》还做了许多典型的批评报道，效果都很好，根本没发生什么负效应。《光明日报》那五年，我还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我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刊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文章，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少奇说：“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这一条《光明日报》记者那时大体上做到了。

　　记者：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是中外新闻界公认的新闻价值准则和职业操守，这一点，新闻史上记载着：《光明日报》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出了榜样，那几年的《光明日报》红红火火，影响巨大。您作为总编辑，有哪些切身体会？

　　杜导正：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用很多篇幅谈了掌握真实情况很不容易。说你一个记者，初来乍到，群众有些话不会对你说的。必须坐在炕头上，慢慢扯，一个礼拜不行，两个礼拜。从我这个老记者的亲身经历中，包括在《光明日报》这五年，则感到掌握真实情况，并非那么困难。表扬报道、批评报道、内部反映情况，真实、准确、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可马虎一丝，但不是很难的。最难的是真实情况已经掌握了，但是考虑到这事触及到高层领导的痛处，可能引起决策者也就是领导人的不愉快，有时甚至给自己招来横祸——对报道者的打击报复，当记者的此时便犹豫起来了，报社领导也犹豫起来了。《光明日报》那五年，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发生过。我的想法是，反映真实情况，一要准确，二是积极，即反映的后果对党对国有利，三要勇敢，这三点中，最难的是勇敢，这要有一点无畏精神。我的体会是，是非不清，不要说话；是非清了，情况清楚了，又事关紧要，就要学习彭德怀、邓拓、田家英，像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要求的那样，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得失，道出真情。这个问题上教训太多太多。《光明日报》那五年大体上做得还好，这是可以告慰老朋友的，我心里至今也觉得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