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南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高季兴以荆南兵马留后擢任节度使，潜有割据之志，荆南政权始于此。稍晚，高季兴先后分别为后梁、后唐和杨吴进封渤海王、南平王和秦王；死后，又为后唐追封为楚王。荆南高氏“传袭四世五帅，至宋乾德改元，国除，凡五十七年。”然终未尝称帝建号，此政权被后世史家称为南方九国之一，史书亦称之为“南平”或“北楚”。

荆南政权据有荆州（今江陵）、峡州（今宜昌）、归州（今秭归），以湖北江陵为统治中心，是五代十国时期湖北地区内部的区域性割据政权。^[2]

南平是十国中最小的政权，为高季兴所创。高季兴，原名高季昌，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避后唐庄宗祖父李国昌之讳，改名高季兴。他幼年在汴州商人李七郎家为奴，朱温收李七郎为养子，改名朱友让，又喜爱高季兴，命朱友让收为养子，也改姓朱。高季兴最初在军中为亲兵，逐渐提升为牙将，因为立有军功，后来担任颍州防御使，朱温令高季兴恢复高姓。^[3]荆南地图

荆南地区在唐朝末年为成汭所据，因成汭急于扩张地盘，先后与朗州雷彦恭、长沙马殷、江淮杨行密交战，在君山一战兵败而死，雷彦恭趁虚占据其地。当年十月，赵匡凝逐走雷彦恭，以其弟赵匡明为荆南留后。朱温不愿荆南为他人所有，派军攻伐。唐天佑三年（906年），汴军攻取了荆南，遂任命高季兴为荆南节度留后。^[3]在高季兴受命出任荆南留守后之前，荆南原管诸州已被相邻势力分割殆尽，荆南镇原统八州已失其七，仅存荆州一地。^[4]这种情形在高季兴入主荆南之时，依然如此。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四月，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后梁，定都汴州，朱温更名为朱晃，是为后梁太祖。次月，高季兴被正式任命为荆南节度使。^[3]

乾化二年五月（912年），后梁太祖朱温被其子朱友圭杀害，后朱友圭登基改年号凤历。^[5][6]次年二月，朱友贞率兵讨伐朱友圭，将朱友圭及张皇后杀死。随继位，是为后梁末帝，追废朱友圭为庶人。^[6]高季兴在朱温在世时，还不敢跋扈，后梁末帝在位期间，国势日衰，高季兴便不那么驯服了。^[3]后梁末帝封他为渤海郡王，他仍不满足，袭取襄州不成，索性断绝了对后梁的贡赋。荆南与后梁断绝关系的状况，共持续五年左右。后梁贞明三年，恢复与后梁间的臣属关系，但其意图无非在于自保而已。^[3]不遵王命的荆南，不仅交通吴、蜀，自为攻守之计，并且进犯王境，显然不是后梁辖境中的藩镇所为。所以，荆南从后梁太祖朱温以后，已经不是后梁所能控制的藩镇，而是正在加速向独立王国的目标进化，割据一方已经渐趋明显。

后唐建立以后，高季兴畏其强大，亲至洛阳朝见李存勖，险遭囚禁。返回时行至许州，他对左右说：“此行有二失，来洛阳朝见，一失；主上纵我而去，二失。”于是倍道兼行，甚至连行李都丢弃不顾了，等他过了襄州之境，李存勖果然后悔纵其归去，命刘襄州节度使训拦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不久，李存勖封他为南平王，这便是人称其国为南平的原因。^[3]从此，高氏荆南已经由昔日的藩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对其辖境内的政治、军事、外交均有自主权。

高季兴去世以后，其长子高从诲承继父业。^[3]荆南的国策从这一时期趋于完善和定型。在治理荆南期间，高从诲与其父都有相同之处，只小有差别，其中最大的不同是逐渐确立了奉事中原王朝的政策。而且，手段更为高超和巧妙。荆南政权

对外政策上，高从诲开始奉行“事大以保其国”和交好邻道的双重主张。他上表后唐明宗李嗣源请求重修与后唐的臣属关系，得到后李嗣源的准许。^[7]于是自称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派押衙刘知谦上表请求归附后唐，并进献三千两白银赎罪。李嗣源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任侍中。^[7][3]从当时的形式来看，中原王朝无疑是相邻政权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政治实体，所以顺理成章地成为高从诲“事大”政策的目标。

高从诲在位时期，荆南也没有忽视与其他势力的交往，主动与相邻政权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与吴、南唐、马楚和后蜀间鲜有战事发生。比如对荆南东面代吴而立的南唐，高从诲较早就已经看清形势，在吴国的权臣李昪尚未登基之前，遣使劝他早日上位，这样的举动果然为后来荆南与南唐，建立良好关系奠定了基础。^[8]

高从诲的对外政策以“事大”为核心，辅以交好四邻的原则，确实比其父的政策更为理性和务实，也更加灵活和开放。这种政策的执行，大大解除了长久以来笼罩在荆南之上的战争阴云，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局面，为荆南政权的延续确立了良好的基调。高从诲的后继者，莫不踵行其策，以保其国。

高保融、高保勖、高继冲在位时期，与之前两位相比已经逊色许多，荆南呈现衰退之势。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荆南后三位国主的才干、智识不及前两位国主以外，后周和宋朝初期，中原王朝日渐强大，统一趋势的增长，也是关键性的要素。高保融等人的无所作为，单纯保守也是必然的。总得来说，三主统治期间，高保融在位时，荆南勉强可以正常运转有序。其后，荆南的政治局势一年不如一年。^[9][3]

建隆元年（960年）正月，赵宋政权建立。宋太祖即位之初，对南面的荆南早已有吞并之心，由于荆南贡奉甚勤，暂时没有找到出兵的借口，贸然兴师动众，毕竟有损新建未久的赵宋政权形象，而且极有可能导致诸侯离心，甚至对将展开的统一战争产生障碍，此种局面有违宋太祖的初衷，但是，兼并荆南的意图已经不可动摇。

建隆三年（962年）十月，趁湖南周行逢病卒，其子周保权继立之际，衡州张文表举兵叛乱，自称留后。周保权遣使求援于荆南，并乞援于宋。次年二月，宋太祖命慕容延钊、李处耘领军讨伐张文表。由于事先已实施若干先期准备工作，宋朝对荆南已是志在必得，于是，借此应援湖南的大好时机，宋军以假道之计顺便降服荆南，高继冲归降于宋，高氏荆南国除。^[3]

荆南虽然“地域狭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称藩于中原王朝，军备力量弱小”，且并未建国称帝，但其实是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因此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王朝”或“藩镇”，更适合被称作“政权”。^[10]

高氏荆南疆域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始有荆州一地，一直到后唐庄宗时期都没有改变。在后唐明宗时期，归、峡二州隶入荆南。期间屡有反复，至天成、长兴之际，归州重入荆南。^[11]

*归州，天成三年（928年）二月，短期隶属于后唐。

夔、忠、万三州曾于后唐天成初年短暂隶入荆南，历时未久，即入后唐，再后则被纳入后蜀版图。复州则在后梁至后唐之间的大部分时段归属于荆南，大约在明宗天成年间开始改隶后唐。而在荆南尝试扩展其势力范围过程中，曾两次用兵郢州，均未遂。另外，高氏荆南所辖荆州较之前代已多领一县，即监利县。

高氏荆南最终确立以荆、归、峡三州为基本疆域范围的格局。^[11]

后晋天福八年（943年）之前，荆南下辖一府（江陵府），三州（归州、峡州、复州），十七县。之后，政区变为一府（江陵府），二州（归州、峡州），十六县。^[12]

荆南经过唐末五代的纷繁战乱，经济遭受了很大打击，为了维护统治，高氏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过巨大的努力。

荆南地处江汉平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所以荆南注重发展农业经济。高氏统治者还重视修建水利工程，如贞明三年（917年）夏，高季兴“筑堤自安远镇北、禄麻山南至沱步渊，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汉之水，居民赖焉。名曰‘高氏堤’。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南平修江陵大堰，改名为‘北海’。”水利工程的修建，一方面在军事防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荆南地处水陆交通的要冲，南来北往的人员和物资交流，为商业贸易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荆南的茶叶生产很发达，江陵府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茶市。高氏也积极与邻邦和中原王朝搞好关系，以求得赏赐。

再者荆南在轻徭薄赋的同时实行身丁税，即以人头作为征税标准，增加了财政收入，稳定国库。最后统治者注重与民休息，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10]

荆南是五代南北矛盾的中心。它北部与中原王朝相连，西部因长江三峡与巴蜀相连，南部与湖南的马楚毗邻，而东部经由长江水道与南唐、吴越为表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荆南水系众多，形成很多湖泊和湿地，在军事上起到一定的阻遏作用。境内的峡、滩“构成荆南西部天然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其东部为江汉平原，能为军事活动提供补给。

五代时期，荆南的军队不断扩大。后唐灭后梁后，“梁朝旧军多为（高）季兴所诱，由是兵众渐多，跋扈之志坚矣”。至宋初，荆南已有军队近三万人。

荆南的军事体制基本延续了唐末五代藩镇兵制的特色，军队包括：云猛、毅勇、制胜、水手，牙军是主力军，军种有水军、步军、马军。因地理环境制约，荆南的主力部队为水军，它的水军建设和战舰建设被视为立国之本一直延续了下来。虽然荆南政权出征多战败而归，但高季兴积极整修军方设施，大力“治城池、修武备”，在境内能抵御外敌。^[10]

荆南的对外政策可以概括为“事大称臣、睦邻修好、离间构怨和不耻屈节”。高氏荆南始终维持着中原王朝藩镇的身份、地位，镇守荆南，拱卫朝廷，并且积极配合中原王朝对外作战的军事活动，甚至出现统治者为了讨好中原王朝遣子为质或亲身为质的情况。在五代时期，荆南也曾采用离间计谋，对马楚的重臣高郁设计以达到削弱邻国马楚的目的。

由于荆南“地处四战之地”，地狭兵弱，高氏统治者在充分分析了天下形势和自身实际情况后，形成了既要结交中原牵制周边国家，又要借助周边国家的力量使中原王朝不至于吞并自己的对外政策。这为荆南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平和的外部环境。^[10]

高氏五主在位期间各阶段之人口数据，因史籍阙载，如今已无法复睹。传世文献中，迄今可确知的高氏荆南的具体户口，惟见乾德元年（963年）高氏荆南归降于宋时的数据，即荆、归、峡3州17县计有142300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