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路壮戏

北路壮戏图册(3)北路壮剧擂台赛北路壮戏是桂西壮族人民创造的一种戏剧形式，是操北路壮话深受桂西壮族群众喜爱的地方戏曲。“北路壮戏，主要流传于田林、隆林、西林、百色等地，是在唱诗和民间杂耍‘板凳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乾隆、嘉庆年间，田林的艺人创造了用本地壮语和民歌演唱的‘土戏’，成为田林旧州壮戏的开山祖。定型后，曾先后组织戏班在农闲、节庆期间演出，还应邀到隆林、西林等附近县去传艺。西林那劳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就成立有半职业性质的壮剧戏班。早期的剧目，有很多是根据壮族民间故事改编的，如《牛郎》、《刘四姐下凡》、 《鲤鱼姑娘》等等。近代大量编演历史故事戏，如《长坂坡》《杨家将》，抗法斗争的《刘二打番鬼》等。为了表现更丰富的题材内容，其音乐唱腔在原有的《正调》基础上，吸收民间音乐发展的《老汉调》、《哭调》、《梳妆调》等形式。伴奏乐器主要的有葫芦胡、笛子、三弦、马骨胡、二拳等。在表演上有独特的身段、步法、手法。武打运用南拳，旦角摆手转踏而唱，舞蹈技艺别致、丰富。”（引自黄现璠等著《壮族通史》第588-589页）

壮剧，又称壮戏，是在壮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音乐、舞蹈和杂耍技艺的基础上形成的舞台表演艺术，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主要流行于左江、右江流域。按表演风格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南路壮戏、北路壮戏和壮师戏（即壮族师公戏，又称壮师剧）三种类型；按流行地区方言土语、音乐唱腔和戏剧种类的不同又可分为7种戏剧：即流行于靖西、德保的德靖木偶剧；流行于靖西、德保、那坡的马隘壮戏；流传于田林、凌云、乐业、百色等桂西一带的田林壮戏；流传于隆林的隆林壮戏；流传于云南文山富宁县的富宁壮戏（即富宁壮剧，又称富宁土戏）和广南壮戏；流传于武鸣、河池、宜山、邕宁、来宾、贵县等地的师公戏（即壮师戏）。

北路壮戏在发展的历史当中，大致经历了“孕育期”、“改革完善期”、“全盛期”、“定型期”等四个阶段。

北路壮戏图册(3)

北路壮戏主要流行于桂西一带，它是在民歌、唱“西”和民间杂耍——板凳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路壮戏是从老百姓的自娱自乐开始的，最初是用壮语讲故事、唱山歌。经过几代优秀艺人的发展和加工，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戏剧形式。北路壮戏最早称为“板凳戏”，起源于民歌、唱诗和曲艺，原是壮族民间说唱的一种坐唱形式。劳动之余，由二三人坐在板凳上唱故事。清康熙二十年（1681）手抄唱本央白平调《太平春》即是此类唱本。

明末清初，田林县旧州镇已是通联滇、黔、桂的交通要道，成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贸易集散地。北路壮剧在此进入了孕育期。据相关资料记载，北路壮戏俗称“土戏”。从清朝顺治（公元1644年）至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是北路壮戏的孕育期。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八音坐唱”、“板凳戏”、“门口戏”、“游院戏”、“地台戏”等几个阶段。

“八音坐唱”是集体演唱，形式单一，内容多是祝贺之类的唱词。“板凳戏”是1至2人坐在高条凳上演唱，有简单的动作和表情，因室内满足不了群众需要，便移到屋檐下表演，故改称“门口戏”。“门口戏”已初分角色，演唱者相互问答，表演者增加到4人，后来除了过年过节为本村的群众演出之外，戏班开始走村串寨，外村办喜事、盖新房等都来邀请去唱，出这个院子进那个院子，群众又称为“游院戏”。戏角开始穿华贵的戏服，在脸上擦红粉化妆，其内容仍是各种祝贺的唱词，没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为满足越来越多的群众看戏，便搬到村镇空旷的场地表演，故称为“地台戏”。“地台戏”已是一种载歌载舞的演唱，节目如《目连经》、《八仙过海》、《唐皇游阴府》等。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田林旧州镇那渡村歌手杨六练到四川做生意，因蚀本无颜面回家，便在四川边打工边学艺，两年后返回那渡。在他的倡导下，那渡和旧州两个戏班组成了“龙城班”。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他们在旧州搭起二丈宽的戏台，上演了由杨六练编导并主演的北路壮剧的第一出戏《农家宝铁》（又名《好宝铁》）。这个戏主要人物有6个，生、旦、净、丑都有，而且每个行当都有一定的表演程式，念、唱都用北路壮话。“搭台戏”的上演，标志着北路壮戏的正式诞生。

清嘉庆二十年（1815）成立半职业性的土戏班。当时土戏艺人已传了七代。第七代班主黄永贵曾参加过南宁的粤剧班社，抄了六十多个粤剧剧本，回乡后与第五代班主廖法仑合作将剧本译成壮语，并以土语形式演出。他还组成螺阳剧社，成为北路壮戏的代表。黄永贵根据章回小说《五虎平南》的故事情节编演了赞颂壮族民族英雄的大戏《侬智高》，最多时有六十四个演员同台演出，从此奠定了北路壮戏的基础。

从嘉庆到道光（公元1796年至1821年）年间，旧州央白屯的北路壮戏艺人黄从善将“平调”加工整理，改名“正调”，奠定了北路壮戏主调音乐的基础。咸丰、同治年间，艺人廖法伦再将其主要曲调（即“大过场”、“正调”、“梳妆调”、“杀鸡调”、“卜牙调”、“八仙调”、“升堂调”、“山歌调”）予以定型，乐器伴奏从只拉“正线”发展为“正反线”合弦。此时北路壮剧开始向附近省、县流传，隆林、西林等县、乡、村纷纷成立戏班，其中田林板坚戏班绘有天、地、人三界的底幕布及自制戏服和盔甲，使北路壮剧的艺术更趋完美。

从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至同治末年（公元1874年），北路壮戏经过几代艺人的改革，已逐步完善。

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年-1910年），是北路壮戏蓬勃发展的全盛时期。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田林旧州镇央白村人黄永贵赴南宁应考，为邕剧所迷，置功名不顾，天天看戏，被邕剧艺人雷喜彩发现，收为弟子。回到田林后，黄永贵组建戏班，并吸收邕剧的表演技巧（武打、台步等），使艺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唱腔方面也借鉴邕剧，创造了“喊板”、“怒调”、“大王调”，伴奏乐器恢复使用唢呐，加进了扬琴、大鼓、大锣，艺术效果甚佳。由于黄永贵武打出色，被称为“土飞猴”，各地纷纷请他去教戏，使北路壮剧得到更广泛传播。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黄永贵带领戏班“土汉班”应邀到梧州演出，轰动一时。

至光绪末年，北路壮戏唱腔和表演程式基本定型。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北路壮戏艺人是田林八桂乡平六屯黄福祥（1896-1964年），他是黄永贵的第三子，自小受过武术训练，十六岁开始跟随父亲演戏，生、旦、文、武全能，唱、做、念、打俱佳，尤其擅长旦角。除了钻研表演艺术外，他在唱腔和伴奏方面进行了不少改革，创造了“正调慢板”和“丑角调”，马骨胡原是奏半反线，他为了加强表现力改为大反线。1914年，他带领“螺阳剧社”到贵州省的巴结、央坝等地演出，很受当地人欢迎。此时的北路壮剧已定型，行当齐全，演技精纯，特点突出，包括隆林、西林等县共有戏班五十多个，剧目二百多个，唱腔也发展有十五个。

解放前夕，由于社会动乱不安，各地的戏班大都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北路壮戏这朵濒临枯萎的艺术之花又重新开放。特别是“文革”之后，各地的业余剧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传统歌圩恢复，演出活动频繁，业余文艺团体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田林、凌云、隆林、西林等县已有剧团二百零二个，其中仅田林就有九十多个。[1]

北路壮戏在一代又一代艺师、艺人的传承、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深刻的思想性特征，演出内容多伴随着民族的活动而产生和发展，上演剧目大多来自本民族的生活实践，反映壮民族的生活意愿和审美习惯，讴歌真、善、美，鞭达假、丑、恶，并经历了八音班，八音坐唱，板凳戏、门口戏、地方戏、搭台戏等阶段。北路壮戏一般都在婚嫁、喜庆、节日、歌圩才登台演出，具有浓烈的民间习俗，壮剧行当也比较齐全，主要有生、旦、武、丑四大行当。在演出时，唱、念都用壮语，引用壮族谚语、比喻、俚语和格言，语言生动、词汇丰富，对仗工整、押韵上口，醒人耳目。有些演出剧目还是由古代神话故事改编而成。其表演的音乐风格古朴，素雅洗练，意味浓烈，感人心肺。既有源于壮族的土曲、土调、民间杂耍和民间舞蹈的继承，也有对民歌、八音、时令、小调的吸收，还有从兄弟剧种的音乐、曲牌、表演形式、技巧的引进，北路壮戏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戏剧语言特征和自身艺术多源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