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评传

作　者：卞孝萱，张清华，阎琦　著

出 版 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4-1

版　次：1页　数：568字　数：421000印刷时间：2007-4-1开　本：纸　张：胶版纸

印　次：I S B N：9787305031892包　装：精装

韩俞是中唐伟大的文学家、著名的哲学家、杰出的政治家。本书分家世、生平、思想、文学成就四章，思与行有机结合，传与评紧密相联，对韩愈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又有重点的介绍和评论。

一千年来，研究韩愈的著作汗牛充栋，而对其功过一直纷争不已。本书详细地占有材料，深入细致地进行孝辨，认真分析其思想和业绩，公允许价其成就与局限，力求写出一部总结性的、并提出新见的《韩愈评传》。

本书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合作写成，凝聚了三位作者多年研究的心血，代表了国内韩愈研究的现有水平。

附韩愈学生李翱的评传，以及韩愈年表、索引等。

卞孝萱，1924年生于江苏扬州。师大范文澜、章士钊先生，专攻唐代文史。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等。已出版《唐代文史论丛》等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张清华，1936年生于河南郑州。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县韩愈研究所所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韩愈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已出版《韩学研究》等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阎琦，1943年生，陕西礼泉县人。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1年获西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为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教授。主要著作有《韩诗论稿》、《唐诗三百首续选》，合著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诗咀华》等。

引言

第一章 韩愈家世

一 籍贯、郡望考

二 父、祖辈

三 生母之谜

四 兄、弟辈

第二章 韩愈生平

一 读书、应试、佐幕时期

（一）童年和读书生活

（二）“四举于礼物乃一得”

（三）“三试于史部卒无成”

（四）汴州佐幕

（五）徐州佐幕

二 初仕长安、贬谪，量移时期

（一）初任博士

（二）“暂为御史，遂窜南夷”

（三）谪居阳山

（四）《寄赠三学士》与《永贞行》

（五）待命郴州

（六）判司江陵

三 两京宦海沉浮时期

（一）再为博士

（二）“三年东教官”

（三）从职方员外到中书舍人

（四）“从丞相平戎还，以功为第一官”

（五）《平淮西碑》与《论佛骨表》

四 贬潮与刺袁时期

（一）“夕贬潮州路八千”

（二）潮州半年

……

第三章 韩愈思想

第四章 韩愈文学成就

附一 李翱评传

附二 韩愈年表

索引

后记

《韩愈评传(套装上下册)》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

但韩愈在思考中又产生矛盾。宪宗近年亲佞远贤、尊佛、求长生种种昏聩行为，他是有觉察的，即如《平淮西碑》的被推倒磨去，虽非朝政大事，却也未尝不是宪宗昏聩的反映，宁可冷落宰相文臣之心，不愿忤节镇武将之意。至于迎佛骨，更是蠹财害政之事，使堂堂帝京，成了佛徒狂欢迷乱之所！假若自己婉转言之，必不至今日景况，然而其奈宪宗不听何！痛下针砭，实出于不得已。没有料到宪宗竞要加之以极刑，经大臣国戚再三缓颊，才免死贬潮州。想到这些，韩愈又不能不对宪宗感到失望和绝望。二月二日韩愈抵襄阳境内的古宜城。古宜城为楚昭王迁都所在，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颐迁宜城县，古宜城遂为驿。驿内有井，号昭王井；又有昭王庙，原极弘敞，时唯草屋一间。韩愈感叹欷欺，为《记宜城驿》及《题楚昭王庙》。再至岳州，谒黄陵庙。至衡、郴一带时，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使其宾从元集虚持书及药物等慰劳韩愈。元集虚，字克己，河南人，不乐时务，有学问，自称山人，与柳宗元、白居易等俱有交往。韩愈称其“元十八协无论韩愈对元集虚的“搜择融液，与道大适”的企图是否赞同，元集虚不失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所以他竞可以与韩愈旬日之内同食同眠，陪伴韩愈很长一段路程。当他们分手时，韩愈有《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对元的学问表示由衷的佩服和委婉的肯定。或者韩愈通过元集虚对佛教的“外迹”和“中”有

.所了解。总之，韩愈与元集虚的这一段接触，可以视为韩愈‘有意识地对佛教的一次浅尝，值得注意。韩愈又致书宗元，托元集虚代转，希望他善自爱惜，等待皇帝内召，而对自己之贬，则以为不足为惜。

韩愈抵韶州时，当在三月中旬，行程已近五千里了。韶州乐昌境内有泷水，水势险恶，巨石横亘，往往与舟相撞。在泷水渡口，韩愈向泷吏（管理渡口的小吏）询问里程及潮州土风，泷吏一一告诉：“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律”，当是以协律郎衔佐裴行立幕。柳宗元为永州司马时，有《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对元集虚治学之道有过概括和归纳。大抵元集虚以为孔、老、杨、墨、申、韩、刑、名、纵横以及释家之说，并无“抵牾而不合者”，“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斜。要之与孔子同道”。韩愈读到后，有书致宗元，深不以为然，时在元和五年。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对儒释问题有更详的辩解。

1996年5月15日，匡亚明先生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首都新闻发布会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考虑到不论古今中外，凡是在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除掉个人必须具备相当才智和技艺外，更重要的是还一定具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思想)。韩愈说的“行成于思”和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为了突出这一点，本书定名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在古代文章中，匡老只引用韩愈的一句，可见其重要。韩愈是唐代伟大的文学家和杰出的语言大师。他所创造的许多词语，富于哲理，给人以启迪和教益，被后世奉为格言，为人民所喜闻乐道，流传至今，经常使用。在这套《丛书》中，《韩愈评传》是比较重要的一部。怎样写出较好水平，不辜负匡老的期望，是我接受任务后反复思考的问题。

1992年5月，在河南孟州市举行了韩愈国际学术会议，成立了韩愈研究会(隶属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大家选我为会长，张清华、阎琦教授等为副会长。由于业务上的联系日多，相知日深。我提议三人合撰《韩愈评传》，以集思广益，他们欣然同意。现在稿件全部完成了，我简单说一下三人分工以及我定稿的情况，以明文责。

《韩愈评传》引言、年表由卞孝萱执笔。第一、二章由阎琦执笔(其中第一章《生母之谜》由卞补写，第二章“退之服硫黄”由卞改写)。第三、四章由张清华执笔(其中第三章《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政治态度》由卞改写，《相生相养的经济观点》由卞补写)。

附《李翱评传》的第一、二章由阎琦执笔，第三章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卞敏研究员执笔。

此外，卞对全书作了体例统一和文字调整，并补写、改写了某些内容，如：韩愈与“德宗左右近臣集团”的关系，张正一被贬的真相，对《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永贞行》等诗的认识，韩愈与裴均、裴锷父子的关系，韩愈“谀墓”的评价，韩愈“以文为诗”的渊源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袁德金研究员对本书提过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匡老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中说：“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这是我们撰写《韩愈评传》所遵奉的准则，三人都为此作出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在韩愈一生中，积极表现是主要的，但也有消极东西。匡老在《序》中说：“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遵照这一指示，书稿在充分肯定韩愈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之同时，也适当地指出其消极因素，让读者了解韩愈的全人和全文。限于水平，书稿中不足之处，希望文、史、哲各界人士指出，以便今后补正。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叉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