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玄英评传

书 名：成玄英评传

作　　者：强昱　著

出 版 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4-1

版　　次：1

页　　数：全2册

字　　数：432000

印刷时间：2011-4-1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印　　次：1

I S B N：9787305059445

包　　装：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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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玄英评传(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成玄英是初唐时期著名的道教理论家，是重玄学最主要的思想代表。重玄学继承了魏晋玄学与佛教中观学等认识成就，并且通过认真严密的理论分析，自觉运用本体论哲学获得的精神成就解释主体自我存在问题，合乎逻辑地将中国哲学推进至心性论的新时代，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包含本体论、存在论、方法论、修养论、心性论、意义论的完整哲学体系，实现了相当于先秦老庄学与魏晋玄学的老庄学的第三期发展。不仅为道教教义的成熟做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献，而且为日后道教内丹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形上学基础。《成玄英评传(套装上下册)》以对哲学问题与方法论的说明为重心，具体考察了不同时代哲学家对不同哲学问题的认识理解以及成败得失，展示了道教的思想巨人精神创造的历史风貌。

强昱，1964年生，1987年毕业于内蒙占师范大学政教系，学士。1990年至1996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士与博士学位。1996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主要研究道家道教，副教授，专著有《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知止与照旷——庄学通幽》等。合著数种，论文多篇。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在历史演变中认识成玄英重玄学

第一节 以哲学的立场与方法考察哲学史

第二节 郭象哲学的思想主题

第三节 成玄英的简略传记

第四节 成玄英对庄子其人其学的认识与评价

第五节 道家的意义论哲学及其功能分析方法论的发展

第二章 天地阴阳，相对而有

第一节 造化者，无物也

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

三、物之隐显，皆待造化

第二节 块然而生，独化者也

一、未始有恒，皆自然而存

《成玄英评传(套装上下册)》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

生死有期的具体事物，其生起来自天地的创造，其消亡则魂归何处？“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运动变化的事物，其消亡回归于其生起的本源，事物自身对此并无自觉。它们回归于浑沌不分的原始终极起源上，永远与它相依存。如果知性觉察了事物存在的运动变化情形，就会与浑沌产生疏离。无法过问它究竟是什么，也永远不能知道它到底如何，无限的事物，就是这样回归于其生起的本源。由于天地也是万物中之一物，而“物固自生”，此“自生”之“物”的动力源泉何在，庄学对此的规定是，“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在宥》第十一）。天地并不能等同于具体的个体事物，虽然我们从认识上赋予它一个“物”的名称，实际上与个体事物并不相等，所以能够“物物”，成为其他事物依凭的对象。由于“不可以物’嘴称，不具有其他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定性，因此能够超越生死的限制，绝对永存。“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山木》第二十）万物依赖天地而生起，天地却没有丝毫的减损，不受自己创造事物的任何影响，圆满无缺。神农与黄帝通过对此终极问题的觉悟，成就了不朽的业绩。
孔子的弟子冉求，由于思想局限于宇宙论的框架里，不理解“物固自生”的含义，询问孔子，“未有天地，可知邪？”孔子回答，“可，古犹今也。”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天地未形成阶段，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可以通过对如今存在的现象，加以类比推理得知。可是第二天，冉求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因为如果“物固自生”，则任何事物始终永存，我们的经验现象与之产生严重冲突。

虽然写作本书的准备经过了数年，可是正式动笔却时间很短。回过头来看如今成篇的文字，对照开始拟定的写作计划早已是面目全非。感谢“丛书”编委会的信任，也特别感谢周群教授为拙作的完成，不惮其烦地联系督促工作。如果不是他的体谅以及耐心与宽容，我相信可能失去了写作本书的兴趣。
拙作《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理清重玄学的发展线索，说明重玄学是老庄学的第三期发展。这当然不是在预设了一个核心目标之后，通过文献的发掘整理，逻辑的分析演绎，证明自己假说的正确，而是在逐步的研究过程中，得出合理的认识结论。第二是通过对成玄英重玄学各方面内容的具体分析，揭示其在道教思想发展史以及中国哲学中的地位。相对具体地反映了从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成长的内在动力，虽然离彻底解决这一难题遥遥无期，可是至少在某些方面，较为成功地把道教哲学的理论贡献，纳入到了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中。我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成玄英的后学李荣也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在出版过程中因故删除。惋惜之余，花费了几年时间写成了《重玄学在隋唐五代的发展演变》一稿三十余万言，考察了重玄学在成玄英之后至唐末五代的过程。与此同时有幸承担了《成玄英评传》的写作任务。基本已成的《重玄学在隋唐五代的发展演变》的书稿，因思考问题的重点发生了变化，迟迟未能定稿问世，却写成了《知止与照旷——庄学通幽》(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研究庄学的著作。其间还对内丹学的起源以及形成问题，进行了若干专题性的研究，希望能够使它成为一部较有深度的研究论著。这些因都集中在老庄学或与之相关的这一大框架之内，为写作《成玄英评传》提供了某些便利。
魏晋玄学在《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中以一种知识或思想的背景出现于我的研究过程，书中根本没有对魏晋玄学提出任何自己独立的认识，实际上存在着名实不符的现象。而如果希望真正说明成玄英重玄学在中国哲学中的贡献与地位，就不能不对魏晋玄学的得失短长予以具体的分析。《成玄英评传》弥补了我以往讨论的欠缺，这样的写作安排当然有利于把避免把已有的研究全盘带到《成玄英评传》中。如果《成玄英评传》还略具新意，与这种结构上的调整不无关系。这种自信绝非夸夸其谈，没有任何自诩谨严的意思，只是坦率告诉关心这一研究的各位同仁，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之上。正确与否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道教学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传统的偏见或成见的坚冰正在逐步被打破融化。我们需要以更多的努力，客观评价道家道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的积极作用，以及在未来发展中具有的潜在价值。还道家与道教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公道，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问题，而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自己文化精神的问题，这依然有漫长的道路需要我们去走。
强 昱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5000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