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农民运动的烈火烧到了淳口乡,领头人是罗梓铭的二哥罗铭贵。罗铭贵为打听北伐军出师的消息,就派罗梓铭领着罗小竹到长沙侦察。
1927年春节,潘心源巧摆宴会,席间“杯酒释兵权”,罗梓铭等纠察队员一跃而出,扣留了应邀赴宴的各乡团总,迫使他们交出所有武器。同年冬,是浏阳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罗梓铭的一家因参加革命,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
1929年初,罗梓铭协助县委特派员徐洪在淳口建立党支部,重新播下革命的种子。不久,他担任了中共浏阳第十八区的党务书记,着手在北区筹建苏维埃政权。
1931年7月,他参加了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大屋召开的湘鄂赣边区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湘鄂赣省委职工部的部长。当时,湘鄂赣苏区有县、区、乡基层工会414个,会员达4万多人。
1933年4月,罗梓铭作为湘鄂赣省代表,出席了全国苏区职工代表大会。会上,他汇报了湘鄂赣省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特别是如实反映了湘鄂赣省推行“左”倾路线,“撤干清队”,对工会干部进行打击的情况。同年秋,猛烈的西北风卷着乌云,笼罩在中央苏区的上空。面对着弥漫的硝烟,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苏区总工会提议组建红军工人师参战。
1937年初,他又被调到陕甘宁根据地担任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特委书记。这里是沙漠地带,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生活十分艰苦。9月,中央批准罗梓铭回湘鄂赣工作。
1938年1月,湘鄂赣边区各红军游击队开赴平江县嘉义镇集中,正式成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共有1100多人,由傅秋涛、涂正坤率领东进。部队出发后,涂正坤、罗梓铭等在嘉义镇设立新四军第一团留守处,掩护特委机关工作,并公开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办理新四军伤病员及家属安置等后方事宜。
1939年1月,中共湘鄂赣特委划归江西省委领导,皃正坤调任省委副书记,仍以新四军上校参议的名义留驻平江。6月11日,杨森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派遣一个营包围了嘉义镇,罗梓铭被害。[1]
1939年6月11日,杨森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派遣一个营包围了嘉义镇。12日下午3时,国民党顽军中尉张绍奇来到通讯处,编造出一套谎言。他对皃正坤说:“接到上峰紧急通知,日寇不日就要窜犯平江,请前去商量有关抗日事宜。”皃正坤因连续几天参加破路,感到很疲倦,但听说有新情况,顾不上休息,披着一件上衣就出去了。走到离通讯处30米的街头时,从小巷里射出一排枪弹,他当即牺牲。特委秘书长吴渊奔出去查看情况,也被埋伏在通讯处附近的特务开枪击倒。罗梓铭感到事情有变,立即销毁了身边的文件,把通讯处的活动经费埋入邻居灶屋的火灰中。警卫班手头还有10余支枪,准备冲出去与顽固派拼了。罗梓铭考虑到抗战大局,加之敌众我寡,便制止了他们,准备出去作说理斗争。正在这时,顽军特务连连长余元日带一群士兵冲进通讯处,将10余名干部、家属和警卫班八名战士扣押起来,在楼上楼下翻箱倒拒进行搜查,抢去所有通讯器材和武器。罗梓铭愤怒地抗议:“是谁指使你们干的?我们要向全国人民控告你们这种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
余元日也不答话,命令手下人将罗梓铭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曾金声、平江通讯处军需长吴贺泉、特委妇女干事赵绿莹(女)四人捆绑,到后厅开始审问。他们贼喊捉贼,要罗梓铭等承认“扰乱后方,破坏抗战”。罗梓铭等临危不惧,严厉地揭露顽固派的卑劣伎俩。余元日无计可施,把罗梓铭等吊起来拷打,又用烧红的铁铲往他们身上烙,烙得吱吱作响,直冒青烟。暴徒们折腾到半夜,得到的仍旧是严词痛斥。午夜12点,暴徒们将罗梓铭等押出嘉义镇。一路上,罗梓铭不停地呼喊口号,每喊一句就被暴徒捅一刀。后来,据收殓罗梓铭遗体的群众说,他身上有30多处刀口。暴徒把他们拖到镇外的虎形山上,推入一口数丈深的废淘金坑井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