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瑜

雷瑜，又名雷子平，笔名枕戈，1903年生于湖南省宝庆县(今邵阳县)台上雷家。父亲雷惠卿，在宝庆东门口开了一家“玉兰斋”南货店；母亲姓邓，读过私塾，粗通文墨，是名将蔡锷的干娘。雷蔡两家同在一条街，往来密切。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早丧，二哥叫雷逸民，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曾任中共宝庆地方委员会宣传部长，县农民协会秘书长，1927年牺牲。^[1]

雷瑜从小受母亲和二哥的影响很深，性格温柔，乐于助人，又善于接受新事物，因此思想进步很快。

1919年，雷瑜到宝庆爱莲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活动，初步显示出她的才华和能力，深得同学的喜爱，大家都亲热地称她为“满姑姑”。

可是，她的父亲见女儿常在外面和男同学一起参加活动，认为“不成体统”，有损家风。于是，在1922年，强迫雷瑜同一个素不相识的富豪子弟结婚，并把她锁在房里。

但终究没有将她锁住。

在母亲的帮助下，雷瑜离家出走，来到北京。得到二哥逸民的支持，她考入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设补习学校，学了一年英语。第二年秋天，考入北京女高师文理预科。1924年，这所学校改为女子师范大学。

就在这年秋天，女师大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学潮。

学潮是由女师大校长杨荫瑜勒令国文系预科三名没有及时返校的学生退学引起的。杨荫瑜的专横态度激起雷瑜的极大愤慨，她和刘和珍、刘亚雄及高年级学生许广平、李桂生等一起串联发动全校师生开展讨论，并要求校长收回成命，恢复三位同学的学籍。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她又积极参与要求教育部撤换杨荫瑜的斗争。在斗争中，她多次被打伤，被勒令和许广平、刘亚雄、刘和珍等20多人立刻离校。特别是在教育部勒令女师大停办后，学生们在同反动当局指使强拉学生出校的暴徒搏斗时，她同其他同学一样，被打得“衣裙俱碎，骨节尽损”。

1925年10月，女师大复校斗争取得了胜利。雷瑜和许广平、刘和珍、赵世兰等24名同学和鲁迅先生一起，在校门口合影，以庆贺胜利。

1926年2月，经唐维淑、夏之栩介绍，雷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及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等决议。会后举行游行，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下令向游行队伍开枪，并用大刀砍杀游行群众。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的那一天，雷瑜和李慧、刘和珍、杨德群等女师大同学，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她目睹段祺瑞政府卫队对群众的疯狂屠杀，以及战友刘和珍、杨德群的英勇牺牲。她不顾段祺瑞政府宣布将她与各院校40多名学生代表开除出校的压力，怀着对反动派的满腔怒火，和全国人民一道追悼死难烈士。她还拿起笔来，继鲁迅发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之后，写了由她和李慧等五人署名的《给西滢先生的一封信》，愤怒驳斥陈源(笔名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攻击学生运动，污蔑杨德群烈士的《闲话》，指出《闲话》是“拨弄是非的谣言”，是“颠倒事实”，“欲为卖国贼减轻罪恶”。清明时节，她又以“枕戈”的笔名，写了一篇《哭德群》的文章，沉痛悼念死难烈士，表达自己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同敌人战斗到底的钢铁意志和“以身殉国，以身殉人类”的决心。这些文章，先后发表在《北师大周刊》、《现代评论》、《京报·副刊》等报刊上。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雷瑜奉中共北方区委的派谴，同刘亚雄、郑德音、蒲振声一起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她以学习认真、作风严谨、是非分明见称，大家都说她是一位可敬的好同志。

1928年秋，雷瑜等人离开苏联回到上海，由党中央分配到武汉从事地下工作。

这时的武汉，正笼罩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雷瑜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化名刘李氏，与一个以小商身份出现的化名刘顺民的男同志扮成夫妻，租居在汉口的楚善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掩护同志，印刷革命刊物，撒发传单，为红军筹集粮草和弹药，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

谁知，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1929年9月19日，刘顺民刚走出门，发现一些特务向他们的住所疾步而来。他本来可以走脱，但为了党的机密不致落入敌手，立即返回住所，同雷瑜一道烧毁文件等物。文件刚刚处理完毕，他们便被捕了。

他们被捕后，刘顺民不久即被杀害，雷瑜则被关押在湖北武昌第一分监狱。这期间，敌人多次对她严刑逼供，甚至将她折磨得昏死过去，但始终一无所获。

这时，敌人指使叛徒文子萍来劝降。结果被雷瑜痛骂一顿，打了一记重重的耳光。叛徒只得满面羞惭地退出。

敌人的判决书下来了：雷瑜被判无期徒刑。

在囚牢里，雷瑜曾在给亲友的信里以“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的诗句，对苦难的铁窗生活作了如实的描述。但她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而是团结狱中的战友，继续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她教难友学文化、学俄语，唱国际歌，给她们讲革命道理。大家亲切地称她“雷大姐”。

有天，雷瑜的母亲前来探监。她见女儿被打得遍体鳞伤，身体消瘦不堪，心中十分难过。雷瑜对母亲说：“妈不要难过，女儿是为正义的事业坐牢，就是死，也值得!”

1930年9月26日，雷瑜被国民党反动派以“私设机关，计划暴动，纠众会议，谋危党国”的罪名处以死刑。这位美丽的女性为了死后不让敌人血腥之手触及自己清白的身体，在临刑前，请难友帮助她用针线把身上穿的衣服和袜子紧紧地缝在一起，然后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

雷瑜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