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薹之歌

农民受到乡政府的鼓励种了大量的蒜薹，希望卖个好价钱，但是乡政府各个衙门对外地收购者雁过拔毛，任意对农民征税，阻止农民把他们过剩的蒜薹卖给外乡收购者，又压低收购价格，拒绝收购更多的蒜薹。乡党委书记拒绝和农民对话，农民们愤怒了，砸毁、焚烧乡政府办公室。高马自愿参加暴动，他急需卖掉蒜薹把新娘从她狠心的父亲那里买回来；而高羊和方四婶只是被随大流卷入了暴动，并不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莫言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

小说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并剖析了农村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贫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导致“方四叔车轮下惨死”、“金菊上吊自杀”种种悲剧发生的原因。^[2]

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19年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件极具爆炸性的事件——数千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大量种植蒜薹，结果蒜薹全部滞销，县政府官员却不闻不问，忧心如焚的农民自发聚集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一时的“蒜薹事件”。这起被报纸报道的事件促使莫言放下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用了35天，创作出这部小说。^[3]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官网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一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小说并未按读者习惯的模式来进行叙述，而是从“蒜薹事件”发生后，警察抓捕高羊与高马开始，把高马与金菊的恋爱故事与现实中的高羊被抓、高马逃亡交叉叙述。当读者在扑朔迷离而又生动具体的描写中感受着警察的卑鄙无耻、乡助理的以私循法、县长的渎职害民、税务与工商的营私舞弊的场景中，整个情节的面纱也被逐渐揭开。

警察抓捕的马脸青年被扣在马路边的树上，又被过路的车撞死；蒜薹未卖出，四叔却在归家路上被乡委书记的车撞死；看守所里的所谓的死囚不过是因不公待遇而打人一棍，却被判死刑而且上诉未果最后被执行枪毙；金菊在高马被捕后来到高马四壁空空的家中，带着即将临盆的孩子吊死在高马家的门框上；四婶因老伴横死且未得到公正判决而在冲击县府时放火泄愤，在牢里犯病也未得到相应医治，虽然最后保外就医却因换婚亲家掘了金菊的坟而上吊自杀。只有高羊因为胆小怯懦、逆来顺受的个性而得以在劳改中苟且偷生。其他的蒜农也遭受着法律的“公正判决”。虽然在小说的结尾，上级党组织发现并纠正了天堂县的官僚主义作风，相关人员也受到了处分，但农民们的穷困与不幸却还是未见到曙光。作者以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站在农民的立场，毫不留情地用笔把农民们的辛酸与屈辱描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在惊心动魄的画面中感到到现实的残酷与可悲。

值得称道的是，在作品中，作者虽然写出了有着阿Q式个性的高羊、循私枉法的乡助理、害民扰民的税务工商等各色人等以及让人痛恨的披着共产党外衣而不顾人民死活的县长和县委书记等人，让人感到了时代的沉重，同时也塑造了具有反抗精神的高马，同时，虽然用墨不多，但那个军人出身的郑老汉的儿子在法庭上的辩护，也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其实，那个军人的形象，正是作者的良心，也是千百万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群众的心声。而对那些穷困的百姓，作者也并未一味地肯定，而是写出了他们的愚昧与自私。因此，作者是在批判着现实的黑暗的同时，也在批判着人性的丑陋。作者以他犀利的笔锋，撕开了现实与人性的双重表皮，并把真相赤裸裸地坦露在读者的面前，令人振聋发聩。

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县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获诺贝尔奖第一人。

主要作品有《檀香刑》、《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藏宝图》、《四十一炮》、《拇指铐》、《白狗秋千架》、《酒国》、《食草家族》、《红树林》、《战友重逢》。

《莫言文集:天堂蒜薹之歌》为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的重要作品。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小说的景物描写优美绚烂，散发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在一种逼真的然而却是荒诞迷离的景物描写中，一个个悲剧性的人物鲜活跃动起来，使读者在为小说人物命运扼腕的同时，又不禁为其优美动人的景物描写所感染。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力作！一部为民请命的杰作！读完后是无奈的悲凉和压抑，真的体会到了小人物的欲哭无泪的感觉！小说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并剖析了农村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贫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导致“方四叔车轮下惨死”、“金菊上吊自杀”种种悲剧发生的原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十四年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件极具爆炸性的事件――数千农民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自发地聚集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用了三十五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部义愤填膺的长篇小说。在初版的卷首，我曾经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小说发表后，许多人问我：这段话，是斯大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的？为什么查遍斯大林全集，也找不到出处？

我的回答是：这段话是斯大林在我的梦中、用他的烟斗指点着我的额头、语重心长地单独对我说的，还没来得及往他的全集里收，因此你们查不到――这是狡辩，也是抵赖。但我相信：斯大林是能够说出这些话的，他没说是他还没来得及说。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文学，总是在政治的漩涡里挣扎。为了逃避政治的迫害，作家们有的为政治大唱赞歌，有的则躲在黑屋子里，偷偷地写他们的《大师与玛格丽特》 。

进入80年代以来，文学终于渐渐地摆脱了沉重的政治枷锁的束缚，赢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也许是基于对沉重的历史的恐惧和反感，当时的年轻作家，大都不屑于近距离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把笔触伸向遥远的过去，尽量地淡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纤细的脖颈难以承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难以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是作家内心痛苦的宣泄，这样的认识，一时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谁还妄图用作家的身份干预政治。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

其实也没有想到要替农民说话，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蒜薹事件，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郁积日久的激情。我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秘密地去那个发生了蒜薹事件的县里调查采访。我所依据的素材就是一张粗略地报道了蒜蔓事件过程的地方报纸。但当我拿起笔来，家乡的父老乡亲便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们各自最合适扮演的角色。

说起来还是陈词滥调――我写的还是我熟悉的人物、还是我熟悉的环境。书中那位惨死在乡镇小官僚车轮下的四叔，就是以我的四叔为原型的。也许正因为是人物和环境的亲切，才使得这部小说没有变成一部报告文学。当时在书的后记里我申明：这是一部小说，我不为对号入座者的健康负责。现在我还是要申明：这是一部小说，小说中的事件，只不过是悬挂小说中人物的钉子。蒜薹事件早已陈旧不堪，但我小说中的人物也许还有几丝活气。

在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时，我常常向报界和朋友们预报我即将开始的创作计划，但《天堂蒜变之歌》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的创作，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在他向一个设定的目标前进时，常常会走到与设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地方。这可以理解成作家的职业性悲剧，也可以看成是宿命。当然有一些意志如铁的作家能够战胜情感的驱使，目不斜视地奔向既定目标，可惜我做不到。在艺术的道路上，我甘愿受各种诱惑，到许多暗藏杀机的斜路上探险。

在新的世纪里，但愿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刺激着我写出这样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