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旅

中文名红军旅

史称 “德意志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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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上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学潮

20世纪6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经历“二战”以后最大的“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这时期出生的德国青年一代，以反叛的方式逐渐爆发，他们走在反对种族歧视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最前线，他们毫无批判地全盘否定西方的民主，以及当时仍在发展的人权观念。

除此以外，东、西德的战后“消灭非纳粹化”运动的失败，也使当时的左翼青年感到愤怒。在他们看来，“消灭非纳粹化”运动毫无作用可言。更让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一方面，德国共产党自1956年起就被非法取缔；另一方面，前纳粹主义分子仍官居各大政府要职。比如，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就任用纳粹党的汉斯·格洛布克作为首相秘书。

当时，美国把原子弹实验完全转移到德国，德国人从不知情到极度恐慌；僵化的两性关系、代际关系、雇佣关系，让私人空间像公共空间一样令人窒息。不安和不满在整个社会发酵，冲在最前面的是年轻人。

他们以列宁、毛泽东、切·格瓦拉为师；以反越战的美国大学生为师，直接把美国大学生“你杀死了多少人”的口号拷贝到柏林的街头；套上黑毛衣，涂上白色唇膏，以优雅而颓然的姿势在指间夹起香烟，以存在主义为师；读《资本论》、《愤怒的葡萄》；组成各种名目的共产主义小组；把自己的裸照刊登到杂志的封面上；在社区组织性解放运动……

起因

伊朗国王访问联邦德国

班诺欧·诺所格躺在一名妇女臂弯中1967年6月2日，一个不起眼的外交事件——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访问西柏林成为德国各地无伤大雅的学生运动向暴力行动转化的导火索。巴列维王朝是“德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了平衡苏联和英国对伊朗的影响，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初就采取了亲德政策，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上台之后，又采取亲美政策。敏感的西德青年把伊朗当作德国的一面镜子：两个国家都在美国的庇护之下，经济高速发展和政治腐败并存。伊朗王室成员和当权者利用特权经营各种企业，大发横财，在跟外国签订合同时，充当中间人，收取巨额佣金；王族成员63人，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在德国，利用纳粹发迹的政客仍然占据政经要害部门。

用黄金建造厕所，用钻石镶嵌马车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携夫人从豪华轿车现身，款款走上西柏林街头，迎接他们的却不仅仅是挥舞的小旗，也有戴着尖顶纸帽的抗议者。警察用木棒驱逐抗议者，冲突中，抗议学生班诺欧·诺所格被警察击中头部身亡。开枪的警察卡尔·海因兹·库拉斯在审判中宣布无罪释放。在渐渐认清国家和警察的残暴后，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对诺所格的死感到十分愤怒，更对政府感到失望。这种失望，逐渐转化为更多的暴力行动。

有人认为，班诺欧·诺所格是“求死以制造事端”。但前几年解密的档案显示，枪杀班诺欧·诺所格的西德警察卡尔·海因茨·库拉斯其实是东德卧底。虽然库拉斯本人不承认受东德指使，但枪击事件后，东德秘密警察机构便切断了和他的一切联系。

不管班诺欧·诺所格之死是历史的必然或偶然，都成为西德学生运动向极端行为转化的导火索。

发展

：红军旅的成立及其组织的恐怖行动

恩斯林（右）和巴德尔

红军旅的成立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1968年，曾目睹过诺欧·诺所格倒在血泊中的古德伦·恩斯林和安德列亚斯·巴德尔，以及随后加入的托尔瓦·普罗和霍尔斯特·旬赖，在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纵火，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消费暴力，以提出了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这两场火灾造成了70万马克的损失。2天后，也就是1968年4月2日，他们被捕，并被判刑3年囚禁于重刑犯监狱，相对于前面警察的无罪释放，这场审判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出乎意料的严重。当时的德国媒体简直把外形俊朗的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和古德伦·恩斯林当作明星来报道。4名被告受审期间，还是记者身份的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当时著名的左翼政治刊物发表若干篇文章，对巴德尔等人表示同情。她本人更在杂志上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放火烧一辆车，那就是犯罪。如果一个人放火烧成百上千辆车，那就是政治行动。”到了1970年，以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的名字命名的恐怖组织“红军旅”宣告成立。其标志是一把手绘机关枪上叠印“红军旅”的首字母缩写RAF。在这个主要由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中，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城市游击队”，反对越战，称美国和联邦德国推行帝国主义，憎恨资本主义和纳粹，梦想建造一个平等而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他们要把“绝大多数”从敌人压迫中救出来，采取的手段却是纵火、爆炸、绑架、暗杀。同年，十几名“红军旅”成员在巴勒斯坦接受当地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枪和炸弹。返回西德后进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他们抢劫银行、纵火烧毁房屋、用炸弹袭击驻西德美军营地。用暴力来实现所谓的理想，一场恐怖活动的序幕就此拉开。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红军旅”把攻击目标锁定在西德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暴力事件。在这些牺牲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的名人：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等商界名流，也有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界要人。

尽管“红军旅”将自己标榜为不折不扣的反纳粹主义者，但正如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的一样，“他们的伪装下，其实是另一个赤裸裸的希特勒”。

恐怖的“德国之秋”

到了1977年，“红军旅”的恐怖行动达到了高峰。在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那44天，他们制造了让后人毛骨悚然的“德国之秋”。

这一行动起初是为了逼迫西德政府释放在押的同伙。1972年，德国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11名“红军旅”元老判刑，关押在斯图加特的斯塔姆海姆监狱。“红军旅”第一代核心首领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和古德伦·恩斯林也在关押之列。而另一名核心领袖迈因霍夫，因不堪审问折磨，于1976年在狱中上吊自杀。

尽管作为“红军旅”的核心与智囊巴德尔等人在监狱里指挥着武装斗争，但在他们被关押的5年时间里，外头的“红军旅”中又形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如果说，巴德尔那一代的“红军旅”的宗旨是反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不公正现象，消除纳粹给德国带来的阴影的话，那么，在1977年秋天之后，“红军旅”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初衷相差甚远。他们的目的，仅是解救同伙而已。为此，他们愿意不择手段。

1977年9月5日，当时的西德电视新闻是这么记录的：“这条公路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两辆奔驰被枪打成筛子状。车旁边停放了四具尸体。尸体被布遮盖着，看不见死者的面部。”这一天，“红军旅”袭击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车队。施莱尔的4名随从当场毙命，施莱尔也被绑架。

对于“红军旅”来说，施莱尔是再合适不过的头号绑架对象了：他利用国家社会党发迹，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属于最有权势的大老板之一。

虽然人质在“红军旅”手中，但西德政府对这种讹诈并没作太多理会。当时的西德总理施密特担心，一旦释放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就会组织新的恐怖行动。他在人质被绑架4个小时之后发表了电视讲话：“绑架者肯定会听到我的讲话。他们也许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但他们不要抱什么幻想。恐怖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随后的44天中，西德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西德首都波恩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装甲车行驶，所有政府部门都围上了铁丝网，联邦刑侦局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他们搜查了几千户住宅。如果家里没有人，警察就破门而入。警察们不仅散发了几百万份有被通缉者照片的传单，还公开了犯罪嫌疑人的声音。议会也以从未有过的速度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红军旅”囚犯之间发生任何接触，也不允许他们与自己的律师交谈。因为在政府看来，所有的恐怖活动都由这些在押的“红军旅”首领策划。

就在警察几乎抓到了绑架者的时候，“红军旅”给西德政府寄去了施莱尔的录音带。在这卷录音带里，施莱尔声音沙哑：“我在目前的处境下要问一下，到底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才能促使联邦政府下决心呢？我已经被恐怖分子关押了5个多星期。”

随后，西德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红军旅”为施莱尔拍的“催人泪下的照片”：他头发蓬乱，一脸倦容。手里还拿着一块牌子：“红军旅”的俘虏。

那边厢，“红军旅”的国际同伙们为了响应他们的行动，也给西德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1977年10月13日，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德国汉莎公司的兰茨胡特号飞机，机上载有87名乘客。恐怖分子打死了机长，并威胁说如果不释放关押在斯塔姆海姆的“红军旅”人物，他们就要处死人质。飞机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就是轰动世界的“摩加迪沙机场劫机事件”。

5天后，西德政府终于下定决心。一支西德特种部队“边防军第9大队”成功冲进了飞机，制伏了恐怖分子。几个小时之后，这一消息上了广播：“被恐怖分子绑架的86名人质被解救。联邦内政部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当晚，彻底失望的巴德尔和拉斯沛双双在牢房里用手枪自杀，女恐怖分子恩斯林也用电线悬在铁窗上自尽。

一天之后，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尾厢里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他被人从后脑打了一枪。“德国之秋”结束了，巴德尔等人的自杀也标志着“红军旅”走向衰落。尽管在随后的十几年，第二第三代的“红军旅”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活动，但早已没了当时的声势。

1998年8月20日，在德国科隆的路透社公开发表了“红军旅”长达8页的自行解散报道：“28年前，也就是1970年5月14日，‘红军旅’在解放行动中组成，今天，我们终止这项计划，‘城市游击队’从此成为历史。”报道还在结尾引用了罗莎·卢森堡的一段话：“革命说：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

神秘消失的尸体

4名在监狱自杀的“红军旅”领袖，巴德尔、迈因霍夫、拉斯沛和恩斯林，他们的尸体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存，而是被当局保存起来，用于科学研究。尽管，按照法律，未经当事人生前允许摘取器官是违法的。

据传，科研人员对这些人的“杀人如麻”难以置信，很想知道杀人狂的大脑结构到底与平常人有何不同，进行过多次试验。比如，将迈因霍夫的大脑与另一个连环杀人犯的大脑进行比较。

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除了迈因霍夫的女儿经过争取后，获得当局批准，取回母亲的大脑安葬外，其余的大脑全部失踪。负责对这批大脑进行研究的德国戴宾根大学神经病研究所所长迈耶曼说，他捉摸不透大脑为何失踪。这一系列有关大脑的研究，可以反映德国当局对这些革命刽子手所抱有的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BBC还曾报道，一组医学人员在未经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制作了一个巴德尔的面具。

不管怎么样，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政府到底对这些尸体做过什么，这一直是德国的一个谜。德国油画家还以迈因霍夫的死为主题，做了15幅写实主义风格的灰泥浮雕画，引起很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