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彝与政治

《民彝》何为而作也？大盗窃国，予智自雄，凭藉政治之枢机，戕贼风俗之大本。凡所施措，莫不戾乎吾民好恶之常，而迫之以党于其恶。迨已极其暴厉恣睢之能事，犹恐力有弗逮，则又文之以古昔之典诰，夸之以神武之声威，制之以酷烈之刑章，诱之以冒滥之爵禄，俾其天赋之德，暗然日亡，不得其逻辑之用，以彰于政治，而伦纪宪章，失其常矣。呜呼！此其所系，讵止一时之安危治乱而已哉！《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视听之器，可以惑乱于一时，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如铸禹鼎，如燃温犀，魍魉妖魔，全形毕现。究之，因果报偿，未或有爽。向之盗劫民彝罔惑民彝者，终当听命于民彝而伏诛于其前，则信乎正义之权威，可以胜恶魔，天理之势力，可以制兽欲也。《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1］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爰取斯义，锡名民彝，以颜本志。一以示为治之道，在因民彝而少加牖育之功，过此以往。即确信一己所持之术足以福利斯民，施之实际亦信足以昭其福利，极其越俎之害，必将侵及民彝自由之域，荒却民彝自然之能，较量轻重，正不足与其所被之福制［利］相消，则毋宁于牖育之余，守其无为之旨，听民之自器其材，自踏其常，自择其宜，自观其成，坦然以趋于至当之途之为愈也。一以见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藏器于躬，待时而动，外界所加之迷惑迫压，如何其棼且重，彼自有其纯莹之智照，坚贞之操守，有匪先民之典谟训诰所能翳障以尽，奸雄之权谋数术所能劫持以穷也。方今求治之道虽广，论治之言虽庞，而提纲挈领，首当审谛兹理，以为设施。违此则去治日遥，泯棼之端，且惧迭起环生之无已矣。

诠“彝”之义，古有殊训。一训器：宗彝者宗庙之常器也。古者宗法社会时代，即祭即政。盖政莫始于宗庙，地莫严于宗庙，器亦莫重于宗彝也。故称其重者以概其余而为百器之总名。有祭器焉，有享器焉，有养器焉，有藏器焉，有陈器焉，有好器焉，有征器焉，有从器焉，有旌器焉，有约剂器焉，有分器焉，有赂器焉，有献器焉，有媵器焉，有服器焉，有抱器焉，有殉器焉，有乐器焉，有儆器焉，有重器焉。国家于冠、昏、丧、祭、征讨、聘盟、分封、赂献、旌功、平讼诸典，必以器从。是器乃为国家神明尊严之所托，有敢窥窃神器者，律以叛逆。周之衰也，楚人问鼎之轻重，王孙满严辞绝之，嘉其功焉。古之灭人国者，迁其重器，此名与器所由不可以假人也。商器之文，不过象形指事而已。周器之文，乃备六书，乃有属辞。其有通六书、属文辞、载钟鼎者，皆雅材也。制器能铭，居九能之一。凡古文可以补今书之阙，其韵可以补、之隙，其事可以补之隙，其礼可以补，其官位、氏族可以补之隙，其言可以补七十子大义之隙。三代以上，无文章之士，而有群史之官。群史之官之职，即在以文字刻之宗彝。是则宗彝至于有周，不啻文史、舆诵、箴规、典要之渊源。殆如罗马十二铜表之类，固不徒供金石家鉴定之资而已。余今举此，非故罗列古光古色，以坟冢窟藏之物眩惑吾二十棋［稘］国民之耳日［目］，如古董论者之所为；乃以疏证文义之初，明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然则民彝者，悬于智照则为形上之道，应于事物则为形下之器，虚之则为心理之澂［征］，实之则为逻辑之用也。^[1]

此文出自于《李大钊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直隶乐亭县（今属河北省）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7年底，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后兼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校评议会议员，校长室秘书。1920年10月创建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起，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杀害。遗著编为《守常文集》、《李大钊全集》等。编者简介杨琥，1965年生，甘肃通渭人，历史学博士。先后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选编有《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2004）、《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名人谈五四》（2011）、《夏曾佑集》（2011）等书；参与编注《李大钊全集》（2006、2013）。另在《历史研究》、《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