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主权

信息主权是在 国家主权概念上演化而来，是信息时代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 信息主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对本国信息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权利；②不受外部干涉，自主确立本国的信息生产、加工、储存、流通和传播体制的权利；③对本国信息的输出和外国信息的输入进行管理和监控的权利。

国内还没有国外 博客服务商的博客用户总量的公开资料，但是近期MSN space等国外博客服务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根据Comscore Newtworks于2005年8月公布的美国最新 博客研究报告，MSN space访问量在美国前10大博客服务商中排名已经上升到第七。信息时代没有国民，在国外 博客服务商携资本、技术、垄断、外国政府扶持等优势向中国本土席卷而来之际， 如果国内再不大力发展本土博客服务，网民的博客信息大批流失到国外服务器上，丧失的是对于这些公民的信息主权。 　　但是，世界已经进入 全球一体化的大融合时代，在地球村中的竞争规则永远是公开、公平和公正，对于服务器在国外的 博客服务商仅仅通过制定政策、加强管理和安全监控并不是获得信息主权的根本之道；单纯的封堵更加无济于事，即使目前可以封堵少数几个国外服务商，但是不可能封堵未来无数的服务提供网站，除非互联网全部隔绝。

因此，只有大力发展自己的 博客网站，才能打赢2.0时代的这场网民争取战。那么国内 博客网站有希望打赢这场信息主权战争吗？

目前，国内网站在全球性竞争中各领风骚、频频出击，都占据了相当有利的市场形势，无论是百度在美国的IPO神话，还是雅户被迫放弃中国门户结盟阿里巴巴，还是盛大的网游，都以事实证实了中国人在网络竞争中的智慧。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与国外网站的持久对决中，中国国内网站在目前取得大获全胜的喜人局面。因此，只要有合理的政策支持，有政府对于国内 博客网站的真心呵护，中国的博客网站完全可以战胜国外竞争对手。

信息边疆，是指为了适应无形的信息对抗，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以有效地获取制信息权，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所建立的信息安全屏障。目的是通过无形的信息进行安全的生产、收集、传递、保存、加工、处理和销售，建立最佳的发展与使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军事和心理力量的信息防卫体系，防止敌方对己方信息资源进行破坏或侵扰，不断地形成遏制对方的无形的威慑力量，以获得优于对手的信息 战略格局，从而形成有效的威慑，最终迫使对手屈服。其冲突主要体现在侵占、迷盲、威慑、破坏等方面：以多种手段侵入对方占据的信息领域，将别人的信息为己所用；以欺骗迷盲的手段阻止对手的渗透和侵犯；施放威慑的信息，遏制对手的侵略；破坏对手的信息边疆，使之有隙可乘。 总之，信息边疆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无形空间，是一种无形的、在电磁和网络空间被各个不同的网络拥有者所防卫的主体疆界。

所谓信息国防，则是传统国防概念的最新发展，是指为捍卫涉及国家利益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安全所进行的建设与斗争。它包括信息主权、信息国防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内容。它是为了保护本国安全和利益，夺取未来战争的胜利所拥有的有关信息战的资源、技术、装备和系统作战的能力。 对于一个国家安全战略信息的防护，要求必须构建信息国防。同样地，要保持信息国防优势，就要谋求打赢信息战的能力。　　

而信息主权，是指一国在维系国家安全的信息技术、 信息产业、信息资源和基础信息设施等方面，拥有独立自主的管辖、使用、研发、建设和不被侵犯的权力。为了捍卫信息主权，要发挥整体优势，加快 信息经济的发展，切实制定出相应的规划与战略，为民族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战略服务。　　

许多国家加入WTO之后，尽力为本国信息产业创造一个相对密切配合的外部环境。诸如：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信息安全体系；倡导签订信息安全的国际合作公约，以公约的形式主动地、积极地捍卫 国家主权；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构建信息国防的要求，共同反对信息霸权主义。　　

无庸赘述，信息边疆并不是以地缘、海域、空间甚至太空来划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非地理边疆的信息边疆不容置疑也是 国家主权的标志。戍守信息边疆，是巩固信息国防的屏障，自然是主权国家维护信息主权的天经地义的要务。在信息时代，捍卫本国的信息主权是信息国防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强大的信息国防力量则是维护信息主权的前提条件。

因此，信息疆界的安全、信息国防的兴衰以及信息主权的完整，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信息时代的兴亡。拓展“信息疆域”，加大信息辐射的广度和深度，保卫信息边界，构筑国家信息安全的坚固防线，就成为一个国家在信息时代维护自己主权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北美东部时间5月30日中午，xc0JdTER5fEK5gNe+8S微软在公司网站发布一则消息：微软公司已经7NPPgbYamk^4dX2$H eejEyWe3euCMz&uud(KCZ528Y7D*cnNRnnn*切断了古巴、朝鲜、叙利亚、伊朗和苏丹等5wnB^%YCtwik个国家的MSN服务。微软公司表示，此决定HT1Mkz pl$p6^WV+QeMSWlNxI是为了遵守美国政府 制裁这些国家的禁令。 eE(fxC)C5mtOK TF0-%UkZZOTFD3b*w+ydUcncQFInwjBz)

MSN是微软在全mSNe3r2D5GsYJ0kGB$gSWr0dIGmGghn^3wi4&TuzUj8Vd6f球推出的一款即时通讯软件。借助于这种软件h%7$o0Q4OVAWOW#affXmhV8QnV，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与外界交流沟通。对于 gx7EtLq*oIXgcm3d-s48pesGk很多人来说，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MSX%--a%2252y3CLb bim!i*HTrOO@$yQkDlZHTh9)LGHoV!3HzEhdr1$N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VqYC aYvvXIz-gnDS7!b+xA$iswY1$f6z+x8NNCb%or$ 微软的这则公告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U9S!oIMGFqgA^&SJ l^4oHvfInO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互联网时代信息安全“c4Ol@%n自主可控”的担忧。

信息服务应“自主可控XWEZMGNnE6”

据报道，古巴等5国的&IfETaentUw&#qzz(kS&*MSN服务此前已经出现了“故障”。这几个$@n%YY)fE-@I!nh*PNg8Xsaugn1I@X(0*NBkl3$KjVzoS0h1S@%W$v7国家的用户登录时，会看到错误代码为“81cMB35lR%FF88DJ%e0SRZ^Y0003c1”的提示：“我们无法为你提供MSGD3F@WqI%PcpNcAkwfxi&LqNET Messenger服务”。微软sP$ArjqzbfrjicJJ^U UfMUq$-iS1sAyTKb6g发布的公报，证实了该公司主动切断这5个国miDW#uQZUeu#!24家的服务。

“我I*aBBByQmvIdiEO$liILOHRozg们不讨论切断服务的理由，只是从技术角度而5ne%wm-MCM4sgs2PgG7+q论，如果信息服务不是自主可控的，这种服务9hz@BBpoE!MDAX4EFW3ICdMc&!bOE7w@66qwn5!oQkT@TblYn的安全和服务本身也都是没有保障的，是受制vRRNzsry+u#^YSbldR!u9lxTDrh!7n于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说。

相关报道提到，这5个Zj OqCJj^H83mWPCat5P4DUBz4yWkgeKO-flnfNYzfN国家“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用户，或许可以UN破解微软的“关闭服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WgM4^QQ%6Mpg+ne%iJA0FhJiSgB&@oRX心研究员、信息领域专家陈宝国表示，如果这%+L+nmVVrM02aYLikqgh4Cz9Q$5ck)9Ckfppk)7i$P+%mK(oahooP些国家在国内设有镜像服务器，应该可以实现XmQy6*@@ngoF!!+28gAn V1sA(7G$z18Tf8d4bm在国内的MSN服务，但与国外的MSN用户TP9QXQI+Qch@U*s4Po&Y Z@@fNLLXYmZ2M jp将无法联络。

“VY*%QJO8mucRek2UkfEe)OeaMqfxP微软为什么能够实现对这5个国家关闭服务？q全世界有13台根服务器，10台在美国。只*m2tTHe3Ng)QcW0q&u要根据所分配的用户IP地址信息，就可以轻Nd+wUtIdslj5L-Qp@dl@fkPbt24-WjDJMKAyBXBnn)*)$Cx8MIuR而易举的实现。”陈宝国说。

信息时代T8pa99l+L89EegLk^o51((fp vCiyr7AaCrI#ZzyVikuB^a!应强调“信息主权”

让业US界担忧的是，除了这一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政治@MhHaHt@1z)++5h色彩外，更在于这一事件背后所隐含的“信息#@dWp@PF3f0KJFd$KiJ安全威慑”。

“OidDQ#2!z786hy1t0xxvJgdXv9c这绝对不是商业行为，而是一个政府行为。美+yj%2QF7#J1plAumB7AcVZBPS国大企业的政治化倾向非常浓，它们有重点的VJOC9ZKJJRSD5MgT^c(Z体现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陈宝国说。

陈宝国表示，与以往ZHQW*X553%@hShkd#$yk7O类似行为不同的是，微软这次的行为并不是拒(k绝出售产品、技术，而是直接中断正在进行中!)J^5N8nU-@O Q的服务。

“我们W(常常说，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现在不是说有a@FP无国界，而是有无网络主权的问题。”陈宝国UFmn+U%5T$WccQ$Hx$+d*UVAwDeYBv-fwsq %表示，主权是一个逐步扩大的概念，从最初的1UHr*gcOC#^q^C3gKrwjgDYZS%领土到领海、领空，在信息时代应该强调信息6Qp%主权。

在目前的$t0k互联网格局中，互联网的“主权”其实一直被9D2sngFjsPKVso1)cJYkongF*yHkYmw%K+jmGaCk美国所掌握。1998年10月，ICANNyss&y78g(03PwO)K#iGIVx(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机构)成立时，美国dHpCFmIuuh商务部授权其管理这13台根服务器。但美国eW5gu3GbxeJ*4eMHI6aZhR6S)S%FY#m商务部在协议备忘录中强调，其拥有随时对I+Ph@(ApIu brEOCjMjZL63pVGs5nIFdt&!Tj$$x$BCANN这一管理权的否决权。美国商务部还1KHHMxhhYIxZkE5EGMD曾宣布，将坚持保留对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的Cayhpt8ff$!BafV+dt5s!)y4xQOOZL监控权，这一声明的隐含信息是：美国将继续##SJCf#U3-Bi%cc$tzrE80^5Miyi030)&fD1xWfi$f%O0EAlh掌握全球互联网的最终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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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所有的信息都要返s6-Yu+0apxyf*HG-B2wm#cMQVqq(o4KL5por&kTJmrNkFvFp$回根服务器进行处理。在下一代互联网中，根TPwX3F!k(&511EpMU#GzAPh&GR%YP7GJXMjwj#服务器不应该再都放到美国，各国都应该进行E*Ca#X6CC6Fh!-TO$wQHiph5aOA大力争取。起码不应该集中在美国和其盟国手fbbT#Ecm^tCp90ICmq+51+rQ中。”陈宝国说。

当前应加强信息领域z76YNIylC h5r&1+hYVrCnxGIk+hU6qYf9piC2!U自主研发k%uwON0ii2s^p(vGaJGJHU1&g@w*pknenj

“这次由微软关Kt&mJNg!gvjqd3LVVDWm9wNNDO闭MSN服务，接下来是否可以让思科来关闭e4fr2d6M%y6@$8a一个国家的所有路由器？ 信息社会的架构是建^)DhCi立在美国的技术体系之上，全球的架构都不安#ftSgXzfUJBBvB^Si5dcc%iY@B@全。”陈宝国说。

Y*az% 陈宝国认为，这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当前%Szc@93 !IvfWqo&dR应该加快在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力量和研发力MoUw(X$WHhMCa*2LxV!DhB度，开发自主的核心平台、操作系统、核心软MMf$%tnLWBAW$GKFWkaLYgK2*w-v!c件，使我们的信息疆域有一个良好的保证。 tJ-EbHPdt@y#-Id7A)

倪光南表示：“这gM)f&Q4NqerB29V2)1RJh5VpuT0%KEQLDe#@m#Ubd(8gyRYN次切断网络服务的事件都凸显发展自主可控软 rGtnr(dX!q 8( G4V*IJ6r#2xg+gPr38@k6U*bum4kze34WBH件和服务的重要性。为此，国家确立了‘核高dcS +mY8*m!oNDCA++Mij1)(a@29Rgn!mQe#2BvvOV0jH3&tAnyczO#E)C9基’重大专项，要发展自主基础软件、自主CrsS7uxwp2+m38BuAw!V8e)F-PU，自主信息服务等等。”

“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w%3xV4J及基础软件产品”（简称“核高基”）是《国XKgp&DX4u%B#)j08rxcw8p6SPxa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1wLubB+KB(81hN9PLVDpyX9ea@wwq U5on1ViDX#BmuAnrRR92—2020年）》确定的16项国家科技重大b-%^P!ft专项之一，基础软件产品方向是“核高基”专2S3EltCK%eEY6oLdJ (yOitxK$KEeA(EF42fAMV)LcL2l项的三个方向之一。

!!djKpJpMa)^4YhgJpMeTh1FnB06mO8p&hTLuVS@dpy “‘核高基’的实施，一方面这关系到很EGI5VHc@@oPOzauAg)7a7 jD@^Sg5 gAf3EMZLx5O0yjKn@sG大的 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这关系到信息安全zpDBt71R)!vHavWIZJPvTAk5!Fm%N0Y$4 HtnJXSHzep。从用户的角度看，这也是为了保障用户使用niiCg^eR(jxJii$E)xNJu01+9软件和信息服务的权利。” 倪光南说。

从信息交换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民族国家是一种封闭系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空间取向是将民族国家的内部疆界与外部世界的位置相对固化，国家实行内外有别的自主管理模式。但是，传播技术的快速推进以及 经济全球化的急剧扩散，使得传播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国家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权力受到限制。国家意志已经不能完全决定谁来传播、如何传播、何时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传播给谁。传播全球化的信息流动所形成的开放秉性与国家的疆界封闭和权威垄断形成了极大张力， 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特征需要重新看待或者在新的意义上进行诠释。

关键词：全球化 信息传播 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成为国家的核心价值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其系统化的表述始于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于1567年发表的《论共和国六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主权概念和理论；其制度化的实践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和约的规定，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自此，以主权为核心价值与基本原则的民族国家体系逐渐形成，至今位居人类政治生活的中心，民族国家是人类政治想象的基本依托所在。但是，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商品、人员、信息、技术等跨越国界的规模性流动，以及某些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的全球传播，逐渐影响并冲击到 国家主权的完全自主和全面独立。很多学者就此认为“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经到来， 国家主权弱化论、国家主权过时论、民族国家终结论、新帝国主义论、全球 治理理论等唱衰主权价值的国家学说不断涌现，日渐成为国家主权理论中的主流声音。全球治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罗西瑙表示：“ 国家主权的减退是当今世界一大潮流。当然，国家在自身领域内仍占主导地位，国际利益、国家间的冲突、交涉和制度仍规定着政治、军事和 经济外交方面的事务。但由于运输和电子技术扩大了多中心世界中不同联合体的自主权，国家的主导地位不断削弱，而在跨越边界的大量多种交易中，国家既不能参与其中也无法施加影响。” （罗西瑙，2001，326页）著名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则指出：“民族国家之所以受到质疑，原因在于对解决存在的问题来说，它显得太大，而对大问题来说，其又显得无能为力。” （马特拉，2007：102）

从信息交换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民族国家是一种封闭系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空间取向是将民族国家的内部疆界与外部世界的位置相对固化，国家实行内外有别的自主管理模式，任何关涉主权的事务都需要得到国家授权。在传播技术无法使信息跨越国家疆界的前提下，主权国家的过滤系统决定着信息传播的内容、速度、频率、流量以及性质。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传播的地理界限与国家权威的地理界限基本重合，主权国家几乎能够保持对所有信息的监控状态。但是，传播技术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急剧扩散，使得传播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国家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权力受到限制。尤其是伴随计算机和网络传播的广泛普及，传播主体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越来越多的个人与组织可以进入全球计算机网络，向世界各地传播信息、观点和图像。反之，分散在不同主权国家内的人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信息、观点和图像，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双重身份在同一主体间可以利用传播技术实现即时转换。传播信息的超大容量和传播速度的瞬间完成，造成了 国家管控乏力和不可避免的信息漏出。信息传播的全球同步 流通，逐渐模糊国内政治与 国际政治的界限，街头集会、抗议演说、官方声明、人道主义灾难等，都能够通过广播、电视或网络被整个世界即时知晓，国内政治的国际化与国际政治的国内化成为一体两面。来自国际传媒集团的组织压力和 资本压力，则迫使主权国家做出部分让步换取政治安全和 经济效益。换言之，国家意志已经不能完全决定谁来传播、如何传播、何时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传播给谁。传播全球化的信息流动所形成的开放秉性与国家的疆界封闭和权威垄断形成了极大张力，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特征需要重新看待或者在新的意义上进行诠释。 二、跨边界信息传播冲击国家主权的地缘逻辑　　关于跨边界数据 流通（Transborder Data Flow，简称TDF）对于国家主权的影响，自1970年代末期就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1978年，78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政府间信息局（Intergovernmental Bureau for Informatics）的国际会议，发表报告认为跨边界数据 流通“将国家置于危险境地”。1979年，加拿大政府的一个委员会认为跨边界数据 流通“对加拿大主权而言可能是最大的危险”。（William J. Drake，1993）从传播技术演进的角度讲，短波广播、卫星直播、网络传播为信息跨越国界的规模传播提供了技术动力和实践可能。就媒介信息传播来说，通过通信卫星直接将电视节目输送给外国的家庭，是政治象征的一个突出例证。（Karrle Nordenstreng and Herbert I. Schiller，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9）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CNN电视台连续17个昼夜面向全球直播，全世界约有几十亿人次观看此次媒介景观，这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一次利用电视进行直播的战争。由此，直播战争的传播模式成为冷战之后大规模战争的新闻传播的标准模式，跨越国界的国家间战争与跨越国界的全球直播同步进行，技术演进带来的信息跨界传播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 现代网络技术全面整合了通讯、计算机、信息等各种软硬件资源，构成了庞大的网络系统。网络系统构筑的传播空间只是一个虚拟世界，是一个没有领土和疆界概念的无边际世界，挑战了 国家主权以领土为物理空间的管辖范围和统治模式。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跨越国界进行信息搜寻工作，也可以通过网络向世界发出信息。这种数量巨大的信息交换超越了国家的有形疆界，虽然主权国家应用各种技术屏蔽自己不想流入或流出的传播信息，但是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再如以前一样进行完全的信息控制，彻底的“闭关锁国”越来越成为不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甚至激烈地指出：“当代通讯并不从属于主权；相反，主权似乎从属于通讯——或者准确地说，主权通过通讯系统表现出来。……通讯的非区域化的能力是独特的：它并非通过限定或削弱现代地区性主权而达到要求；它要抨击的正是向一个地区联结一种秩序的可能性。”（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2005：396）

从1975年到2000年，使用公共电话通讯网长途电话的时间——大部分被人们用来交流工作和生活——增加了大约25倍。人们通话的长度每年都在增长——从1975年的40亿分钟增加到了2000年的大约1000亿分钟，甚至在 经济萧条的时候也没有停止。（科林·斯帕克斯，2005）截至2005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数达到10.8亿，比2004年增长了1.5亿。1995年到2000年期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由4500万增至4.2亿，增长接近10倍。而在其后的五年里，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又增长了一倍以上。预计未来五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将再增长一倍，达到20亿。这些数字表明了全球化背景下信息传播的广泛受众基础，也表明了跨越国界的互动主体和信息流动的规模。面对如此巨大的信息流量， 国家管控变得愈来愈困难，因此：“现在，‘维护主权’这一呼吁通常并不是（根据传统定义）主张绝对的、全面的、单边的国家权威，而是（更为温和地）指国家在某个特定的控制区保持其影响力。”（D.赫尔德，J.罗西瑙，2004：165）

当然，信息传播的跨边界运行冲击着民族国家权威的地缘逻辑，不是说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传播能够在物理意义上消蚀 国家主权的疆界，而是在象征意义上使主权国家之间的地理疆界在信息传播中日渐虚化，即随着远程传播技术的推进，信息传播具有越来越不受民族国家疆界束缚的趋势，传播信息的自由程度在技术方面得到了空前拓展。信息流动速度远远超出了主权国家的信息管控体制的更新速度，信息流动的规模造成主权国家无论如何扩大管控体系（就社会现实而言，国家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信息监控资源），都不可能让它们全部处于监视之下。

新的信息技术带来参与传播的民主化，尤其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能够使更多的个人和组织成为传播主体，在国际范围形成了稠密的交流网络。在这种跨国交流网络中，既包括政府、媒体、工会，也包括NGO（非政府组织）、社会群体、个人等传播主体。公民个人或群体通过报纸或杂志出版、举办国际会议、兴建相关网站等多种形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各种方式的对话，寻求共识，组织行动。议题的分野与利益的分化，造成群体和个人关注的问题与以 国家主权为视角的问题有所分歧。如果国内行为体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渠道被堵塞，代表跨国倡议网络的特点的“回飞镖影响模式”就会出现，即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或个体绕过他们的政府，直接寻求国际盟友的帮助，力求从外部对其国家施加压力获得问题解决，这种情况在人权运动当中最为明显。（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2005：15页）拥有传播渠道的每个人和每个非政府组织，可以绕开主权的约束来把信息传递出去。

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进程相关的主权问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崛起中的全球 公民社会分享 国家主权的治理权威，推动全球多中心、多层级、分散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形成，挑战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方式和以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方式。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者在提供公共物品、公益服务、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等方面，动员社会资源的独特优势和强大号召力，往往是政府所不具备的。国家政府一般以强制权力为后盾进行 社会动员，而公民社会的组织者则是依靠道义力量进行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征集。在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公民 社会组织让国家看到其自身无法独自管理国家的局限，必须要重视公民社会组织的力量，并将有些权力转交其实施。据布鲁塞尔国际协会联合会（UIA）编写的《国际组织年年鉴2000-2001》统计，2000年全球各类国际组织的数量是52203个，其中非政府国际组织45647个，占到总量的87%。

另一方面，传播主体多元化进程开启了消解民族国家认同的力量之门。在无数虚拟社区中，人们在通过新的传播手段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想象的共同体”找到了新的形式。网络时代的跨文化交流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界限，也开辟了新的身份认同，这种新的身份政治学是指在国际、国家和本土权威控制之外，为具有相同身份及利益的人们建立全球网络，特别是NGO的网络，如妇女权利、反战和平、技术教育、环保生态，当然也包括 反全球化运动，从而形成跨文化传播当中新的平衡机制的组成部分。（陈卫星，2004，338－339页）近些年来，绿色和平组织、大赦国际、国际人权组织等国际组织成员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种国际场合，对民族国家的行动形成制约的同时，也部分取代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新的认同对象，被称为世界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数量不断增长。民族国家虽然仍是最大的想象共同体并保持着最强大的向心力量，但认同对象的多元化和认同力量的分裂性也已经不可避免，而且在全球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日渐表现出来。

从绝对意义上讲，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虽然明晰但却从来没有完全分开过。即使是在 国家主权被确定为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之后，也不是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主权要求。殖民时代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后殖民时代的先发民族国家与后发民族国家、冷战时期的核心国家与卫星国家、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具有相互联动的效应：任何一方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关，国际政治也和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关联。但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还是相对清晰，尤其是在反殖民主义浪潮之后，新兴的独立国家都以标榜独立自主，对外显示自身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对内证明施加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历史演进的线路在于，所有这些在全球化背景中似乎又有了新形式下的反复。信息传播可以瞬间完成的技术特征，造成国内信息与国际信息的零距离零时差传播，国内问题获得国际反应与国际问题获得国内反应的速度和压力都前所未有。以9·11为例，这次事件的发生几乎是全球直播，恐怖主义给美国民众所造成的深刻灾难，通过电视画面顷刻间抵达到了世界各地，立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美国借此扯起反恐大旗，迅速调整国家目标并重新部署全球战略，以强大的媒体声势和政治压力，迫使国际社会在反恐问题上进行或支持或反对的明确表态。自9·11事件开始，反恐成了全球性话题，在美国联合盟国进行的打击过程中，反恐也演变成了 国际政治的新意识形态，是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在这个例证中，可以看到国内政治国际化与 国际政治国内化的双重身影。

信息传播的速度压力造成政治决策必须调整原有节奏。国内政治问题处理缓慢或者扩大化，就可能会演变成 国际政治问题。2004年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公布了一些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照片，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虐囚事件由此浮出水面，国际舆论大为哗然。为了消除丑闻的恶劣影响，布什总统随后的电视讲话中宣布：将拆除阿布格莱布监狱，这个举动是“伊拉克新时代开始的一个合适象征。”即使这样，美国还是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和世界人权组织的起诉。不仅发达国家的问题如此，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如此。发生在非洲大陆的人道主义灾难，是整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联合国框架内也是经常被提及的议题。全球传播中的观念普及正在改变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取向，诸如自由、民主、人权、和平等政治价值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遭到毁灭性破坏时，国际社会的干预行为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道义支持。

正如赫尔德所指出的：“人类的福祉不是由地理方位或文化区域决定的，国家、种族或性别的区别不应成为那些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权利和义务的限制，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这些观念都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当代区域与全球的法律和政治思想中，也渗透到某些跨国治理形式当中。”（D.赫尔德，J.罗西瑙，2004：328页）科学技术推进和全球化加速造成的各种风险扩散让这个时代已经具有世界风险社会的许多特质，主权国家面对的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变暖、人道主义灾难、艾滋病蔓延等问题，根本无法明确其具体归属。包括综合实力超强的美国在内，这些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胜任，都需要主权让渡之下的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换。

“视听地理正逐步脱离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空间范围，而在国际消费者文化这一更为‘普世化’的原则下加以重新调整。媒介新秩序的一大理想是做到自由而不受阻碍地广为播放节目，即‘无疆界的电视节目’。这种理想的必然逻辑是最终努力实现在全球播放，形成全球市场——我们已经看到正在崛起——一些意欲实现这种理想的全球性公司。”（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2001：15）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战略联盟、收购、吞并等方式，“意欲实现这种理想的全球性公司”变得越来越大，层出不穷的媒体并购让人有些眼花缭乱：时代并购华纳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AOL）合并、维亚康姆（Viacom）与派拉蒙（Paramount） 合营、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通用电气公司（GE）收购国家广播公司（NBC）、迪斯尼收购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和20世纪福克斯（20 Century Fox）合并、汤姆森集团（Thomson Corp.）并购路透集团（Reuters Group PLC）…… 资本集中媒体垄断的趋势在这些巨头合并合营中变得越来越强。目前控制全球传媒市场的大约有30到40家大型跨国传媒公司，而占据全球传媒市场顶峰的只有不到10家传媒集团，成为名副其实的媒介帝国。其中，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已经成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全球传媒集团，业务范围涉及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电影等领域，净资产超过400亿美元。

与跨国传媒集团的购并雄心相伴的是其对主权国家开放空间的强烈要求。对于跨国传媒集团而言，开放空间意味着辐射面和影响力，更意味着受众和利润；对于国家而言，空间的封闭性是保持主权的象征，开放空间意味着很多并不想让其进入的信息将不可避免。开放的空间越广阔，跨国传媒集团与主权国家可以共享的权力就越多，跨国传媒集团受到的各种羁绊就越少，而其能够收获的资本和信息红利就越高。而且，跨国传媒集团大多集中在 发达国家，开放空间可以给发达国家更多机会，即通过跨国传媒集团的信息传播实现自身的某些政治目的。正因为如此，跨国传媒集团及其母国，以“信息自由流动原则”为由，尽可能迫使主权国家开放空间，形成了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理念分歧。1993年的关贸总协定谈判，“文化例外性”观点反对把国际贸易中的自由原则扩展到视听 生产领域，与信息自由流动原则正面相抵。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为由，对于 发达国家提出的更多解除信息管制的要求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随市场经济一体化而缘起的，由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跨国性媒体机构所构筑的，国际化传播网络所经营的，视听 文化商品的跨国传播和渗透正在软化所有类型的民族抵抗。（陈卫星，1997）

传播全球化的现实让每个国家都面临无法拒绝的选择：获得交换利益，必须开放空间；获得身份合法性，必须开放空间。前者是一种经济逻辑，通过开放空间与跨国传媒集团分享利润增长，依据主权原则获取收益，并因此而推动本国的传播工业发展；后者是一种政治逻辑，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主体合法性的反面是，空间封闭意味着国家游离于 国际体系之外，是政治理念和国家发展双重落后的代名词。在这个背景下， 国家主权要想继续维护自身权威，必须寻找合适的理由来拒绝或限制跨国传媒集团的进入，同时要有适当的开放来保持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主流身份。 国家主权与媒介帝国在经济与政治博弈中寻找平衡，因为“过分向全球化流动开放，民族国家要冒动乱的风险（这是中国的情况）；开放不足，则将流落在国际团体之外（这是北朝鲜的例子，它是全球最后一个自给自足的政权）。”（阿芒·马特拉，2007：135）冷战的结束，固然不会都是传播的结果，但是信息传播的巨大政治威力却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集中展示。不断涌现的巨型传媒公司，对全球信息流动的支配权力日益增大，具有对民族国家政治的超级影响力。一旦设定特殊的政治目的，它们的巨量信息传播能力可以成为颠覆一个国家的排头兵。毕竟，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不是意识形态差异的结束，处于弱势地位的主权国家在面对媒介帝国时还是有所顾忌。但也需要指出的另外一种现象是，跨国传媒集团与某些国家 官僚资本的结合，也会形成经济与政治层面上双重意义的合谋， 国家主权的管控权力有可能转化部分官僚集团的经济与 政治利益。

在调整国际交流方面存在着两种严格对立的观点：一是衍生于商品自由流动的自由主义信息流动原则，商品自由流动原则由美国议会批准并被国务院于1944年融进战争目标而抬升为官方教义；另一个是克里姆林宫原则，其意在使自己的公民免受西方媒介影响，把内部的安全要求隐藏在“ 国家主权”的宏大话语中，把国际电波的介入看作是“某个强国对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阿芒·马特拉，2007：71）历经197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的“世界传播新秩序”论争、1980年代的美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示坚定奉行信息自由流动教义、199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剧变之后，前者显然占据了传播世界的主导地位，克里姆林宫原则虽然没有消失却失去了主导价值， 国家主权的宏大话语已经不是抵制信息流入与流出的绝对合法性力量。因此，全球化的信息传播给 国家主权带来了很大压力，特别是对那些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后发地位的国家群体。在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超越主权走向联合的同时代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后发民族国家尚未完成国家叙事，不均衡的国家发展进程造成绝大部分后发民族国家与以欧美为代表的后现代国家存在一种历史性位差。

当然，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指出的，“信息并不是在真空中流动，而是在早已有所归属的政治空间中流动。信息的跨界流动以及其他交流，都是在国家近四个世纪以来建立的 政治结构中进行的。”（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2002：260）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及其引发的部分社会运动，虽然对 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形成了一些制约，但终究还无法改变国家作为最大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组织体的地位。主权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国家的终结。而且，主权本来就不是先验存在的东西，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信息传播的深度介入只是增加了其变化系数。存在历史性位差的后发民族国家和后现代国家之间，在信息传播与 国家主权的内核认同上存在巨大差异，比如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因为从根本上讲信息传播是人权的组成部分。所以，信息传播与 国家主权之间的互动状态和能到达到何种程度有待更深入的考察。

最后需要指明的是，从学理与实践的角度出发，信息传播和 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阐述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其一，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与冲击；其二，国家如何利用信息传播来处理与主权相关的问题，包括用来增加主权的控制能力与效力。在此只是就前者进行了部分论述，余下的问题需要继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