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瑚

中文名王毓瑚

身份农业史学家

逝世日期 1980年

性别男

民族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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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略

王毓瑚传略

作者：杨直民

载《王毓瑚论文集》

　王毓瑚，农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农书目录专家。早期从事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著译，后期致力于整理、校注古农书，推进农业经济史和农业技术史的研究，肇端于比较农业史、农学思想史、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并在培养农史研究人才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王毓瑚，字连伯，1907年4月16日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西田果园。父亲王树屏，清末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一生淡泊名利，青壮年时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曾经致力于提倡教育、妇女解放之类的工作。1911年后，一直在当时教育部任部员，也曾兼任中学教员。王毓瑚1915年离开河北高阳农村老家到北京上学，跟着依靠工薪为生的父亲生活。20世纪初的河北高阳，以远近闻名的高阳土布为主要输出品，当时以家庭为主的纺织业，已抗不住洋布的倾销而日益衰微，濒临破产，而当地从事贩运的商贾，仍在苦撑挣扎，遍迹南北以至海外。那时北京学界思想日趋活跃，他父亲又是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毕业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些对少年王毓瑚有着耳濡目染的重要影响。同时对他发奋求学以及国学及外语基础的奠定也都有着良好的作用。青年的王毓瑚怀着求知救国的宏愿，于1925年奔赴欧洲，靠打工收入和亲友资助，先在德国波茨坦（Potsdam）市立高级中学学习，随后想学习工程技术，又感到当时中国经济方面困扰尤重，所以在进入慕尼黑（Munchen）工业大学时，便把攻读方向改为经济学。当时德国的经济学以逻辑严密和追求体系完整见长；而法国的经济学却以求实，深邃与自由活泼著称。为了更深入地领悟西欧经济思想的发展，加以维持求学经费上的原因，他于1929年转去法国，人巴黎（ Paris）大学经济系。他强烈的愿望是在国外尽多寻找新知，来日以报效祖国。至1933年毕业时，已获取经济、统计、新闻三科的合格证书。

在德国、法国近9年的留学生活，王毓瑚对西欧数国经济发展特点与规律已有更深的了解。1933年回国后，所见所闻使他对每况愈下的官僚政治完全丧失了信心，决定与鱼肉百姓的当政者保持距离，走自己学术研究的路子。1934—1935年担任河北省立法学院经济系讲师，1935—1937年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业大学的前身）经济系讲师。抗日战争期间，他几经辗转到了重庆，1939—1944年任国立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1946年返回当时的北平，被聘为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他在几所大学和国立编译馆，曾致力于讲授中国农业史，欧洲土地制度、经济思想史、普通经济学、中国经济史课程，主持农业经济专题讨论。编辑中国经济史资料，翻译外国经济学著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辅仁大学农学系等院、系合并组建成北京农业大学。他被聘为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曾开设政治经济学、农业史、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等课。从1952年起，至1980年逝世，长期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为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在农书古籍整理及农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曾被推选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名誉理事，被聘任为农业出版社顾问。

王毓瑚的学术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49年以前从事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二是1952年全国农经系教师在北京农业大学卢沟桥农场参加农业经济讲习班之后，王毓瑚把研究重点转向古农书整理与农业史的研究，并在农史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发展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王毓瑚熟谙西方经济思想史，回国后，取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长处，结合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阐释，把教学、科研的着力点放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曾发表《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唐代岭南产银与货币经济发展之关系》，出版了《管子传》，从德文翻译了《经济学解》、《经济之四种基本形态》。1939—1944年在国立编译馆，他和傅筑夫、史念海教授等从事中国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仅就当时他和傅筑夫编辑，1982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即可窥见其工程之浩大，其中农业部分，就包括约7000字的绪言，以及作物种植、附养蚕、耕作方法及生产效率、动力及工具、灌溉、农业经营、畜牧、附政马、屯田等内容。全书融经济与技术为一体，寓观点于材料，读起来显得实际生动，跌宕起伏，而不给人留下公式化的色彩。编者的见解很明确：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而资料的缺乏和资料之不易搜集，又是造成这一学科长期以来不够繁荣的原因之一。王毓瑚等经过艰苦的搜索挖掘、淘汰取舍、分类排比、写作绪言等工作，给经济史学界研究参考作了修桥铺路的善事。

王毓瑚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贡献，在于他以深厚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根基，倾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探索，所描绘的中国经济史发展轮廓和中国农业经济演进格局，自成一家或属一种风格之作。所著《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于经济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就是治秦汉史的学者亦均能称道。他的经济史研究工作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未能绵延，但他作为成熟的经济史学者，思绪是不会歇息的。在1978年写成的《从〈史记·货殖列传〉来推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中，王毓瑚提到：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都不曾明白地规定过一个社会发展的绝对公式。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五个阶段的发展规律是出于斯大林之手。它基本上应该说是以欧洲的历史为样板的。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从像欧洲那样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这也如同在欧洲的历史上找不出来一个与中国近代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相同的时期。他的主张是必须“异”中求“同”，而不应强求一致。即是：（1）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社会变化与西方不同，虽有一定的共同规律，但不存在同一模式。（2）在论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叙从春秋末期到西汉中期经济领域的活动时，王毓瑚将中国历史上春秋以后的几个世纪各诸侯国实行变法，经济上土地私有被确认，工商业事实上得到了相当的自由，人各使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出现百家争鸣局面，与欧洲封建制度从内部瓦解，知识的解放促进了对民主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滋生相比较，阐明它们间有极其相似之处。（3）论述了中国型的资产阶级与中国型的封建统治。王毓瑚认为秦始皇并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个实用主义者。法家提倡变法，主张历史是有发展变化的。秦始皇却妄想建立万世不易的“ 家天下”。他只是有选择地采纳法家学说中有利于皇家政治利益的那一部分。秦始皇过于依赖自己的权威，觉得无需争取那般平民经济活动家们的支持。在他的统治之下，在影响整个社会发展上面，经济这个因素远远跟“政治”这个因素不能相比。王毓瑚认为这是与欧洲王权专制时期大不相同的一点。还指明中国早期历史上的工商业者，主流未趋向于真正的产业经营。这样的工商业者基本上活动在流通领域，不会发展成为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尽管萌芽很早，在整个历史上确也几度颇有些表现，但直到鸦片战争，始终没有出现过一个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时期。在经济思想史领域，王毓瑚是以其著述中的真知灼见来显现其学术功力的。

　潜心整理校注农书，推进农业经济史、农业技术史研究

在客观因素制约下，经济思想史不便研究的时候，王毓瑚把研究方向折转到过去做过大量资料积累与研究探索的农业领域。在农书古籍整理校注和农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开拓意义、颇受国内外同行称誉的学术成就。

1．整理校注多种农书，撰写《中国农学书录》。

他提出：“ 中国农书……指的是没有受到近代西方农学影响以前中国人所撰写的那些有关农业生产知识的著作”这种颇有影响的观点。他在农书整理与农史研究的目的上，指明今天整理农学遗产的目的，主要在于把这份遗产中的有用部分清理出来，使之为当前的农业生产服务。

王毓瑚校注整理的中国古代农书有：《区种十种》、《农圃便览》、《秦晋农言》、《梭山农圃》、《农桑衣食撮要》、《郡县农政》、《王祯农书》、《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等多种。他校注整理的多是北方的农书典籍，为弄清一些技术细节，常要阅读大量典籍和多方与从事各学科教学研究的专家教授切磋。1957年出版、1964年修订出版的《中国农学书录》尤属治农史的国内外同行和农科、综合学科图书馆必备之册。王毓瑚提到：编写《中国农学书录》，是想清算一下我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历来一共写下过多少种关于农业生产知识的书。他为此反复思忖，多方商讨，拟定了取舍标准。他对于农书线索确是苦苦搜寻。对过去目录典籍中一书误为二书、有名无实、时代错移、著者不清、刊刻讹误，作了许多订正。《中国农学书录》确是切合实用的供查检中国农书文献的力作。日本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学者天野元之助教授（1901—1980年）对该书非常推崇。在天野教授的努力下，1975年日本龙溪书舍将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与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合刊，作为纪念中日友好交流的学术著作隆重出版。

2．潜心祖国农业学术遗产的研究。

1955年北京农业大学召开首次学术讨论会，他作了《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后来写出了《关于〈农桑辑要〉》、《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近代后套开垦试论》、《我国历史上农耕区向北面的扩展》、《关于中国农书》、《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及经验教训》、《我国古代的大田作物》、《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等多种论著，论文不仅发扬先贤在农学方面的成就，且多注意致力于实用。王毓瑚在农史上主要的学术观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主要生活在黄土地带，中国的农业是在水等自然条件很不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是靠实行精耕细作，才养活着众多的人口。中国耕种区从黄河中下游平原开始，向低地扩展，从开沮洳沼泽地到与水争地；向高处扩展，与林、牧、山岭争地，在千方百计找地种中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教训。王毓瑚认为除牧区和军马外，中国历史上的农业中，动物生产与植物生产两个部门过于不平衡，实际上养畜作业只能说是种植作业的附庸。那时也谈不到发展森林，古农书中述说的，一般都是松、柏、杨、榆、柳适合小农经济需要的家常树的种植。关于中国畜牧的历史演进与评论，他是在辑录大量素材，编写《中国畜牧史资料》的基础上才形成结论性的认识的。这一观点为治畜牧史、农史的学者所乐于称道。

肇端比较农业史、农学思想史和世界农业史的研究

1977年以后，王毓瑚极力主张根据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力量的条件，尽早着手安排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和农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这是把他所长的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多年研究探索农书文献、农史心得的有机结合。在这方面，他给农史比较研究方法以极大的重视。王毓瑚在诸病缠身的情况下，译出法国巴黎格林琼国立农学院比较农业教授马佐耶（Mazoyer, Marcel）《作为开发自然界的农作制——其演进与分化》的论文。此文用比较的方法和量化的析解，研究不同地区垦耕制度的演变，它们与器械、动力、技艺发展的关系，产量与人们衣食生活所需如何相互联结，种种见解，可以把人们眼界开阔。就法国学者来说，“比较农业研究”讲座所探索的内容也具新颖性。王毓瑚在该文1976年刊行一年后，即移译、印制供给国内同行学者参考，这在当时农史领域可能是介绍、吸取、参用欧美专业同行学术成果的最快速度。

他很重视农学思想的研究，曾建议身边助手做逐项逐段的细致研究。他撰著《吕氏春秋四篇农论别释》，其中阐述部分就是在这方面的示范。可惜这项研究事未终竟，病魔已将他从人世夺走。他开拓的学术领域，已由助手和学生们加以继承和发展。1980—1990年十年间，北京农业大学在比较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农学思想史有关方面已刊行论文20余篇。这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已毕业数人，比较农业史等研究生课已开设多门。

博采众长刻意求新诲人不倦的治学作风

王毓瑚以独具匠心和功力深厚的农史与农书文献著述，不只在国内同行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在国际农史学界也受到赞誉。1972年在直肠癌手术后不久，就多次会见来访的日、英、法、德各国青老农学史学者，与客人们的交谈极其认真。外国年轻农史学者曾提问，贾思勰是怎样成为一个农学家的？王毓瑚告诉他们：贾思勰是公元六世纪中国后魏时期职为太守官员，他那个时代没有机会受系统的农业科学培训，他是在真搜集农书典籍、积累当时农事经验而撰著成《齐民要术》的。后世人们以这部传世著作尊称农学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增加了他中国古代农业权威的份量。约略数语，提者心悦诚服，消释了积年的疑团。他从不以教诲者的面目炫耀一番，把观念强加给朋友，得到的却是良好、永恒的学术交流的效果。

在治学方面，王毓瑚主张贯通中西，相互比较，吸收多种学科成就。他常说：“农业学科范围广阔，农史文献与材料绵亘千年万年，一个人什么都想研究透彻是不可能的，必须有自己的部分拿手工作。他提倡向校内外其他学科领域的行家多方求教，并身体力行。1955年前后，他就和本校农学系耕作教研室孙渠教授等一起组织《吕氏春秋》四篇农论，《汜胜之书》、《马一龙农说》的研读会。他与气象、土化、园艺、畜牧、兽医许多系的青老教师切磋学术，都是双方受益的。他很注重研究近现代农业历史课题，着力于为当今农业建设寻求有益的借鉴。他提倡学术自由探讨，长于历史、长于农业技术、长于文献校勘、长于地区特点、长于国外情况、长于专项领域、长于综合概括等等各种不同学术风格的人要互相尊重，彼此借助，共同推动农史研究。他屡屡和助手与学生们结合实例生动讲述“学无常师”、“择善而从”、“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理。他常说：从事农史研究，有了心得，要讲给别人听和写成文章，目的是彼此交流，相互提高。你不要轻慢、也不要拘泥于前辈学者，你却更要为后来治学的人开拓通路，使他们更高一筹。写我们这种学科的文章书籍，最怕的是没有理会。虽是自己尽心尽力写的东西，但限于写作时的环境与条件以及自己的水平，总会有所疏漏。有人商榷、驳辩、加以增删、纠正和推展，应该认为是其乐无穷的好事。

他从事农史研究，坚持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力主根据丰实材料，得出合体的结论。他说，研究中外农业历史，忌讳先定框框套套，接着填充材料。这样的农史可能表面看起来颇有声色，但那不是农业经济、科学技术、农学思想历史。他的见解是：农业的历史是生动、曲折、多态的，不可能极其顺畅迳直。古代中国的农业历史尤其如此，他说，中国的农史资料那么多，是要人们认真下刻苦功夫的。王毓瑚撰写论著，不书引文，这已是他为人们熟悉的风格特点。他的学术挚友傅筑夫教授等，这方面和他有相似的情形。他的主张是：把道理弄透，用自己的话表述看法。但也并不勉强别人，不约束助手和学生们也这样做。他要求助手与学生们的是：撰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材料或观点，千万不要长篇大套地“ 炒冷饭”。他说，宝塔顶部再提高一分也着实不易，但搞农史学问的人，要有为学科“添新”这样的心思和毅力。他很关心、支持农业考古研究，少数民族农史研究，热切鼓励中国农业博物馆早日成立并开展学术研究。

他自身经过无数次从搜集资料到写文章的甘苦，对1979年开始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撰写工作，他态度十分明确，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农史研究旷废多年，工作必须从逐段逐项的研究着手。应就农史专家学者的具体工作积累和治学所长，早上专史、地区史、阶段史。指明学者的劳动要紧的不是人数相加而是水平的高低，等等。他强调指出：此书学术观点和编撰要相应由主编裁决，以保持成书的水平风格。1979—1989年此书的编撰、审改、增删、定稿、印刷、发行历程，证明他的许多意见是中肯、切要的。他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教授，多年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他认为大学图书馆馆长要代表教师使用图书文献的利益和要求，同时要代表学校科学管理和长期使用图书文献的利益和要求。在图书馆工作中，他力主把图书馆办成一个为师生欢迎的图书馆，办成一个具有专业藏书特点的图书馆，办成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图书馆。他的学术研究一部分为农书古籍著录，与他兼长图书馆不无联系。他在《中国农学书录》方面的出色成就，为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树立了远可景仰、近得学习的风范。

他生活简朴，性情刚直不阿，平易近人。他认为治农史是千秋百代的功业，个人只能擎一程火炬，他很愿意与人们悉心深入探讨学问。在国内同辈农史名家中，他从未给人以争强赢胜、锋芒直露的印象；而是以见地深湛、富于哲理的切磋获得人们的尊敬。学校各科的学者们称他为“饱学之士”，邻里老幼倍感他和蔼可亲。他熟谙德、法、英以及北欧若干语种，时有登门求教的人前来，他每次都能很耐心、认真地给予帮助。他十分爱惜人才。对助手、学生们谆谆善诱，指点他们撰写文章，数遍十数遍地修改文章，一般不予具体改动，而使之领悟了自己去完成，质量上把关从不放松，而态度上极其宽厚。他喜好京剧，对京剧科班从幼童进入到分别向生、旦、净、末、丑等不同方向发展因材而用的方法颇为欣赏。他认为培养青年是这样，同行间合作也是这样，有志趣的业余爱好者更是这样。要细心摸准自己所长和学科具体发展所需，这样才能自然茁壮地成长和彼此有机地配合，免得弄出与学术无关的闲事。作为一位农史学者多愿去他那里求教，而去造访的人每每感到收益良多。他对子女教育有方，严格要求，不准他们忽视业务学术，浮燥从事。他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常说：自己活着不搞科研，不为人民作贡献，是不可容忍的。就连临终前一天，还在和助手与学生们研究“世界农业史”、“农学思想史”等论题的写作和翻译计划，并拟亲自主持动手完成这一功业。

王毓瑚献身学术的年代，有近30年是在反复折腾中度过的。但他追求真理，爱憎分明，相信人民群众确是始终如一的。他认为在农业经济史、技术史以及思想史的研究上，要给某一时某一事上为人民大众做过好事的人以应有的肯定，对做错事与做坏事的人要精心区分，抑扬褒贬讲求分寸，史家贵秉春秋之笔。他从不计较名位待遇，崇尚事物自然发展。太史公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是王毓瑚的座右铭。在对待学术业务上，他说：搞我们这种学科，要下决心做学问，不为利禄羁绊，不赶时髦，要肯坐冷板凳。撰文章、写书，准备它10年、20年不被重视，得不到机会刊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把书稿用层层防潮油纸包裹寄藏在挚友处，埋在煤堆中，但他相信总有一天祖国会需要它。他的《王祯农书》校注稿，就是几经磨难，于1982年终于出版问世的一例。王毓瑚精心提炼的学术成果和他开拓的农史研究新道路一样，确是为后辈学人所乐于研读、吸取、沿行和将之往前推移。

学术业绩

王毓瑚教授的学术业绩

——一位中国经济史学家兼中国历史地理学家的科学成就

作者：安希伋

载《王毓瑚论文集》

王毓瑚教授(1907—1980)于1949—1980年间执教于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身），主要研究并讲授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史—古农书研究。王教授从事的学科与我学习的学科相邻，却不相同。其实，早在1937年，我在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念大二时，我班课表上有一门经济学理论课，主讲教师为王毓瑚教授。因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王教授正在北平，交通阻隔，未能返校，致使我接受王教授系统讲学的大好时机失之交臂。不过，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有幸以类似传统私塾的方式，受教门下。特别是他的治学精神与处世态度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兹值王教授文集即将出版之际，又逢王师25周年祭日，借此机会，我粗略补习了王教授中国经济史著作中的若干文稿（含中国农业经济史），于是就不顾外行之嫌，写了这篇短文，主要是记录王教授有代表性的著作和学术业绩，也说一点学习感受（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部分请见《王毓瑚文集》附录中杨直民：《王毓瑚传略》）。

王毓瑚教授早年留学欧洲8年，先后就读于德国慕尼黑大学与法国巴黎大学经济系。完成学业后，于1934年回国，随即投身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直到晚年弥留之际。

回国之初，王教授于教学之余，翻译了两本经济学著作：一是奥地利人Spann，O．所著《经济之四种基本形态》（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本是德国人Sombart，W．所著《经济学解》（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又作为汉译名著再次印行）。20世纪3O年代，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前期阶段，市场运行机制有待改进，也需要借鉴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经验，这两本论述市场经济理论的译著出版，可谓恰逢其时，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规范化与健康发展。王教授晚年，正值我国开始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他又把法国人Marcel Mazoyer所著《开发自然界农作制的演进与分歧》一文译为中文，也有外为中用之意。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王毓瑚教授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经济史。早年著作有：《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1943年），《中国经济史资料》（40年代与傅筑夫教授合编，80年代出版“秦汉三国”等编）、《隋唐两代的钱币》（1948年）、《中国农业经济史大纲》（1950年前后）等；晚年王教授主要著作有：《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利用》（1975年）、《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1975年）。《我国历史上农业地理的一些特点和问题》（1978年）、《读〈史记·货殖列传〉杂识》（1979年）等。从上举著作可见，王教授跨越学科广阔，又以历史和地理两科为核心。王毓瑚教授治史，既取材于正史，也重视非正史资料。先后撰写了数十篇论文，或为断代史。或为专题讨论。多方考证，进行分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种相关因素，务求确切。他的著作，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从客观经济规律着眼阐述并分析经济现象及历史过程。我认为这是王教授治史的一大特点。王毓瑚教授的学风，在他为《史记·货殖列传》这篇历史名著作注释并进行研究和评论中，集中体现了出来。他认为，研究司马迁这篇著作，“应当抛开一切个别字句上的纠缠，改从大处着眼，……抓住作者立论的实质”。并指出：“太史公在这里讲的是春秋以后大约三个世纪中的世事变局。此所谓‘变’，是改变了受宗法制度的约束的那种死板的、静止的古代封建社会的局面。一切都变得活动了，首先是人的经济活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从种种礼法规范清规戒律中冲出来了，从而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自由活动的世界。”太史公把这个自由、活跃的世界归结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追述了战国以来上下追逐财富的各式各样的经挤活动方式以及一般人的思想意识变化。还列举了一连串成功的产业活动家的事迹。总结为：“富者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优胜劣败取代了世袭制度。王教授指出，在惟利是图原则下，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不再是出身，而是个人所掌握的财产。在封建秩序没落之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格局，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他对《史记·货殖列传》一文评价说：“在短短的篇幅中，有理论，有史实，有经济地理，把几个世纪当中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夹叙夹议地描绘了个淋漓尽致，这确是一篇大文章。像这样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议论和铺陈，在我国旧的史书中堪称空前绝后。”并认为：《史记·货殖列传》的论点，“与西方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在经济方面的理论是极其相似的”。

不过，王毓瑚教授并不完全赞同太史公的观点．主要有两条，一是不同意太史公“工不如商”的论点。在所论3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确实起过很大作用。但是从较长期来看，经济支柱毕竟是产业，而不是商业。没有产业的发展，财富又怎样转化为资本呢?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商业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即发动了产业革命，不断继续积累资本，发展经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从秦汉以来“走向了单纯以赚钱为主而忽视生产的路线，而且历时多少个世纪始终没有转向的机缘。此中原因何在，这应该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主要课题”。第二条，王教授不同意太史公说的“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的论点。王教授认为：这只是说“富”可以比得上“贵”，而不是说“富”要代替“贵”，力争建立自己的政权。这就与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则取旧政权而代之。可见，中国工商业者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先天的软弱性，多少世纪以来，始终只能做现存政权的附庸。关于这一论点，王教授在随后撰写的另一篇论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发挥，并点出：秦皇、汉武建立的专制封建王朝所推行的国家垄断经济体制，更加压制了民间工商业的活动空间（《从〈史记·货殖列传〉来推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撰于1979年，1981年3月刊登在香港《抖擞》双月刊43期）。王毓瑚教授对《史记·货殖列传》的研究与评论，集中体现了他的独到的历史观。

王毓瑚教授还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他在好几篇论文中都涉及到经济地理问题，包括前文介绍的《读〈史记·货殖列传〉杂识》在内。我认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当首推所著《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脱稿于1977年。以下作一简要介绍。

这篇长文描述了从春秋战国以来几次较具规模的农耕区北移的过程，其中规模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大规模移民。这一轮农耕区北移的动因，主要是：在结束了蒙古、汉、满三族频繁的战争之后，内地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粮食需求越来越大。而在小农经济制度下，受技术停滞的制约，生产效率很难进一步提高。为求生存，内地农民迫切要求移垦。汉人北移几乎历来都是他们谋求新生活的老路。而东北地区和内古蒙地区虽然早有农耕，却只是星星点点，还有大片荒地，特别是满人进关后，东北地区更是地广人稀，急待开发。在这种形势下，虽然清朝初年政府采取了保护满族发源之地的政策，禁止汉人移垦，但是这个政策在移民洪流浪潮中，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山东人蜂拥渡海北进，先后开发了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大平原，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农业区。这段耕区北移的经历，体现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威力。农耕区向蒙古牧区的移动，也受到清政府的阻挠，满人主要是防止蒙古、汉结合，危及清朝统治。但是，后来农业还是逐渐扩展到了牧区较为适合农耕的地区，并得到不断发展。王毓瑚教授对农耕移人牧区还有两点评论：第一，游牧业逐水草而居，不断流动，只是使用自然资源，却不保护和培养自然资源，这种生产方式，带有掠夺性质。而农耕则不同，利用自然资源，同时也保护和培养自然资源。所以，从牧业转变为农耕可看作生产力的一次飞跃．第二个论点是，在牧区滥垦，破坏了生态平衡，引起土地沙化，贻害无穷。

王教授对农耕区向北扩展过程的描述和评论告诉我们：经济地理的变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虽然本质上它是经济活动的横向变化，却会涉及种族关系的融合或冲突、政府政策的取向、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等；而影响所及，既可能体现为生产力的飞跃，同时又可能遗患无穷。王教授这篇论文所体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与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分支的区位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

在学习王毓瑚教授所著论文过程中，我深切感到，他的治学精神可谓气度恢弘，学术造诣博大精深，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