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成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县）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 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享有崇高的声誉。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

魏徵（又： 魏征）成就了大唐盛事，可以说没有玄成就没有贞观之治。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魏徵是谏臣，确不知道他又是能臣。 　玄成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 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 陈谏200多次，劝戒 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年)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魏征（玄成）是我国初唐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的历史学家。 　玄成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 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 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在 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 尚书省评理 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 　 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 虞世南、 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 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 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 傲物。竭诚则 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 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 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 纳下，惧 谗邪则思正身以 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 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 豫游之乐，可以养 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 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谏太宗十思疏 　译文： 我听说，要想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部，因为根深方能叶茂;要想水流潺潺，经久不息，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源远才能流长。同样的道理，如果想使国家安定，统治稳固，就必须积聚道德和仁义，缓和与百姓间的矛盾。反之，源流不深却要它流长，根不牢固却要树长得茂盛，德义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无知，也知其不可，更何况像您这样的 明君呢！作为统治天下的国君，如果不居安思危、 戒奢以俭，从长远利益出发，那就等于是刨了树根希望树木茂盛，堵了源泉还要流水畅通啊！ 历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治理天下，善始者实多，而善终者却少。难道取之容易而守之艰难吗？原来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帝王对待臣民诚心诚意，一旦得志，便纵情傲物；如果彼此 竭诚相待，虽远隔一 方心也会在一起；如果远离臣民，即使是 骨肉之亲，也 形同陌路。如果只是用严刑监督，用威势镇压百姓，就会使百姓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时间久了必然会激起民愤。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慎重啊！ 因此恳请国君接纳臣下的建议：遇其所好，理应“思知足以自戒”，要懂得知足；要修建什么，就要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为前提；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 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加赏赐；施行刑罚，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总之，如果国君您能发扬光大这十点陈述的话，选拔能者任之，择其善者从之，那一定会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自然可以达到 垂拱而治的情景了。哪里需要您劳神苦思，代管百官的职事呢？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 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 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 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 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 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 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 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 李世民最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 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 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 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 门下省审查命令， 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 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 副署”。诏书缺少 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 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 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 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 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 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 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 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 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 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 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 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