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寺公望

1849年12月8日，生于京都德大寺公纯家。

1852年，过继给西园寺家。

1867年，任山阴道镇总督。

1868年，任东山道第二军总督、北国镇抚使、越后府知事。

1869年，在京都御所开办私塾立命馆（立命馆大学前身）。

1871年，留学法国。

1880年，回国后开办明治法律学校（明治大学前身）。

1881年，任东洋自由新闻社长，后受朝廷之命辞职，任参事院议官补。

1882年，随伊藤博文赴欧洲。

1883年，任参事院议官。

1885年，任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

1887年，任驻德国兼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

1891年，任赏勋局总裁。

1894年，任枢密院顾问官、第二次伊藤内阁文相。

1898年，任第三次伊藤内阁文相。

1900年，任枢密院议长。

1903年，任政友会总裁。

1906年，任内阁总理大臣。

1908年，总辞职。

1911年，再度出任总理大臣。

1912年，任最后一任元老。

1918年，受大勋位菊花大绶章。

1919年，作为首席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1920年，受封公爵。

1923年，自本年山本权兵卫内阁起，开始推荐首相人选。直到1940年。

1924年，松方正义故去后，成为仅存的元老，有权决定首相人选支持官僚、政党内阁，抑制军部势力。

1928年，受大勋位菊花章颈饰。

1940年11月24日，去世，享年91岁，追授从一位。

西园寺公望，生于1849年12月8日的日本，是德大寺公纯家的次子，幼时过继给西园寺家。他们两家都是仅次于“五摄政”家（近卫、九条、二条、一条、鹰司）的“九清华”家（久我、三条、西园寺、德大寺、花山院、大炊御门、今出川、广幡、醍醐）之一。“五摄政”是镰仓时代以来专门出任摄政、关白的家族，“九清华”是自近卫大将军以来能够官至太政大臣的家族。虽然贵族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保守，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领导者们大都出身于富裕的贵族家庭，不用过靠劳作糊口的生活。他们学习本国和外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有增长见识的机会和条件，其中强烈感到本国社会存在矛盾和腐败的觉醒者们，把对统治阶层的不满者和批判者组织在一起，取得革命领导权。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西园寺公望幼年就成为西园寺家的族主。 4岁起被敕任孝明天皇“侍从”，8岁时被封为右近卫少将，13岁加封为右近卫中将。到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时，18岁的西园寺已经是朝廷的老臣了。青年时代的西园寺，不满于幕府的腐败统治，深为开国后的日本民族前途担忧。1867年底，他作为天皇的近臣，参加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小御所会议”和倒幕派首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起制定“王政复古”方针，拥举天皇亲理国政。明治政府成立后，担任“参议”要职。在幕府以清君侧之名兵临城下，新政府岌岌可危的紧要关头，西园寺坚决反对朝廷中的妥协观点，主张应与萨、长藩尊王力量团结一致，共挡大敌。西园寺这番高论，使朝廷重臣大为吃惊，岩仓具视脱口赞叹说：“此君大有见识。”戊辰战争时期，年仅19岁的西园寺公望担任山阴道镇抚总督，东山道第二军总督，后任北国镇抚使，率军参加过鸟羽伏见之战等无数战斗，后来又历任越后府，新泻府知事，为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立下功勋。

明治政权基本稳定后，西园寺本可居功作官，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从建设近代国家的长远目标考虑，毅然解甲辞官，到法国留学深造。1871年，西园寺前往巴黎，正碰上普法战争，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的悲壮情景，对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法国期间，他着重考察了法国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师从马克思的友人埃米尔·阿格拉斯，和乔治·克列孟梭、贡格尔以及从日本来的中江兆民等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和宪法学者结识。他在法国学习了十年，生活非常愉快。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完成了向贵族资产阶级转变，这对他后来所走的道路及其政治主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880年正当日本国内掀起自由民权运动高潮时，西园寺从法国归来，立即被卷入这场运动的激流。他于1881年和自由民权运动中最优秀的理论家中江兆民共同创立《东洋自由新闻》。他亲自担任社长兼主笔，并在发刊词中宣扬人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西园寺的判经离道不能不引起朝廷的注意和恐惧，他的胞兄、天皇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和右大臣岩仓具视先后找他，规劝他脱离新闻职业，但被他一一拒绝。最后天皇亲自发出赦令，迫使他离开新闻社重返仕途。西园寺公望对此深感不满。

1882年，西园寺随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宪法，回国后协助伊藤从事立宪准备。宪法公布后，他历任日本驻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特命全权公使，第二、第三次伊藤博内阁的文相。由于政见相近，他与伊藤的关系日见密切。西园寺公望在出任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文相时曾表示：“必须使国民性情活泼开朗、正大有为，不要使之陷于慷慨悲壮、偏颇奇癖。现在社会上往往以衰世逆境中人为楷模，让年青人效仿。这种作法会留下弊害，与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不相配。致力发展教育是世界大势所趋，应加强思考文明盛衰道理的教育。”他主张排除过激主义，要心怀世界，以求进步。这是西园寺公望的一贯主张，一生也没有放弃。西园寺经常对他的孙子西园寺公一说：“把天皇当作神来对待是不对的，应把他当人来看。”这不同于山县有朋的对皇室抱有绝对忠心，表现出西园寺公望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对日本国粹主义化有抵抗情绪。伊藤博文在第三次内阁时期曾想自己组建政党，由于山县有朋的反对未获成功， 于是伊藤博文提出辞呈，推荐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接任。1898年6月，大隈重信内阁成立。大隈重信内阁因执政党宪政党分裂而倒台，11月成立了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伊藤博文终于实现了夙愿，于1900年9月成立了立宪政友会。这时西园寺已经是伊藤的最得力助手，并经伊藤推荐担任枢密院议长。1903年7月，伊藤博文干脆把他的政友会总裁职务让给于他异体同心的西园寺，从而把西园寺推到了政治斗争的第一线。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五月十日，成立不到七个月的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倒台，这是日本政治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阁员大部分也是立宪政友会的党员。在伊藤坚持及多次进奏下，第一次桂太郎内阁诞生。第一次桂太郎内阁是长命内阁，历时四年零七个多月。长命的原因，是因为日本需要应付日益恶化的日俄关系，更弄出日俄战争。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桂太郎总辞，推荐西园寺组阁。结果第一次西园寺内阁诞生。桂园时代第一次政权交替也出现。这是因为桂太郎内阁虽然取得日俄战争胜利，但也预料到国民会批判普策茅斯媾和条约是屈辱条约，届时可能会掀起抗议运动。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面对怎么样的反对，日本都不得不签署条约。政友会表示支持签署条约。作为交换条件，成立了西园寺公望为首相的政友会内阁。桂与西园寺结下的盟约，是贵族院是桂的势力范围，众议院是西园寺的势力范围。但事实上，内务大臣原敬，却在贵族院静静地进行活动。西园寺公望内阁成立于1906年1月，政友会和大同俱乐部成为执政党（在议会379个席位中政友会占142席，大同俱乐部占80席）。但政友会入阁的只有内务大臣原敬、司法大臣松田正久两人，其他阁僚除去属于大隈重信派的加藤高明外，多为前内阁官僚，其中还有的人属于山县有朋派。所以，虽然西园寺公望有组织政党内阁的意识，但这届内阁不过是政友会和官僚的联合内阁而已，政界也进入了藩阀势力和政党都无法忽视对方存在的时期。

西园寺公望内阁面临的课题是财政问题。日本政府为了进行日俄战争在国内外募集了12亿8千万日元公债，此外为经营桦太和朝鲜等殖民地，维持并发展在满洲势力、军部提出对抗俄国，确保在桦太、朝鲜、满洲的势力而扩张军备，这些都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明治39年度预算的支出和收入都是49289多万日元，还有临时军费45045万亿日元，规模庞大。为此政府制定了整理国债基金特别会计法案和撤消非常特别税期限法案，并从经济、国防两个方面考虑，制定了铁路国有法案。

铁路国有化问题在政府和民间早有争论。军部从战时需要出发，历来强调铁路国有。鉴于日俄战争后私人铁路普遍经营不振，私人铁路经营者中也发出了铁路国有的呼声。只有三菱财阀因收益尚好，反对国有政策。三菱的代表外相加藤高明甚至以辞职相要挟，阻止政策实施。但是西园寺不为所动，断然推行了国有政策，以相当于原投资两倍的优惠价格，收买了占私营铁路总长90%的17家私人铁路公司资产。铁路国有化维护了处于亏损状态的资本家的利益，避免了公私铁路之间的竞争，消除了铁路的地方割据状态，具有重大的经济和军事意义。

在任期间积极制定殖民地经营政策，1907年缔结了第三次日韩协约，完全剥夺韩国行政、立法、司法、人事等权力，全部由日本人统监支配。 在中国，设立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加强对“满洲”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统治。在对英关系上，签署了第三次日英国同盟。此时的西园寺公望已经为排外的爱国主义激情所控制，认为这些作法是惩罚俄国之横暴，廓清满韩之天地。

原敬内相为了排挤山县有朋派的官僚，把原来接受首相和内相双重指挥的警察总监改为由内相直接管辖，他起用了一些非藩阀的帝大官僚，例如后来当上首相的若槻礼次郎、滨口雄幸等，也有床次竹二郎等人。并且对人事进行了大幅调整，相继罢免了6名地方知事和30多名事务官，进而提出废除郡制的提案。和上届议会一样，法案在众议院得到通过，但在贵族院被否决。西园寺这样做，引来山县系的人对山县有朋表达不满。引来山县有朋串连贵族院、军部等联合倒阁。在1908年5月举行的第十次总选举中，政友会获得187个议席，占总议席的49%，再加上无所属中准政友会的派系，席位超过了半数。但是经济不景气，加上山县有朋上奏天皇称内相原敬取缔社会主义运动动作迟缓，结果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七月十四日总辞。而元老们也推举了桂太郎组阁，结果组成了第二次桂太郎内阁。

这次桂太郎执政三年之久，后来因为制造大逆事件而恶名昭著。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八月三十日总辞。西园寺又在元老们“意见一致、情投意合”下被推举组阁，成立了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不久，中国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针对中国情况，制定了“遇有良机则努力渐进扩大我国的权利，至于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须等待对我最有利时机的到来”的稳健政策。根据这一方针，日本政府通过驻华陆军、驻外机构、黑龙会等多种渠道，分别与清政府和革命军接触，同时给予双方军火和经济援助，以便不管哪方胜利，都能使日本扩大在华权利。当时山县控制的军部曾强烈主张派兵一举占领满蒙，因西园寺顾虑重重而被搁置。对此山县满腹牢骚，指责西园寺采取坐视旁观政策，以致失掉千载难逢机会，实为国家不胜哀痛。

又当上内务大臣的原敬，提出众议院选举方式为小选区制，原敬的意思，小选区制有利大党，以防社会主义者借大选区制进入议会。但这又引来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官僚派的强烈质疑。当初山县有朋支持大选区制，是希望众议院设立当初（山县有朋第一次内阁任内）有让像政府期待一样的政府党跃进（实际上，自由党系与改进党系占大多数）。小选区制在众议院通过，但被贵族院否决，果然应验了是山县等官僚派的势力范围。结果要等七年后原敬当上首相后，与选举权扩张一起施行。其间，明治天皇因糖尿病驾崩，西园寺内阁需要应付大丧之礼。

大正改元后，需要制定大正二年（1913年）的预算，面对著陆海军的增设预算问题。而在众议院占绝对多数的西园寺内阁，则准备行政及财政改革，预定以削减支出一成为目标。陆军要求增设两个师团，海军要求建造三战舰。陆军以俄国在东三省的军力膨胀为理由，用十年计划增设六个师，陆军常备兵力二十五个师的计划，由石本新六陆军大臣，提出内阁会议讨论，而值得令人注意的是，这个计划起草者是未来当上首相的田中义一，当时他是军务局长、中佐。当时内阁会议不承认这议案，田中愤慨地说：“不明白政府对这个重大国防问题不感兴趣的理由！”田中接近新陆军大臣萨派的上原勇作大将。上原陆军大臣与田中军务局长联合，向内阁会议要求增设二个师。结果在内阁会议激辩，陆军大臣上原勇作接受军方劝告，向利用帷幄上奏权向天皇奏上辞呈。西园寺为此事与山县有朋面谈，由于山县拒绝推举新的陆军大臣。结果受制于军部大臣现役制（即陆、海军大臣需要为现役军人，职级为大将、中将，需要所属军部的推荐），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于大正元年（1912年）12月21日倒台。

在这个时候，口中声称退出政坛的前首相、现内大臣桂太郎，与心腹若槻礼次郎一起到欧洲视察政党政治，打算成立新党，结果被山县看在眼里。桂回国后，被山县推上台，第三次桂太郎内阁成立。桂园时代至此结束。此后，西园寺公望长期隐居“西风庄”，在幕后操纵日本政治。

1919年，西园寺以日本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身份，率团参加了巴黎和会，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回国后晋升公爵。1922年山县有朋死去、1924年松方正义病逝后，西园寺便成为政府中唯一的元老，故他的政治影响力上升。1924年至1931年八年间，是日本史上政党内阁时代，这一时期协助天皇理政的最重要人物就是西园寺。借着宫中与财界的姻亲关系，以元老身分调整宫中、国务、军部，持续领导著日本的政治，此后直至他去世的1940年，历届首相多经过他个人推荐，或由他主持重臣会议议定认可。在军部推翻最后一届政党内阁，推进法西斯专政时期，他曾挑选较为温和的海军元老斋藤实和冈田启介执政，建立中间内阁，力图延缓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

尽管西园寺不希望日本出现法西斯专政，但他没有力量阻止法西斯运动的狂潮。军部和民间右翼势力相结合，从1930年代起，急速的把日本推向战争的轨道。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发动政变，杀害了前首相高桥是清、斋藤实等重臣。西园寺本来被列为首要杀害对象，只因执行任务的军官临阵产生恻隐之心，他才幸免于难。西园寺公望虽然在心底有自由主义思想，但他无力对抗时代风潮，即便在心中进行着抵抗，但在现实当中也不得不随波逐流。西园寺公望在日本自称为“大东亚战争”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的1940年11月去世，时年91岁。国葬。

西园寺公望历仕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代天皇，一直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前沿，其人生经历与近代日本政治历史相始终。西园寺公望个人的政治行为，亦是日本政治的重要内容。出身名门的西园寺积极实践尊王攘夷，积极参与明治国家的草创活动，皇室中心主义思想是其思想的基本色调。然而十年的法国留学及以后的在外体验，使其思想体系的基调上刻印了自由主义理念的痕迹，皇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想的矛盾结合，促使西园寺公望力图实现其立宪君主构想。

西园寺公望政治实践中，立宪政治与“世界的日本”成为西园寺公望一生追求的两大梦想。他身为元老会议的一员，掌握推荐后继首相的大权，成为政党政治的监护人；外交上始终坚持国际协调主义，强调“世界的日本”。然而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势力抬头，否定立宪政治，否定协调主义，使西园寺公望的两大梦想以悲剧而告终。在近代日本的九名元老中只有西园寺公望出身贵族，其思想中国体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并存，决定了其元老政治的特点，即平衡政治的倾向性与元老政治的进步性。近代日本历史的悲剧决定了其人生的悲剧，然而在推动日本政治由绝对主义天皇制向立宪君主制发展过程中其作用不可忽视。

由于年少时亲近皇室、故有“皇室之藩屏”的意识，那一种理念，但因为绝对的权力发生一点错误不被宽恕，故他反对天皇亲政。当田中义一因为张作霖事件被昭和天皇斥责而引至内阁总辞，他持反对态度。所以从“作为立宪君主，不反对臣下的决定”这一句昭和天皇的信念，可看出西园寺的影响，同时，亦招致皇道派将领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