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

白虎通，书名，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东汉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朝廷召开白虎观会议，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陈述见解，“讲议五经异同”，意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汉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义》一书，简称《白虎通》。《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清代陈立写有《白虎通义疏证》。

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令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参加者有贾逵、丁鸿、杨终、班固、李育、楼望、成封、桓郁等数十人，有今文经学家，亦有古文经学家。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当时撰有《白虎议奏》，统名《白虎通德论》，后又命班固撰成此书。

《白虎议奏》亡于隋唐时期，《通德论》亦渐废不存，独以此编传世。《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六卷，不载作者名氏；《新唐书·艺文志》亦载为六卷，始题班固之名；《崇文总目》载作十卷，凡十四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作十卷，凡四十四门。今传本为元代大德年间刘世常所藏，共四十四篇，与陈氏《解题》同。但卷数却为四卷，与宋及其以前各家书目并不相同，盖历代有所分合所致。

此书为作者集两汉今文经学大成之作，主要内容为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之议论，大部分为复述董仲舒的学说及基本观点，并有所发挥。关于天地万物生成，书中引图《易纬乾凿度》所说：“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编造出了一套唯心主义的神学世界起源说；把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神学化，在这一神学世界观中。天地、阴阳、五行都是有意志的东西，“天之为言镇也，居高临下，为人镇也”；“地之言施也，谤也”，“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五行“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事，故自周于行。尊于天也”。很显然，天是最高神，地是它的“妻子”，五行是它们生万物的材料，整个宇宙发展过程都是由最高的神安排的。

如此，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也就具有了封建伦理的性质。天造就了人，人就事事模仿天、指出“王者父天母地”，“天覆地载”，“上法斗极”；其对朝廷的事务。大到礼与刑，小到吃饭，都作了“王者法天”、“天人合一”的神学解释：由于天人是合一的，人神是一体的，所以天与人就互相感应。

《白虎通义》在董仲舒的基础上，对三统说作了更详尽的发挥，认为“三统”是“本于天”的，“正朔有三。伺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指出“三统”循环，变的只是形式，旧王朝灭亡了，新王朝成立了。正朔、服色、都城等可以改变，但“三纲”、“五常”的大道却不能改，肯定“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质”，三统循环论实际不止是封建一统不变论。关于性命论，书中认为，人是天研生，是“天之贵物”，人体象八封。人性生于阳，人情生于阴，人的寿命分为“寿命”、“遭命”、“随命”，三命均为天定。

并提出了“三纲”、“六纪”的伦理金条，“三纲”是“署为数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为“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六纪”是从“三纲”而来，是“三纲”之纪，把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说成合乎天意的、永恒的自然关系。

关于学习，书中亦十分强调，但其所讲的“学”，不是学习客观世界的知识，而是学“圣人之道”，它把圣人描绘成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能与天地鬼神交通的人，所以，它对“学”的阐述，实际上是“神学知识论”：同时，又把《五经》神学化，指出“《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何以要学《五经》？“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如此，圣人为天的代言人，《五经》也就成了“天书”、“圣经”。全书大量引述纬书为论断根据，把神学、经学合为一炉，在董仲舒改造孔子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附加谶纬迷信成分，把儒学改造为神学，把孔子改造为学者与教主的双重身份，把儒家著作改造为《圣经》，给孔孟传统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增加了更多的神学内容。

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本，清卢文绍抱经堂校刻本，《四部丛刊》本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收录(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上下册）点校本。^[3]

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朝廷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讨论会，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个会议的记录以后由班固整理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这是当时官方对经学的标准答案，对后世影响很大。可是，就是这么一部官方的极为“正统”的书，却对性问题予以很大重视，甚至讨论了应该和未满50岁的妾性交几次这样的细节。《白虎通》还有一节专门讨论“辟雍”。“辟雍”是古代的一种学宫，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作为一个贵族所需要的各种技艺、如礼仪、音乐、舞蹈、诵诗、写作、射箭、骑马、驾车等，在课程中居然还有性教育。贵族子弟从10岁开始就要寄宿于城内的“小学”，至15岁时进入郊外的“辟雍”，换言之，他们从10岁“出就外傅”至20岁行冠礼表示成年，中间要有10年离家在外过集体生活。

东汉章帝时召开的一次讨论儒家经典的学术会议。东汉初年，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日益加深，各派内部因师承不同，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章句岐异。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

《白虎通义》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如何荒唐，说者言之凿凿，听者深信不疑，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的“金钥匙”，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义》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学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要人们世代相沿，习之、诵之，不许怀疑和批判，这只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梦想，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经学一旦发展为神学，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这是《白虎通义》给的启示。从这个意义讲，《白虎通义》宣告了经学的衰落，是经学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标志。^[4]

在《白虎通义》中，《周易》和易学的影响表现得较为突出。

《白虎通义》在阐述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时，肯定了《周易》的非凡特殊价值和特殊地位。它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它还称述《礼记·经解》之文曰：“洁净精微，《易》教也。”（《五经》）在《白虎通义》看来，五经是五常的载体，其中《易》是“智”的载体，而“智，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着也”（《性情》）。《白虎通义》又将五常与五谏联系起来，将“智”与“讽谏”联系起来。它说：“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谏诤》）这就突出了《周易》和易学在准确认识社会隐患方面的作用，是其忧患意识的一种反映。此外，《白虎通义》还承于《易纬·乾凿度》之说，将五常与八卦联系起来，指出：“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性情》）结合上面提到的“《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之语，五常所由出的五气既然本于八卦之体，那么，《易》在五经中的独特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结合五常之说强调《易》为五经之首，虽是承于《七略》而来，但亦与《白虎通义》的说法有一定关联。^[5]

《白虎通义》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白虎通义》的解释是：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浊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简言之，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到太始，再到太素，经过这三个阶段才形成天地。单看此段文字，天与地都是物质的实体，但纵观《白虎通义》的整个思想，这种自然物质之天又是从属于道德之天的，,如天地运行的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行及关系，都不由其自身规律所决定，而是由伦理道德关系和目的决定的，最终它是从属于一种神灵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观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白虎通义》发扬《春秋繁露》无类比附的手法，将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各种自然现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它认为：

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 法地顺天。照它看来，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犹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样，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天之地位高，地之地位卑，犹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等级关系。它还将太阳比做君主，月亮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现象来论证和神化君主的权威。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君主之于臣民，犹如天上月亮星辰所拱卫的太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曾说：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白虎通义》进一步阐述此理论：臣有功归于君，何法 法归月于日也。月亮本身不发光，它的光源于太阳的照耀，照此而推论，臣有功归于君则是合情合理的。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概念阴阳五行说，曾被董仲舒利用为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白虎通义》进一步发展和引申了董仲舒的思想，用阴阳五行说为皇权至上的中央专制集权制服务。它特别突出和发挥了土居中央的观点，把土列为五行之首，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赖土而存在。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这一解释完全超出了《春秋繁露》中关于五行土居中央的观点，它将金木水火土明确划分出等级尊卑贵贱，并以此来比附社会，将封建等级制度自然化，从而神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

《白虎通义》的认识论是依附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之上的。它所要认识的，不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由天所决定的道。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6]

《白虎通义》认为， 天子 除了在灵台上、明堂里体察天意外，还必须对天神用以生成万物并直接管辖着一年四季的更迭和万事万物变化的 阴阳 、 五行 进行考察，因为 天神 的意志是通过它所指使的 阴阳 、五行 表现出来的。《白虎通义》说： 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 在 五行 之中， 木 是少阳，居于东方，主管春季；火是太阳，位居南方，主管夏季；金是少阴，位在西方，,主管秋季；水是太阴，位在北方，主管冬季；土是阴，位在中央，总管四季。与此同时，天神还派出了五帝、五神、五精坐镇五方：以木德王的伏羲是春帝，和人面鸟身骑着二条大龙的木神句芒以及青龙精一同坐镇东方；以火德王的神农炎帝与辅佐他的人面兽身、也骑着二条青龙的祝融火神以及鸟身红尾的朱鸟精等一同坐镇南方；以金德王的黄帝之子——少皞帝与左耳缠蛇、骑着二条大龙的金神蓐收以及金兽白虎精一同坐镇西方；黄帝之孙——颛顼帝与人面兽身、,以二条青蛇环耳、脚踏二条青蛇的水神玄冥以及龟蛇同体的玄武精，一同坐镇北方；以土德王的黄帝与后土神坐镇中央。这样一来，阴阳五行、春夏秋冬、东南西北中便都被置于天神和天神派出的五帝、五神、五精的直接控制之下。阴阳五行被彻底神学化了。因此，在《白虎通义》看来， 天子 要按照 天意行事，首先就应按照天神派出的五帝、 五神 、 五精 的意志行事。而五帝、 五神 与 五精 又是主管 阴阳 与 五行 的。所以按照五帝、, 五神 与 五精 的意志行事也就是要 顺阴阳 、 法五行.因为只有 阴阳和，万物序 ， 五帝 、 五神 、 五精 才会满意， 天神也才会高兴，符瑞才会应德而至.为了使阴阳调和，《白虎通义》认为， 天子 在春天时应亲自参加 射礼.因为 春气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达者，夫射自内发外，贯坚入刚，象物之生，故以射达之也。 而到了冬天，阳气微弱 ， 王者承天理物 便应 率天下静 ， 休兵，不举事 ， 闭关 使 商旅不行。,不仅如此，就连 天子 的日常生活也应 顺阴阳 ，例如 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时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时不顺，有彻膳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

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 总之，大到重要的政治活动，小到一日四餐，皆须 顺阴阳 而行。至于 五行 ，《白虎通义》说： 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 ；政有 五刑 ，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克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 ；王者一娶九女，不娶同姓，是 法五行异类乃相生也 。

综上所述，《白虎通义》沿着董仲舒开辟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路线，以至尊的天神和由 天神 派遣到地下的五帝、 五神 、 五精 为基础，并大量吸收《易纬》中的 太初 、 太始 、太素等思想资料，终于建构起了一个庞大、完备的以论证 君权神授 为目的的神学思想体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