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从小天资聪颖,出口成章。 11 岁时去买笔,店主出联嘱对“小相公三元及第”,他随口应对“大老板四季发财”。
1835 年,郭嵩焘中秀才,次年入读岳麓书院,与曾国藩、 刘蓉义结金兰。 左宗棠、江忠源、周寿昌等亦就学于此。
1837 年,郭嵩焘中举人, 1840 年受聘为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僚。 1847 年,第 5 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年秋,以父丧回籍守制。当太平军攻人湖南后,1852年(咸丰二年)在籍办团练,入 曾国藩幕。他竭力支持曾国藩组建湘军,并为其出谋划策,成为曾国藩第一高参。次年,与 罗泽南等率湘军援南昌。他为曾国藩举荐第一将才 江忠源,向江忠源建议募练湘军水师,并亲自建设编练水师,制备战船;首创厘金制,为湘军筹晌;为湘军购置枪炮,并率部亲征太平军。曾国藩则与他结成姻亲,1858年举荐他供职国史馆,入值南书房。1862年(同治元年)又荐他出任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次年署广东巡抚等职!
1866 年,郭嵩焘与左宗棠交恶,被革职回籍。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沿途官绅盛情款待。 7 月 13 日清晨,乘船抵长沙,“府县已于江干迎候”,然后坐轿人城,与巡抚等军政要员晤谈,俨然衣锦荣归。
此后,他潜心读书著述,编纂 《 湘阴县图志 》 ,掌教城南书院,闲时则深人研究西洋情势,探求“驭夷之道”,被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诉誉为“精透洋务”。
1874 年,日本借琉球事件人侵台湾,朝廷重新起用郭嵩焘,任其为福建按察使,1875年(光绪元年)改任总理衙门行走。
1875 年 2 月,“马嘉理事件”发生,英国要求清廷派大员“道歉”。清廷决定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当时,中国尚无派遣驻外使节的先例,“廷臣皆视此为大辱”。朋友、同僚亦规劝郭嵩焘推卸此事。李慈铭表惋惜:“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 湖南守旧士绅甚至表示耻与他为伍,作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1876 年 10 月 4 日,在长沙乡试的各地士子在宁乡绅士崔睐鼓动下,纵火焚毁了由郭嵩焘捐资重修的上林寺,并一度冲击郭嵩焘住宅。其起因就是“郭侍郎嵩焘将使英吉利,值乡试,湖南举子讹言洋人将至,噪于闹,请兵迎击’,。 慈禧安慰郭嵩焘:“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信外人的言语,他们原不知甚么!” 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数万里征途,避而不任,更有艰难,谁与任之!”于是忍辱负重,毅然出使。
1876 年 12 月 3 日,郭嵩焘一行 30 余人从上海起程,途经香港、新加坡等地作短暂停留,于次年 1 月 21 日抵达伦敦。在途中,他常与船主马格里等人交谈,逐日记载所见所闻,其中不乏对西方政教制度的称赞和对中国虚骄、闭塞的批评,提倡研究、学习西方治理之道。他将这些日记寄回总理衙门刊印,是为 《 使西纪程 》 。殊料此书竟招致朝野保守派一致讨伐。郭嵩焘途经新加坡时,发现此地华侨甚多,且饱受列强虐待与压榨,于是与华侨胡旋泽商议筹建领事馆,以保护华侨权益。在他奏请下,清政府 1878 年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随后旧金山、横滨和神户等地亦建立领事馆。这对于维护侨民权益非常重要,郭嵩焘功不可没。“马嘉理案”办妥后,郭嵩焘继任清政府驻英公使,并授兵部侍郎, 1 878 年又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因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在任职期间,不辱使命,与列强据理力争,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评价。
郭嵩焘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对英法的政教进行了深人考察,留下了 70 万字的 《 伦敦与巴黎日记 》 。他曾系统考察过英法的议会、法庭、监狱、工厂、学校、炮台、军营、图书馆、博物馆、商品陈列馆等,对于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自然科学家培根、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等,都作过深人研究,不懂的地方还专门请人讲解。同期斌椿作的 《 乘搓笔记 》 、张德彝作的 《 航海述奇 》 大都着眼于西方物质文明之“奇”,郭篙熹则在考察器物文明的同时,更关注西洋文化和科学的精神实质,将中国人学习西洋文化推向新的高度。首先,他认为议会制与民选市长制是西洋立国之本。其次,他认为君民共主国政是西洋强盛之本。再次,他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强调推行西学是学习西洋的重要内容。他对牛津、剑桥等大学的建制、课程及讲求实学的精神非常感兴趣,认识到“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 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他拿日本与中国相比。当时中国留英学生不过十数人,全部学海军。“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所见二十余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律法。其户部尚书恩娄叶欧摹,至奉使讲求经制出人,谋尽仿效行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因此,中国学习西洋关键是学其“各种创制”等立国之本,即西洋政教制度。
郭嵩焘激进而超前的见解,遭到了顽固保守派的“聚诃丛骂”,以致“谤毁遍天下”。驻英副使刘锡鸿、张佩伦等称他有辱“天朝”威信,责以“汉奸”罪名,屡加参劾。
1879 年 2 月,郭嵩焘卸任离英返国。抵上海后,未人京复命,托病假径回湖南。 5 月 5 日,轮抵长沙,“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 官绅们的冷漠和无知使郭嵩焘心灰意懒。他“到家谢绝酬应,即故人相过从,亦辞而不见”。郭嵩焘深知在中国效法西洋的艰难。他曾预言:“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碧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
回到湖南后,在寿星街营造玉池别墅,潜心著述和讲学,重建湘水校经堂,创办思贤讲舍。潜心著述。并在家乡积极主张进行风俗改良。
1891 年 6 月,郭嵩焘流然长逝,葬于汨罗沙溪镇划江村。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郭嵩焘作为经世派后劲、洋务派的智者,对维新派和革命派产生了巨大影响,谭嗣同和杨毓麟对他非常推崇。“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郭嵩焘“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事功、道德、文章,正如王先谦所说:“利在国家,岂图其私!…… 缴尔风节,百世之师。文章满家,莺凤其仪。谤与身灭,积久弥辉!”
著有《养知书屋遗集》、《使西纪程》》、《玉池老人自叙》、《史记札记》等。批校有《周易参同契分章注解》三卷
道光十七年(1837),江忠源到京城应试,经郭嵩焘引荐拜访曾国藩,成为湘军第一大将。。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水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好友 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披沥上陈,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王闿运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对湘军的一些问题未加掩饰,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后由郭嵩焘出面劝说王闿运将原版交给他,由他毁掉才使王得以免祸。
严复留学英国期间,常与时任驻英使节的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深受郭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