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传

出版社:精装:开本:ISBN:条形码:商品尺寸: 20.3 x 14 x 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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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国内首部雍正评传，全面系统地评述了清朝雍正帝的生平政绩，试图通过研究雍正来概括雍正生活时代的历史。作者认为，雍正帝敢于“振数百年颓风”，革旧除弊，是清朝“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应该肯定的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封建帝王之一，并为过往对维正帝不够中肯的评论和诬枉作了辨析，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皇帝一直是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利的代表，了解皇帝的生平事迹对于熟悉和研究封建历史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雍正传》是国内首部雍正评传，全面系统地评述了清朝雍正帝的生平政绩，试图通过研究雍正来概括雍正生活时代的历史。本书以全新的观念考察了清代的这段历史，具有学术与娱乐双重价值。

序言

雍正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印象里，是一个篡位者，屠戮功臣，施行特务统治的残忍的暴君，又是有着重大事迹的帝王。作者在检阅了有关他的大部分资料之后，认为他敢于革除旧弊，办事雷厉风行，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促进清朝历史发展的政治家，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因而觉得过往的评论不够中肯，诬罔较多，想为他有所辨白，这是写作本书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作好历史人物的评论，要避免概念化的毛病，“千人一面”，则不是成功的研究。对历史人物所特有的东西，如他具有怎样的秉赋，有什么样的信念，爱憎如何，性格又是怎样的，要作必要的考察，否则难于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雍正具有鲜明个性，而且充分表现出来了，对他的研究可以很好地阐明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笔者就是想作这方面的尝试。第三，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志来源于他所在社会的现实，并在那种情况下对社会发生影响，因而要想了解它的产生和作用，就不能离开诞育它的特定的社会条件，恩格斯要求人们重视个人“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要注意“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把个人放到时代社会中考察，既可以阐明个人的历史地位，还可以揭示那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笔名奢想，通过雍正史的研讨，概括雍正生活时代的社会历史，说明它的状况和特点，探索中国封建社会进程中一个阶段的发展规律。

为了把这些设想表述出来，采取这样一些写作方法：

较多采摘历史资料，加以排比胪列，用资料表现雍正和他的时代。根据资料，笔者作简要的分析。这种评论也许是不确切的，甚而是错误的，但读者若能通过那些资料作出自己的判断，笔者就感到欣慰了。本书为较多容纳材料，可能做的不恰当，让大段引文，使篇幅繁冗，还有一些考证，令人读之如同嚼蜡。凡属缺陷，应当改正，而致此之由，则在于想用资料说话。

本书不仅包括主人公雍正的历史资料和叙述，还包含他生平事迹以外的、他那个时期的制度、事件、人物的材料和叙述，换句话说是以他为中心，凡和他的活动有联系的事物，尽可能地给予说明，以期达到透过雍正观察他的时代的目的。

对雍正的思想、才能，性格，作风，企图有所揭示，惟是做的非常不够。

写人物传记，要考虑人的自然法则，即青少年、中年，老年的不同时期，还要考虑某个特定人物的历史特点。具体到雍正，皇子时代四十五年，做皇帝十三年，他所接触和处理的事务是多方面的，可以和应该描绘的，不象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等那样单纯，要把他的复杂的历史面貌表现出来，就要将他生命演进与生平事迹两方面结合起来，划分他的历史阶段，认清他的主要事迹，作有秩序的，分类的叙述。因此将雍正史分为两大阶段，五大部分，十六个方面进行交待，即第一章，皇子时代的雍正，是他的前半生的历史，也是雍正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本书第二至十一章，是雍正明位后的重要政治活动，也即雍正朝的重大政事；第三部分，为本书的第十二至十四章，他的为人、作风；第四部分，第十五章，他的死亡和遗政；第五部分，最后一章（第十六章），总结他的一生和时代，提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本书名称，若以写作的内容来定，可以叫做《雍正及其时代》；若从本书夹叙夹议的写法，也可取名《雍正评传》；或者还可拟用其他的名字。为名实相副，为从简、从俗，取了现在书名——《雍正传》。

序言

第一章 储位斗争的胜利者

第二章 “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指导思想

第三章 迭兴阿、塞、年、隆诸狱

第四章 改革赋役，整顿吏治

第五章 实行重农抑末的政策

第六章 围绕士人的矛盾和政治斗争

第七章 军机处的创建和奏折制度的确立

第八章 改革旗务和处理满汉矛盾

第九章 西南改土归流与西北两路用兵

第十章 惴惴于民间的反抗运动

第十一章 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政策

第十二章 文化思想与政策

第十三章 用人、待人和宠臣

第十四章 才识、性格与作风

第十五章 生活、辞世与政治的延续

第十六章 总结：雍正和他的时代

附录

后记

书摘

在这重重矛盾下，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四十七年(一七O八年)夏天，康熙出巡塞外，命胤礽、胤禔、胤祥等皇子从行。皇帝与太子同行在外，冲突益发表面化了。胤礽每当夜晚就围着皇帝的帐篷转，从缝隙窥视父皇的动静。康熙很警觉，预防发生谋害于已的政变，他说：“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他一面命胤禔保护自己，一面先发制人，在归途中，于九月初四日召集诸王及副都统以上大臣，宣布皇太子罪状：“不法祖德，不遵祖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不堪接替太祖、太宗、世祖创立的基业，将其废黜，并加监禁。同时诛杀索额图之子格尔芬、阿尔吉善等人。废立太子，关乎国本，康熙等不及到京城祭告天地祖宗，匆迫如此，用他的话说，是包容太子的过错已二十年，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帝与太子的严重对立，康熙以他崇高的威望和绝对的权威，轻而易举地解除了经营多年的皇太子势力。但是呈储的遗缺由谁来补进的问题产生了，而且立即具有相当的严重性。

康熙为政尚宽仁，雍正要不要继承它?他有自己的见解。是宽仁好，还是严猛好，他认为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他说他继位时的情形是：“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因此，“若不惩创，将采无所底止”。他具有实行严猛政治的思想，认为宽仁不合当时的社会情况，为此多次作过说明。他在云贵总督鄂尔泰报告镇沅土司叛乱的奏折写道：“且猛做去，宽之一字乃上天之恩，若容宽时得有可宽之日，乃尔我君臣之大福，天地神明之殊恩也”。鄂尔泰是他的宠臣，所以公开地告诉对方，他赞成严猛思想。他在云南巡抚杨名时的奏折中批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此诚圣人千古不易之名言也”。杨名时主张宽仁，雍正企图以此说服他。雍正有时还讲宽严结合。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尔等封疆大臣于一切政治，但务宽严相济，舒畅兵民之情”。讲究宽仁的，绝不提严猛，因“宽仁”好听，易得兵民官员拥护，讲严猛，易被舆论谴责，雍正讲宽严相济，但不偏废，意在用“宽”遮盖“严”，实质是要严。

镇压生监罢考的政策。雍正压抑不法绅衿方针的执行，引起他们的不满，巩县生员反对张可标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是他们的最初反映，封邱生员罢考则是一起较大事件。二年(一七二四年)五月，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拦截知县唐绥祖，不许他实行按田出夫的办法，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强烈要求维护他们的特权。不久，河南学政张廷璐按考到开封府，封邱生童实行罢考，武生范瑚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以示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抗议。事情发生后，田文镜、石文焯迅速报合，雍正认为地方上出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整饬一番，申明国宪”，把为首的拿禁开封，惩办一二人，以做其余，为此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赴豫审理，最后把为首的王逊、范瑚等斩决，王前等绞监候。在审理过程中，科甲出身的学政张廷璐、开归道陈时夏、钦差沈近思沽名钓誉，有意徇瞻。田文镜不讲情面，所以生童说“宗师甚宽”，“陈守道是好人”，田文镜则是无人不怨，无人不恨。尤其是陈时夏承审时不坐堂，与诸生坐谈，称他们为“年兄”，央求他们赴考。雍正对此非常不满，说这是大笑话，“儒生辈惯作如是愚呆举动，将此以博虚誉，足见襟怀狭隘”。他支持田文镜，把张廷璐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在处理封邱罢考事件中，清朝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雍正和田文镜采取坚决打击不法生监的方针。以后坚持了这一政策。十二年(一七三四年)，雍正说各省常有生童与地方官龃龉，因而罢考，以挟制长官。他命令，以后凡有邀约罢考的，就永远停止他们的考试资格，如果全县罢试，也照样办理，决不姑容。

雍正还采取加强对监生管理的措施，捐纳贡监不法的比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监生革退由礼部批准的规则，不利于地方官和学政强化对他们的约束。田文镜想改变旧规，二年(一七二四年)、三年(一七二五年)的年终，径将应革的监生咨照学政执行，而后报礼部备案，但礼部驳回，仍令遵行旧例，田文镜因而上疏，请求把捐纳贡监交由学政，与生员一并约束，雍正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形成这样的规定：衿监凡涉及到诉讼，即革去功名，听候审理。雍正还规定，生监被斥后，不许出境，以免他们滋事。

雍正用这些办法调节绅衿、平民、清朝政府三者关系。他对绅衿有所节制，对不法绅衿有所打击，然而不是与他们为敌，他说有的地方官为得百姓称誉，故意摧折乡绅，但是乡绅或者是父祖，或者是本人为国效劳，这样的簪缨之族，怎么能故意压抑他们呢!他说对绅士应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品行端方的，应当加意敬礼，以为四民之表率；有一般过愆的，则劝戒之，令他改正；对那些不肯改过，就应当以法惩处。针对田文镜处罚田主擅寅佃户建议所作的指示，就是他作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维护绅衿利益的表现。他所反对的是绅衿的不法行为，超越于清朝政府所给予的法定权利，因而侵犯了政府权力，过分危害了平民，不利于封建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为。雍正为保护政府和平民的正当权利，用剥夺绅衿的非法特权、平均赋役的办法，使平民、绅衿、清朝政府三者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维护清朝的有效统治。

差徭和田赋两项臣民对封建政府的义务，历来分别征收。徭役很重，为无田者力所不能负荷，加之上节所述，绅衿规避丁役，差徭不均，迫使劳动者隐匿人口，逃避差役，封建政府的征徭也没有保障。这种徭役制度的不合理已成为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

早在明清之际，有的官员鉴于徭役制的弊病，在自已主管地区进行改革。明末，陕西户县实行并丁于粮的办法，即把丁银归入田粮征收，不再按人丁完纳。崇桢八年(一六三五年)，汉中府城固县亦实现“丁随粮行”新法，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南郑县也推行这一方法。

康熙中，农民以运动的方式表达了反对以丁派役的愿望。浙江宁波府农民提出“随地派丁”的主张，富豪反对，相持不下。杭州府民人王之臣报告产少丁多，赔累不起。钱塘、仁和两县，把有产业的称为“乡丁”，无产业的称为“市丁”，或曰“门面光丁”，外来流寓之人称为“赤脚光丁”，各自承担丁役，光丁无产应役，承受不起，要求“从田起丁，人不纳丁。”布政使赵申乔不允许，贫民愿望不得实现，斗争不辍。

这种情况下，一些官僚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役问题的严重性，主张改变役法。曾王孙提出丁随粮行可以去三弊收三利的见解，他说实行丁差，必须不停地编审，但是也得不到人丁的实情，还是出现耄耋为丁，强壮为黄小的弊病，人丁本应死绝除名，但官吏舞弊，使素封之家不任丁役，贫苦人无丁而有丁徭；穷人承担不起，或逃亡，或拖欠，官府得不到实惠，还害得里甲赔累，官员被惩责。他认为实行丁随粮办有三个好处：买田的人增加田赋随着增添丁役，则卖田的粮去丁亦去，没有包赔的痛苦；以粮派丁，官吏不能放富差贫，可以澄清吏治；无税粮的人口不再受丁银的拖累而逃亡，可以安心在乡从业。学官盛枫明确提出丁课均入田税的主张，他说：把一县的丁银平均分摊到全县田亩中，每一亩所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贫民则免除供输，会使国课有保障，官员考成无问题，这是“穷变通久之道”。反对丁随粮办的官僚也很多。邱家穗讲出两条理由：一是丁并于粮，将使游手之人无所管羁，二是穷人富人都是人，都应有役，并丁入粮，使贫者游堕，让富人代赔他们的丁银，也是不公平。他站在富人的立场，坚持丁、粮分担。

康熙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以后，丁役的问题更突出了。康熙宣布以五十年(一七一一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征收丁银，以后不论增添多少人丁，也只收那些丁银，不再增税。这项政策在中国赋役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把人口税固定下来，对于后世不断增加的人丁讲，减少了丁银负担量，有利于劳动力的增殖。但是原来丁、粮分征，丁役不均的积弊依然如故，而且出现征收方法的新问题。人口总在不断变化，有的户有死亡，有的户有增添，这项政策实行后，如何在具体的民户中开除旧的丁银额、增添新的丁银额就不象以前那样简单了。死亡和新增人丁数目绝不会相等，往往新增的多，这就不能用某一个新丁接替已死人丁的差徭。不仅如此，由于人丁的增多，原有人丁的负担也要相对减少，这就需要重新计算每一个人的丁银量，还需要随着人丁的变化不断地计算，而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因此随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行，必须寻求落实人丁丁银的具体办法。御史董之燧在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就敏锐地感到这个问题，从而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清楚，平均摊入到田亩中，按亩征收。户部讨论

了他的建议，认为那样改变丁、粮分别征收的老办法，变化太大，不能实行，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又不能不解决，就让广东和四川两省试行。于是四川实行“以粮载丁”的办法，于征粮赋中带收丁银，广东丁银按地亩分摊。大约在这时，河南的太康、汝阳等十一州县也实行“丁随地派”，浙江常山知县张德纯编审时“均丁于地”，收到“民困以苏”的效果。

即使到这时，持反对意见的仍很多，福州人李光坡可算代表了。该地官员议论实行按田派丁，李极不赞成，他除具有邱家穗的观点，又认为滋生人丁永不加派政策使丁银固定，官吏不能放富差贫了，若按田亩派丁，各地亩积大小不同，做不到平均，若依田粮派丁，则税粮有轻重不同，又不能不出现偏枯。他还认为丁并于粮，实行久了，或者会以为有粮赋而没有丁银，会添设丁课，形成加赋的大害。撒开他的顽固态度不讲，他提出了实行丁并于粮可能碰到的问题。

我研究雍正问题，是受先师郑毅生(天挺)先生的影响。他对雍正及其时代的历史非常重视，也给予较高的评价。1961年他讲《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问题，列举1840年以前明清史上发生的十四件大事，其中有摊丁入亩的实行和军机处的设立，即属于雍正朝的有两件事。后在所著《清史简述》一书中，讲清朝历史上有八件大事，属于雍正时代的也是两件，一是与前相同的摊丁入亩，再一则为驱逐天主教士于澳门。在1368年至1840年的近五百年中，雍正朝只占十三年，却有两三件不平凡的事情，可见这个时代的重要，也可见毅生师对它的重视。毅生师认为雍正和康熙、乾隆“是三个好皇帝”，雍正在十三年中，“每天看的奏折有多少且不说，只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159卷，《朱批谕旨》360卷，都是他亲手批的，没有印行的还有很多。他对自己的职务毫不懈怠，做到了‘今日事今日毕’。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毅生师的观点给我很大影响，所以我多年来就对雍正问题感兴趣。然而促使我进行这项写作的，则是吕一方同志。今天稿子写成，我以崇敬的心情回忆毅生师给我指引的学术道路，并对一方同志的热情鼓励表示我的谢忱。在本书定稿过程中，张作耀和萧远强同志给予的帮助，私心非常感激。

在这个不成熟的小书行将与读者见面之时，著者的心情又是万分不安的：雍正和他的时代的历史，我哪里把它说清楚了!我想以后把它改得好一点，这当然要靠自己努力，另外要靠同行和读者的帮助，我殷切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指教。

1985年本书面世之后，我对雍正及雍正朝史没有间断过关注，1990年出版《雍正继位之谜》(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扩充成《雍正继位新探》，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梓刻，接着写出《雍正帝》一书，2009年北京中华书局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同时发行。故能此次将近期研究成果部分地容纳进来。研究固然是时在进行中，不过从历史长河来看雍正时代的历史走向和特点，依然有茫然之感，愚鲁如此，心有愧焉。

我的父母和嗣母对我读书治学期望甚殷，少小在农村失学，进入城市，幸得父母请家庭教师补习，后来读研究生课程，三位长上大力支持，得以专心教学和研究。不幸的是1996年嗣母弃养，生母于2006年仙逝，父亲享年九十有九于2007年离开我们四兄弟，今年是母亲百年冥诞，值此小书重梓，谨以此书纪念他们——养育之恩终身不忘。

著者

2013年5月11日

冯尔康，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2002年退休。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现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从事中国历史和史料学的教学和研究.

自序写些什么？为何写作此书，怎样表述人物历史，是应该首先向读者告白的；其次，由于本书已有几个版本，内容有何不同？书已问世28年，读者多有批评，都需要有所说明和回应。写作的原因与表达方法，在1985年版的《序言》作了交代，现在将之述录下来，然后再说本书的版本与增订原则。要之，期望通过《序言》，为读者提供阅览的方便。

雍正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印象里，是一个篡位者，屠戮功臣、施行特务统治的残忍的暴君，又是有着重大事迹的帝王。笔者在检阅了有关他的大部分资料之后，认为他敢于革除旧弊，办事雷厉风行，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促进清朝历史发展的政治家，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因而觉得过往的评论不够中肯，诬罔较多，想为他有所辩白，这是写作本书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作好历史人物的评论，要避免概念化的毛病，“千人一面”，则不是成功的研究。对历史人物所特有的东西，如他具有怎样的秉赋，有什么样的信念，爱憎如何，性格又是怎样的，要作必要的考察，否则难于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雍正具有鲜明个性，而且充分表现出来了，对他的研究可以很好地阐明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笔者就是想作这方面的尝试。第三，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志来源于他所在社会的现实，并在那种情况下对社会发生影响，因而要想了解它的产生和作用，就不能离开诞育它的特定的社会条件，恩格斯要求人们重视个人“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要注意“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把个人放到时代社会中考察，既可以阐明个人的历史地位，还可以揭示那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这是进行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笔者奢想，通过雍正史的研讨，概括雍正生活时代的社会历史，说明它的状况和特点，探索中国封建社会进程中一个阶段的发展规律。

为了把这些设想表述出来，采取这样一些写作方法：

较多采摘历史资料，加以排比胪列，用资料表现雍正和他的时代。根据资料，笔者作简要的分析。这种评论也许是不确切的，甚而是错误的，但读者若能通过那些资料作出自己的判断，笔者就感到欣慰了。本书为较多地容纳材料，可能做得不恰当，征引大段引文，使篇幅繁冗；还有一些考证，令人读之如同嚼蜡。凡属缺陷，应当改正，而致此之由，则在于想用资料说话。

本书不仅包括主人公雍正的历史资料和叙述，还包含他生平事迹以外的、他那个时期的制度、事件、人物的材料和叙述，换句话说是以他为中心，凡和他的活动有联系的事物，尽可能地给予说明，以期达到透过雍正观察他的时代的目的。

对雍正的思想、才能、性格、作风，企图有所揭示，唯做的是非常不够。

写人物传记，要考虑人的自然法则，即青少年、中年、老年的不同时期，还要考虑某个特定人物的历史特点。具体到雍正，皇子时代四十五年，做皇帝十三年，他所接触和处理的事务是多方面的，可以和应该描绘的，不像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等那样单纯，要把他的复杂的历史面貌表现出来，就要将他生命演进与生平事迹两方面结合起来，划分他的历史阶段，认清他的主要事迹，作有秩序的、分类的叙述。因此将雍正史分为两大阶段，五大部分，十六个方面进行交代，即第一章，皇子时代的雍正，是他的前半生的历史，也是雍正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本书第二至十二章，是雍正即位后的重要政治活动，也即雍正朝的重大政事；第三部分，为本书的第十三至十五章，他的为人、作风；第四部分，第十六章，他的死亡和遗政；第五部分，最后一章（第十七章），总结他的一生和时代，提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本书名称，若以写作的内容来定，可以叫做《雍正及其时代》；若从本书夹叙夹议的写法，也可取名《雍正评传》；或者还可拟用其他的名称。为名实相副，为从简、从俗，取了现在的书名——《雍正传》。

现在来说各个版本的关系，本次增订的原则，对读者、批评者的感谢和对某些学术见解讨论的回应。

本书手稿成于1982年底，次年1月中旬送交人民出版社，1984夏天该社要求作些修改，我遂进行少许文字加工，并因出版有望而于中秋节写出《后记》，1985年印行。几年之后，台湾商务印书馆给了我重梓的机会，因而乘便加进《查抄江宁织造曹家》一章。其实这一章也是在1982年写成的，只因有人认为查抄曹家与雍正史没有多大关系而从书稿中撤了出来，至是我把它恢复进去，这是人民出版社版与台湾商务印书馆版唯一不同的地方，不过它仍应当被视为《雍正传》第2版。第3版是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的印本，除个别文字的订正，增添第十四章中的第三节，即《接见中下级官员》。我在第l版《序言》中说：“对雍正的思想、才能、性格、作风，企图有所揭示，唯是做得非常不够”，一直引以为憾。1995年到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文书，写作《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以雍正朝为例》一文（刊载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4期），因之截取其中有关雍正为人作风的一部分，作为对那种遗憾的弥补。三联版之后，有了2004．年的“中国文库”版，是人民出版社版的重印本。现在人民出版社希望给小书增加图版再出一次，俾出图文并重之作，这应当是第4个版本了。

初版《后记》说：“雍正和他的时代的历史，我那里把它说清楚了！我想以后把它改得好一点，这当然要自己努力，另外要靠同行和读者的帮助，我殷切地期盼着同志们的指教。”是的，我希望改写《雍正传》，以提高它的学格品质，故而不时地关注雍正及雍正朝史，搜集新的资料，探求新见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清史研讨的大发展，雍正史研究的丰硕成果，给了我许多养料和启迪，促使我思考新问题，并应吸收和回应；读者的关爱，激励着我。从互联网页上的信息得知，有青年读者攒钱购买拙作，令我感动，更有不安，还有读者指出我的误失，如在三联版“引见官员”一节，就雍正所说“世那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以鼓励官员边干边学的话，认为他的“比喻是世俗的，而且不那么正经”，我不知这句话是孔子说的，白露嘉先生就此指出它出自《大学》第四十二章，说我对“四书”不熟。批评得非常中肯，特在此鸣谢。我若不努力改写，怎么能对得起抬爱拙作的读者和学术界朋友呢！

修改，确定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此次不作观点性的大动，二是适当地增补。从成稿至今，已有近三十个年头，社会和学术思想界发生巨大变化，我的学术观念也同时代发展相合拍，尤其是进行了世纪性的思潮反思，对史学基本理论重新认识，思考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经济决定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18世纪时代特征、世界资本主义化时代的中国、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宗教是鸦片烟等重大理论问题。今日再来看原书，认识到它的一些缺失、不足，特别感到给人物、事件、制度、社会定性的结论，有的没有必要，有的未见准确，有的不到位，应当删改。然而我决定基本保持原貌。为什么？因为对雍正其人的主体评价没有改变，不公允、不恰当的那种评论，对于本书的基调来讲还不是主要的，如今权且作些文字修订，算作暂时“交差”，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改写，则将在雍正时代特性方面下些工夫，把对时代特征成熟的新认知写出来。至于增补，本来是可以扩大写作量的，然而我想以适量为宜，免得枝蔓横生，条理不清，主旨反而不明。故而本次增加，主要在继位之谜、奏折制度、社会政策、雍正性格与生活情趣、乾隆初政与雍正政治关系、野史与文艺作品中的雍正诸方面，增加了好几节和若干子目。

至于修订的具体原则，以下列几点约束自己：

维持史学著作应多提供原始材料的一贯认识，给读者思索的资料和思考空间，避免武断的结论，尤其对雍正继位疑案，到目前为止，难有定论，需要多方发掘资料，供读者判断。

对历史人物评论，力避感情色彩，警惕偏袒、苛求或曲意颂扬。

与不同的学术观点，确有必要的始进行适当的讨论，且需尊重他人，心平气和，不自以为是。

增加信息量，吸收学术界新成果，然而不大量表现在文字的扩充中，而在于观点的概述。

有少量的内容放在注释里了，没有写入正文，以避免臃肿。

所利用的实录、起居注、清史列传等基本参考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时尚无后来出版的点校本或编有统一页码的本子，此次再版，本应补进新版本的册页，然因年龄精力关系，已无力再去查阅添注；在新增写的部分，有的注释出新版页码，造成体例的不统一，凡此，均祈请读者谅宥。 适当增补“雍正年表”的内容。

原版有“引用书目”，现改为“参考书目”，原引用书目全部移入，另增加一部分新引用书目和参考书目。

原版图片仅有几帧，今增至一百数十幅。这些图片的实物、原件，大多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有的是我早年搜集的，有的是田野调查拍摄的，有的是从朱诚如主编的《清史图典》第五册《雍正朝》、第三、四册《康熙朝》、第六册《乾隆朝》，中仁主编的《雍正御批》诸书中选制的，还有从其他图籍中选人一、二件的，在此特对各书编著者致谢。

著者

2013年5月11日

书于南开大学顾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