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广州之役

乙未广州之役(6)乙未广州之役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孙中山领导的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策划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兴中会成立，1895年2月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香港总部成立后，孙中山与陆皓东、杨衢云等人从各方面开始着手准备策划于1895年（乙未年）发动广州起义，并着手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防营和游勇，于广州陆续设立“农学会”等秘密机构数十处，筹措经费，购运枪支弹药。预定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举事，分道攻城，夺取广州为根据地。又草拟反清檄文和对外宣言，制定青天白日旗，发布“除暴安民”口号。起义前夕，因香港杨衢云约期未至，步调参差，又被叛徒告密，清政府四处搜捕党人，参加起义的群众70多人被捕，陆皓东等英勇牺牲，成为为民主共和流血献身第一人。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东渡日本、然后转到夏威夷、美国、英国。起义未发动而告失败。这次起义是以后革命党人一系列武装起义的起点。

1895年2月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后，孙中山在香港与杨衢云、陆皓东、黄咏商等多次会商广州起义的计划。具体而言，主要由程奎光负责联络水师官兵；郑士良联络广州、花县、英德、清远等地会党；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绿林策应，广州一带的游勇、防营，潮、惠等地会党也得到联络。孙中山前往广州专任军事准备，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堂设立机关，贮藏文件、武器，接纳往来同志；在珠江南岸洲头咀设置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购置小火轮为运输工具；杨衢云驻香港负责筹款、募兵及运输枪械。杨衢云在香港招募散勇、工人成军，黄咏商变卖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费，余育之慨助军费万数千元；孙返穗与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等到广州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从秘密和公开渠道进行起义筹备工作。首先成立兴中会广州分会。机关设在双门底王氏书舍，发展会员，迅得数百人入会。此外，在广州设立公开团体农学会，表面上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号召，实际上是兴中会活动的掩护机关。农学会作为保护起义的机关，得到了广州一些著名官绅的支持；何启起草英文宣言，朱淇起草中文《讨满檄文》，并多方游说英、日、德在港人士，谋求支持。

1895年8月底起义准备工作大体完成，兴中会决定于10月26日即旧历重阳节正式举义，兵分数路进攻广州。10月10日，兴中会在香港商议筹备起义后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为顾全大局，选举杨衢云为总统。重阳节前夕，起义准备就绪，候命待发。陆皓东制作青天白日旗为旗帜，决定以“除暴安良”为号召，臂缠红带为暗号。到了起义约定之日，即10月26日（重阳节）清晨，广州附近各路队伍都到达了广州，然而作为主力的香港队伍迟迟未到，等了几个小时，始得杨衢云发来的密电，说香港主力部队及军械不能按期到达，要推迟两天到达，原来的起义计划被全盘打乱。孙中山考虑到误期可能导致消息泄漏，于是立即用暗语复电杨“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并迅速与陈少白先后离开广州。但是，朱淇之兄冒名朱淇向清吏告发，起义消息泄露。清朝广州海关搜获了起义军偷运的手枪600余枝，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密报，急调1000多个清兵回城防范，并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大批革命党人被捕。孙中山经香山、澳门逃往，陆皓东等则被捕。杨衢云接到孙的电报后，因军械已上船，仍派朱贵全、丘四等人随轮船到广州。28日船抵广州时，朱、丘等40余人被捕。起义计划全部遭到破坏。清朝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被杀，这是第一批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牺牲的烈士。程奎光病死狱中，孙、杨、陈等均被悬赏通缉。后来，孙中山把这次起义称为“乙未九月九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这是兴中会发动的第一次反清起义。尽管乙未起义失败，但以后重阳节也成了人们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清朝统治的日子。^[1]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岁生日。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初二日，慈禧就委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等总办万寿庆典。光绪十九年（1893）春，又成立庆典处，专门负责庆典事宜。为了在颐和园接受祝贺，慈禧对颐和园的修建工作抓得非常之紧。仿照乾隆年间为皇太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经西安门出西直门由石路至颐和园东宫门蹿路所经，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劳民伤财，使得百姓苦不堪言。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清廷卖国投降及中国经济技术落后，最终导致战争失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推翻清廷为己任，在当地吸纳会员130余人。1895年1月底，孙中山回到香港发展组织，他的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以及杨衢云、黄咏商等都成为了兴中会的骨干。2月21日，兴中会总部成立，会址设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路十三号，对外以“乾亨行”的牌号作掩护。

兴中会为践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言，甫一成立，就集中精力筹划发动广州起义，试图以武力彻底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

1894年冬，孙中山携带邓荫南和孙眉等人资助的6千余元美金启程回国并筹备起义，少数兴中会工人会员及欧美技师、将帅与其一同回国。1895年1月，孙中山到达香港，并于2月21日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成立兴中会总部，以“乾亨行”为名。

为了获得支持及国际势力的承认，孙中山在起义前试图与日本取得联络。1895年，在英国人詹姆斯·康德黎博士的介绍下，孙中山结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在与梅屋庄吉的谈话中，孙中山与其讨论了在广州发动起义的计划并提到：“欧美各国人都称中国为睡狮。如果是狮子，要醒起来才有用。”“现在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就会被西欧列强殖民主义者所瓜分。不独是中国，所有亚洲各国都将成为西欧的奴隶。中日两国不幸发生战争，但我们非团结起来不可，使中国脱离殖民化的危险，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为了拯救中国，我与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对此，梅屋庄吉表示乐于支持并说道：“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不久，梅屋庄吉为孙中山筹措到了资金，并派人前往澳门、新加坡、厦门等地购买武器。在其联络下，3月1日，孙中山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希望领事中川恒次郎帮助兴中会准备武器，以解决当时资金短缺、缺少武器等苦难。但是中川恒次郎在仔细听取了孙中山的计划后，并不看好孙中山 。

3月4日，中川恒次郎在寄给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原敬的信中提到：“本月1日，经朋友介绍，清国人孙文（西医）来馆。该人如前日所报，正是欲颠覆现政府。他与晚（中川恒次郎的谦称）大致同龄，懂英语，可能是耶稣教徒。据称他打算于去年北洋舰队大演习后，立即举事，不慎失去机会。然而时至今日，特别是在广东省，徒党受到严重注视，不易举事。而更重要的是当前缺乏武器，而需要步枪二万五千枝，手枪一千枝，欲求为之筹措。

晚答以本人职务只注意通商贸易之事，与政治之事完全无关，故甚困难。然足下等人的意图可嘉，衷心襄赞。首先想知道足下等人的目的、方法。该人答曰：其党称为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其中有哥老会员，党员人数难以明言。原因是一有行动立刻就要被发觉，而当最后决定起事时则不能彼此来往通信。然而一旦发难，必定四方响应。然而，当问成功后谁为总统时，答曰尚未及考虑。如允诺给与前述武器，当即往各处招募党员。”

3月16日前后，孙中山与德国驻香港领事克纳普会面 。

4月17日，中川恒次郎在信中称“孙文仍时时来馆，提出务欲我国予以声援，但从来与我方并无关系，且不说内部事宜，亦不谈党员人数，又无勃兴之准备。孙文说已制定由码头附近运入武器的计划，只要我国给予一些声援，即可充分举事。尊强盗为英雄豪杰等事，皆恰有阅读《水浒传》时的感觉。总之，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1895年孙中山就带着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来到广州，设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发展程奎光、程璧光、左斗山、魏友琴、陈廷威、朱淇、苏复初等数百人加入了组织。为掩护兴中会的活动，孙中山还特地建立了一个名为“农学会”的公开团体，号称要研讨农桑新法。

1895年3月16日，即中日马关条约成议前一个月，兴中会决定于重阳节（1895年10月26日）在广州发动起义，占领广东省城，并期待由此引发全国反对朝廷的连锁反应。当时议定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军事行动，杨衢云在后方总部香港筹款购械并招募壮士，谢缵泰负责联络旅港外国人，有三合会背景的郑士良负责联络会党。陆皓东事先已设计好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图样，这将作为义军的旗帜。这一计划在8月底进行了最后的完善。

“擒贼擒王”的战术

孙中山最初的考虑是，人贵精而不贵多，只须敢死队一百人，就能成功。

据说，1853年三合会的旁支小刀会刘丽川借着太平军的声势，只以七人之力就占领了上海县城(当时的上海远没有今天这样大)。虽然广州的情况不能和四十年前的上海相提并论。但孙中山认为，采用五人一队，突袭署衙的战术，就能擒贼擒王。

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在于，当时广州城内的重要衙署仅有都统、总督、巡抚、水师提督四府，虽然都有卫兵，但戒备松弛，如果出其不意，配备枪械、炸弹的五人小分队完全可以一举攻入，捕杀其长官，使清兵群龙无首。城外清兵如来增援，可派二三十人在要道截击，援军不知虚实，必不敢冒进；再派二三十人围攻旗界(即八旗兵驻地)，则大事可成。

不过，当时驻扎广州的八旗、绿营及各类营勇，虽然战斗力较弱，但毕竟有万人以上，因此，当兴中会讨论这一计划时，大多数人认为还是太冒险了，最终决定改为“分道攻城”策略。

“分道攻城”的策略

按照“分道攻城”的策略:杨衢云率香港会党三点会人众约三百人，于起义日期前晚(10月25日晚)齐聚香港，乘省港晚班客轮到广州，并把起义用的短枪装在木桶里，谎称胶泥报关。等到了省城，即用刀斧劈开木桶取出枪械，首先攻占各重要衙署。

这三百人实际上就是“突击队”。

另外还有“支援队”，各路支援队计划由珠江各支流会聚广州，为此还特意买了两条船，作为运送军队之用。起义发动时，先期分散混进城的北江、顺德、香山三路支援队(计有一千余人)将群起响应。这些支援队基本都是花钱雇来的三合会党徒。自日本横滨赶回的陈清率领炸弹队，在各军事要点投掷炸弹，壮大声势。起义者将以红带缠臂，起义的口号听着耳熟，是“除暴安良”。

中文讨满檄文由在广州的朱淇起草，并将安民告示先期印好，届时四处张贴。英文对外宣言则由孙中山的老师何启博士与香港《德臣西报》主笔英人黎德在香港拟就，只待广州起义成功，即分送各国，要求承认义军为交战团体，享受各国一切中立权利。

起义大计已定，孙中山即派得力干部联络各方可利用的武装力量。他派刘裕统率北江一路，陈锦顺统率顺德一路，李杞、侯艾泉统率香山一路，这三路“支援队”混进省城；有口音的汕头队伍就不进城了，让吴子才带着担任策应，牵制清军；香港方面的“突击队”由杨衢云负责。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舰长)程奎光届时率省河兵舰响应。

起义各项已准备就绪，1895年10月10日，兴中会在香港开会选举“总办”，也就是会长，而且各会员已经同意，“总办”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与会者不过七八人，但却分歧严重。陈少白、郑士良支持孙中山，而谢缵泰却拥戴杨衢云，双方险些闹翻。最后，孙中山高风亮节，以反满大局为重，还是让杨衢云做了“总办”。自此直至1900年，兴中会的会长其实是杨衢云，虽然这个会原本是由孙中山创立的。

1895年重阳节（10月26日）黎明，各路人马均已整装待发，偏偏最重要的香港“突击队”没到。孙中山拿着杨衢云发来的电报说：“香港队员要迟两天才能出发。”大家担心起义延后会使机密泄露，于是商定取消本次起义行动，先遣散各部人马，以后择机再举。同时电告杨衢云，让“突击队”别来广州了。

但杨衢云接到电报时，七箱枪械已经改装进木桶，并以货物的名义交付省港班轮待运了，如果突然又跑去说这批货不运了，反倒容易被怀疑。因此，杨衢云就给孙中山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同时，他又命三点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于27日晚率首批“突击队员”登轮，赶赴广州。

省港班轮起锚后，朱丘突然发现，装着军械的七只大木桶，因船上要装的杂货太多而被移动了位置，并且上面层层叠叠压了许多货箱，根本无法取用。突击队员们即使到了广州，取不出枪械，也无法立即发动进攻。不过，更让他们吃惊的事还在后面。客轮28日抵达广州，清兵竟然早已在那里严阵以待，手无寸铁的突击队员全被拿获，伪装在木桶里的205支左轮手枪和大约80箱弹药也被查抄没收了。

广州起义的计划已被满清当局获悉。朱淇的哥哥朱湘，是个举人且有公职，当得知弟弟参加了兴中会这种掉脑袋的活动，夜不能寐，深恐被株连，思前想后，就用朱淇的名义向官府告了密，试图将功折罪。

清廷驻香港的密探也将三点会党羽集结的情况报告了两广总督谭钟麟；甚至这些人在香港采买军火的事，港英当局也用电报通知了谭钟麟。

接二连三的情报相互印证，说明的确有人想“造反”，不由得谭钟麟不信，虽然他对医术精湛的孙中山竟然当了“匪首”深感意外，但还是采取了抓捕行动。

广州起义功败垂成，陆皓东冒险返回总机关焚毁兴中会名册，不幸被捕，受尽钉插手足、铁锤凿齿等酷刑，但坚决不肯供出同党。“我可杀，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这种大无畏的气概让清吏都深为感佩。

最终，陆皓东英勇不屈而死，成了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人。朱贵全、丘四、程奎光、程耀宸等也相继被处以极刑。

当孙中山致电杨衢云阻止“突击队”来广州时，就已让陈少白速返香港暂避，以免被清廷一网打尽。得知陆皓东被捕后，孙中山又令身边的同志迅速疏散，自己则与郑士良留下来隐藏武器，并亲自给各地写电报；在通知省城内各主要同志烧毁重要文书，清扫总机关后，才从容不迫地和郑士良离开。

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没能成功，但却开革命党人武装推翻满清政府之先河。从此以后，革命党人就没有停止过战斗，直至专制打倒，共和缔造。

郑士良后来回忆说：“我真的非常佩服孙先生的气概、见识和度量。至于他的胆量，一直到（广州起义）失败当时的举动，我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