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于寻常的艺术”,“是唯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为了达到“复原”的目的,电影只能发挥“纪录”和“揭示”两种功能,而排斥一切经过艺术家设计、有明确思想意图和在故事结构上有头有尾的影片。纯视听形式的实验影片也在受排斥之列,因为这种影片“固然倾向于避免讲述故事,但它们在这样做时却很少考虑电影手段的近亲性,它们忽视摄影机面前的现实”,“它们废除了故事的原则,只是为了树立艺术的原则,也许这次‘革命’中艺术得到了好处,电影则一无所得”;最“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是“找到的故事和插曲”。
所谓“找到的故事”有三个特征
1?“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构想出来的”;
2?“它是自然素材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元素,它很少有可能发展成一个独立自在的整体”;
3?“它可能再现出我们周围世界中一些典型的偶然事件”。
“插曲”的特点
“通过摄影机的揭示而从生活流中突现出来,继而又消失在生活流中”。克拉考尔还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变迁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中为这种价值标准寻找理论依据:看电影的意义在于使现代人有可能去经验物质现实,把注意力从内心世界转移到生活的外部现象上来,而现代人非常需要这个“转移”,因为现代人患了“思想空虚症”和“认识抽象症”,唯有电影才有可能帮助人们“通过摄影机从这个世界取得经验”,使其“从冬眠状态中,从虚假的不存在状态中彻底恢复活力”。
克拉考尔排斥一切艺术家设计的、有明确思想意图的、在故事结构上有头有尾的影片,反对文学戏剧和形式主义电影,反对典型化和心理真实。缺乏电影发展的历史意识,缺乏对电影与现实关系认识的辨证性,这是克拉考尔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