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拉弗 阿瑟·拉弗(Arthur Betz Laffer)生于1941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研究院教授,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曾担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经济学家。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拉弗还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时,就预言里根会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中获胜,他的同学对此颇为怀疑,但事实证明拉弗是对的。经过拉弗的努力,拉弗成为里根的好友,这对日后供给学派理论成为“里根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里根政府时期,他是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拉弗之所以引人注目,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提出的描述税收与税率之间关系的曲线——“拉弗曲线”,尽管这一曲线最初是画在华盛顿饭店餐巾纸上的,但由于其对税收政策影响经济的解释更形象、更形式化,从而确立了“拉弗曲线”作为供给学派思想精髓的地位。
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描绘这种税收与税率关系的曲线叫做拉弗曲线。
理论上,拉弗曲线缺乏体系的完整性,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阿瑟·拉弗第一,拉弗曲线的成立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郝硕博认为必须满足五个条件:“私有制生产关系和市场体系、封闭经济背景、国民收入的预算分配效应低于企业和私人的分配效应、储蓄转化为投资、不存在税负转嫁。”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点: 完全竞争市场体系和封闭经济环境,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这两个前提都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体系,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在国际间较易自由流动的是资本要素,而不是劳动力。资本天生具有追逐剩余价值的特性,投资者会选择税率低的国家和地区,低税率给资本输入国家和地区带来就业和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资本的低税率“比较优势”,使开放经济的税率与税收的函数关系表现为一条单调递减的曲线。而劳动力受国家政策、文化环境、历史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际间流动很困难。在这点上,拉弗曲线最多只能为降低企业所得税提供理论依据,而无法为降低个人所得税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拉弗曲线描述的是长期经济条件下税率对税收和经济的影响。在短期,各项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结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正是这种“时滞作用”,使短期税率与税收的函数关系表现为一条单调递增的曲线。
第三,拉弗曲线忽视了阶层分析方法,只注意了收入与赋税的关系,而忽视了收入后面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把不同收入的人简单地 阿瑟·拉弗抽象为“人们”。累进税分为超额累进税和全额累进税两种,各国一般采用超额累进所得税。累进税意味着,收入越多、征税的比例越大。低收入者并不负担高税率,因而不会受高累进税率的伤害。真正负担高税率的只是高收入者额外高的那部分收入,所以高税率只对这部分收入产生较大的负作用。
第四,拉弗曲线的工作观是功利的,不能完全解释人们努力工作的原因。高累进税率影响工作的结果可能有三种,一种是拉弗曲线所预言的,一些高收入者宁愿要更多的闲暇而不是更多的工作; 一种情况是一些人会更努力工作,以便赚更多的钱来弥补赋税的损失; 而对于“那些欣赏自己的工作以及工作所带来的权力观念或成就观的众多的医生、科学家、艺术家以及企业经理们将为8 万美元就像为10 万美元一样努力地工作。”
第五,拉弗曲线将个人收入全部视为劳动收入,而忽视了非劳动收入。根据拉弗曲线理论,边际税率越高,闲暇的代价就越小,因而旷工增加,加班减少,人们用于提高技术水平的时间也相对减少,因此,高边际税率妨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劳动生产率下降。“合理的税率应当既能获得财政收入,又能刺激生产,因而不易过高,这也是西方国家20 世纪70 年代之后经常使用减税政策的原因。”这种说法看上去理由充分,但是,个人所得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征收对象不同,税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亦不同。随着个人所得税率的逐步增加,理性人将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直至工作极限; 然后,增加闲暇时间,减少工作时间,个人收入也随之减少。因此,对劳动收入轻征税、对非劳动收入重征税,有助于鼓励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同时,拉弗曲线也没有正确指导政策。无论是拉弗曲线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关注和争议的焦点,不在于该曲线的一般性理论内涵,而在于其政策性含义。针对20 世纪70 年代(1973~1982 年) 出现的滞胀现象,供给学派在拉弗曲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减税政策。他们认为减税政策能够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泥潭, 在促进总产出的同时政府收入不受影响。减税政策在美国进行了充分的实践。但是,美国20 世纪80 年代的有关经济数据可以对减税政策的效果做出充分的评价。
1981~1989年美国经济数据 (单位:%)
美国20 世纪80 年代的减税政策改善了“滞胀”问题, 但其代价却是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见, 拉弗曲线理论没有正确指导政策。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1981-1985年)内创造了累计高达6002亿美元的赤字,超过1933-1980年间美国历届总统任内赤字总和。第一任期以1981-1982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为开端,以1983-1984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为结尾,也正是这个戏剧性的结局让他赢得了连任竞选,但1983-1984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庞大预算赤字所创造的需求,不自觉中依靠了凯恩斯学派。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2000年接受德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语录。 1、与压缩开支或进行结构改革不同,降低税负可以更好地刺激人们创业。最佳的税收制度是:税率必须尽可能地低,税基必须尽可能地宽广。
2、在80年代初降低税负后,美国联邦预算曾出现赤字的原因:
第一,当时我们把超支额用于投资,不是像现在德国那样,把超支额用于社会福利和其他目的;第二,我不知道我们怎样能够把美国经济在没有预算赤字的情况下重新引向正确的轨道,80年代的预算赤字是现在预算盈余的前提。
3、欧元国家规定预算赤字最高不超过3%,是错误的,因为预算差额是经济政策的结果,不是独立的经济政策目标;此外,支出和税收政策只能间接地对赤字产生影响。例如,如果缩减预算,赤字从长远来看可能减少,但从中期来看,如果缩减预算阻碍经济活动,赤字可能增加,事先谁也不能详细知道这一点。
4、美国总统克林顿1993年提高了所得税税率,增加了税负。尽管如此,美国的经济仍增长的原因:1993年提高税负对经济有害。但这个错误被抵消了,因为他大幅度减少资本收益税,实行社会救济金改革和降低关税等等。
5、降低税负的效果:
降低税负给政府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必须通过加强对人们创造成就的刺激来弥补。但是,创造成就的刺激取决于最高税率。共和党现在希望降低起点税率,这有什么意义?由于每个人都按起点税率纳税,如果降低起点税率,政府将失去大量的收入。
降低起点税率不会使社会更加公正,对富人实行高税率会阻碍创造工作岗位,这无疑会使穷人继续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