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之

朱维之

出生地 浙江苍南
姓名 朱维之
出生日期 1905年
国籍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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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朱维之(1905~1999), 浙江 苍南人。著名 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专家, 外国文学和 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代大师级学者,中共党员、民盟成员。1932年毕业于 日本中央大学研究科。1927年参加 北伐,历任上海青年协会书局编译员, 福建协和大学讲师,《福建文化》主编,上海 沪江大学国文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第四届理事及外国文学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 《基督教与文学》,论文集《李卓吾论》、《中国文艺思潮史略》、《文艺示教论集》、《中国文艺思潮史稿》、 《圣经文学十二讲》,译著 《失乐园》、 《复乐园》、 《斗士参孙》、《抒情诗选》(均为[英] 弥尔顿著),《聪明之误》([俄] 格里鲍耶陀夫著)、《宗教滑稽剧》([俄] 马雅可夫斯基著)等。

  一、“小先生”

   朱维之,1905年3月出生于 苍南县 仙居乡朱家岛村的一个 基督徒家庭,秀丽的 江南水乡的风光在童年的朱维之眼中是一幅用不磨灭的图画,是一部“读不完的大书”。当时的农村没有 玩具,但是在大自然中他依然找到乐趣,朱维之从小就对大自然有深刻的感悟力,辽阔的天空,广阔的大地,浩浩的河流,繁茂的花草、树木,空中的浮云和飞鸟,地上的走兽、昆虫,水中的游鱼等等,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他的好奇。在晚年的时候,他经常回忆起故乡的竹林、 池塘边的棕搁树,还有河中的小鱼:“但当大风袭来时,竹林总是最先发出萧萧的喧声,不平静的调子,奏出我幼小心灵的帐悯情绪。池塘边的棕搁树坚毅地独立着,大蒲扇似的叶子显得很高洁,在秋天 高爽的日子,倒映池水中,小鱼在池水的倒影中间游玩,是另一种境界。”

  童年时代在农村参加劳动和锻炼,给了他健康的身体,在他81岁的时候,一直没有生过大病。朱维之说:“农村有清鲜的空气,充足的阳光,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不吃零食。消化系统一直正常,心肺也正常。 粉碎“四人帮”以后, 重操旧业,1980年以来,我每年出版一本书,包括翻译的弥尔顿诗作《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主编了 《外国文学简编》……还打算继续学习 希腊文、 希伯来文等古代语文……这都是受益于童年时代劳动和锻炼。”

  朱维之7岁(即1912年)上 私塾,他记性好,很快就认识许多字,先生就给他读古书《 幼学琼林》等,但是朱维之不喜欢死记硬背,当时正值改朝换代, 科举废除了,所以先生也就不勉强学生读古书了。两年后,父亲送朱维之到温州的一家教会小学——崇真小学读书,从此,他的一生就与 基督教文学结缘。教会小学的师资力量雄厚,特别是历史老师 王乐泉,知识渊博,讲课生动,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7年冬,朱维之从高等小学毕业,在毕业前,他经王乐泉先生介绍到永嘉楠溪上游的一个农村教小学,他到了那里后,许多学生提出要退学,原来,朱维之才12岁,而学生中有的比他还大,这些学生在“小先生”面前觉得不好意思。学生的父母也怀疑朱维之的水平,其中一个家长暗中考他61个难字,所幸朱维之带着一本 《中华新编字典》,才没有让他难倒。

初遇名师

  1919年,才14岁的朱维之告别了永嘉乡村,进入 温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后改第十中学师范部),在这所名师汇聚的学校里,他认识了令他终生难忘的老师—— 朱自清,正是他的引导,让朱维之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开始醉心于 新文学。。朱自清当时才26岁,但是在爱好文艺的朱维之等人眼中,朱自清是值得尊敬的一位,不仅在于他非凡的文学才华,还在于他 诲人不倦、性格刚毅的师德。

  在温州中学,朱自清是最年轻的教师,可能没有经验,他在上课时很紧张,在学生面前局促、脸红、流汗,许多学生为他担心,但是他教学认真,并以真诚赢得学生的爱戴。朱维之从朱自清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终生以之为榜样。对朱自清的授课,朱维之写到:“老师教书或演讲时,声调平平,平得象无风无浪的壮阔江流,但水势深厚,滔滔不绝。他底诗文风格也是这样,如涨满了的潮水,一川溶溶,猗欤盛哉!但绝少波澜起伏,奇峰突冗的奇气。”

  朱维之还记得,他们一班同学经常把自己作品给朱先生批阅,而朱先生一丝不苟,有一次,他在朱维之的诗集上写上批语:“诸作气势奔放,佳句鲜绎,惟题材太狭,宜扩大生活范围”。这批语令朱维之铭记在心。朱自清还毫不 保留地传授写作经验,他说他写 《毁灭》、《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样的名篇是“每天回家夫写一点,有时一天只写一二句,这样慢馅的积成一篇篇东西。”他的文章看来象是随手拈来,不费力气的样子,实际上是经过干锤百炼才出来的。 朱维之起先对这个方法有怀疑,以为这不是什么天才的 写作方法,天才的是 倚马可待,下笔有神,一挥而就的。但是这样的想法他不敢说出来,后来他读书多了才知道, 小泉八云也是用这种方法写作的,并且也鼓励他的学生多用这种方法去写作。“他们两人的文体又都是那么的清新流利,于是知道天才固不妨多用时日去审慎推敲,慢慢的积累诗文的。”朱维之写文章,往往有粗心的地方;但一想到自己启蒙的老师,便不能不“谨慎戒惧”了。

  在温州中学,朱维之的求知欲望相当旺盛,他喜爱一些 新文化运动的名人如 徐志摩、 冰心等作品,在 中学时代,他就完成了《 墨翟的 人生哲学》,并在 校刊上发表,后来他将此文投稿上海刊物《青年进步》杂志发表,引起主编注意,主编亲自询问作者,得知此文是出自中学生之手,觉得很惊奇。从此朱维之经常给该杂志投稿,《中国最早的文学家屈原》、《 诗仙李白》等都是当时完成的,在该杂志创刊十周年出专刊,朱维之写决定他一生道路的文章——《十年来的 中国文学》。他还喜欢读一些西方的书籍,他从小在教会读书,是受 基督教影响甚深,因此特别喜欢读 《圣经》,尤其是 《诗篇》、《 雅歌》、《 约伯记》、 《马太福音》等觉得美不胜收。后来他也试着动手翻译一些西方作品,第一篇是美国 欧文的散文 《航程》,译文显得的很幼雅,居然在校刊中刊出了,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他在文学的殿堂迈出了第一步。在温州中学,朱维之与 苏渊雷、金冥若等同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学生游行罢工,接受了革命的熏陶。

  中学毕业后,朱维之迫于生活贫困,选择了免费的金陵 神学院,三年神学生生活,他博览群书,确立了他一生研究的方向,潜心研究 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文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至今无人能及。

  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 热血青年朱维之与同学们非常兴奋,决定 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 总政治部工作,并被委任为第三军宣传科长,跟着北伐军到武汉、开封,后来 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共产党员,朱维之不愿意同流合污,就离职到上海,暂时在《青年进步》杂志所属的青年书局从事编译工作。

峥嵘岁月

  1927年, 福建协和大学的校长 林景润博士到上海招聘教师, 朱维之拿着两年前发表的论文《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应聘, 林博士非常赏识,当即录用,在大学里,朱维之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在福建教书期间,他受学校委派到日本 早稻田大学和 中央大学进修,从事 日本文学与 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在福建,他完成了《李卓吾论》、《李卓吾年谱》两部著作。抗战时期,朱维之困守孤岛,在 沪江大学任教,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一书,这是国内最早问世的一部完整的文艺思潮史。

  1952年,由于大学 院系调整,已经是沪江大学中文主任的朱维之被调往 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在南开,他没有职务,许多人为他感到不平,但是他淡然一笑,不计得失,依旧在大学中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

  1958年的 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他率先受到冲击,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他讲授的是外国文学课程,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的“ 毒草”,而朱维之就是公开“放毒”。对于这荒唐的逻辑,朱维之后来告诉学生崔宝衡,“我把文学当作美女来欣赏,有人要把她当作尸体来解剖,有理说不清。”

  1966年,“文革”到来,朱维之又是第一批被打成“牛鬼蛇神”。在那个黑白颠倒、 是非混淆的年代,朱维之被戴上了: 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基督教吹鼓手、大汉奸、镇压革命学生的 刽子手等一系列吓人的大帽子。他被剃成 阴阳头,脸涂墨水、胸挂牌子与许多教授一道被 红卫兵押解上街游行,有的教授不甘受辱而自尽,而朱维之逆来顺受,熬过了苦难寒冬天。在文革中,朱维之身心受损还算是其次,他最痛心的是 弥尔顿 《失乐园》译稿遭到遗失。朱维之是当时国内少有的研究弥尔顿的学者,朱先生是专事弥尔顿作品译介工作的国内少有的学者。从四十年代开始,他就要立志要翻译弥尔顿的弥尔顿三大诗作《失乐园》、 《复乐园》、 《斗士参孙》。1951年,他完成了《复乐园》的中译本并出版。文革开始后,他翻译的《失乐园》已经接近完成,但是被红卫兵抄家,辛苦翻译的《失乐园》也拿走了,朱维之痛心疾首。在悲愤难言、 身陷囹圄中,他没有消磨斗志,而是以弥尔顿作为自励,弥尔顿在王权复辟的 黑暗年代,财产被查抄,书籍被烧毁, 人身自由被剥夺,双目失眠,但坚持气节,拒不低头屈服,用手中的笔作武器,誓与敌人斗争到底的英雄气概。支持着朱维之的信念,他冒着风险悄悄地翻译了《斗士参孙》。文革结束后,所幸在在归还的物品中还有《失乐园》手译残稿,朱维之欢喜不尽,他经数年努力,对译稿进行重译、补译、修改、润饰,终于在1985年由上海译文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失乐园》中译本,它凝聚了朱先生难以言尽的悲伤与喜悦。在《译本序》中,朱先生对此只作了轻描淡写的叙述:“本译稿经过二十二年,用业余时间断续译成。其间遭遇 十年浩劫,译稿丢失、复得、返工等恼人的挫折。”

学者生涯

  文革结束,1979年,朱维之重返南开教坛,担任了中文系主任,他不顾年高坚持一线教学。当时大学中 外国文学教育 百废待兴,许多教师、本科生苦于没有教材,朱维之下决定编写一套系统的外国文学教材,他于1977年发起倡议,联合京津及华北地区一批专业教师,共同编写外国文学教材。经过多次写作,反复修订,由朱先生主编的《 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外国文学史•亚非卷》和《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相继出版。对这两套教材的编写、出版,朱先生十分认真负责。从拟定大纲、审读初稿,到最后定稿,他都逐字逐句过目、修改,还亲自撰写了有关章节,绝不当 挂名主编。这套教材至今还在大学中沿用。

  在院校中,朱维之厉行改革,破除了大学中的一些清规戒律,废除了一些无用的形式,为教师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让教师能够放开手脚一门心思做学问。提高了 行政效率和教工的做积极性,深受教工们欢迎。改革初期,正值 拨乱反正,有些教师还习惯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 生活方式,而身为系主任的朱先生却很少给大家开会、作报告、布置工作。记得有一个周末,一位教师在系办公室遇到了朱先生,竟下意识地问:“朱先生,今天下午我们该干什么”朱先生十分幽默地引用了《 巨人传》中的一句名言作答:“随心所欲, 各行其是”。在场者无不 哈哈大笑。

  朱维之一生从教六十五年,著述三十余种,近千万字。可谓桃李天下, 著作等身。特别是在在 希伯来文化和 基督教文学领域, 精耕细作,用“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类形容,倒是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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