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霍加特

理查德•霍加特，英国学者，主要治学领域为社会学、英语文学和文化研究，曾任伯明翰大学现代英语文学教授、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院长等职，也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助理。

霍加特的祖辈亲身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这个转型过程中的各种艰辛。他的祖父母是从农村搬到城市居住的第一代人，大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便从利兹附近的村庄搬进利兹市郊，祖父在 炼钢厂工作，祖母则生儿育女、打理家务。当时的英国虽然是工业化走在前列的国家，但无法提供充足的医疗、教育和社会设施，糟糕的环境和流行病的肆虐让霍加特祖父母所生的十个孩子夭折了好几个。此外，贫困依然是这些家庭经常遇到的难题。因为是第一代城市居民，霍加特的祖父母不得不每周缴纳房租，省吃俭用，合理规划。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把儿女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去过自己的生活。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男人一旦过早死亡或失去劳动能力，日子过起来甚是难熬，庞大的家庭负担便落到女人的肩上。在霍加特的记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其祖父和父亲的描写，原因可能在于其祖父很早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是一名士兵，参加过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霍加特一岁时得“布病”而死。霍加特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但她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病，无法去做户外的活儿，只能每周靠着从“监护委员会”获得的少量钱财维持生活，而且还要忍受着街坊邻居对其家庭境况的说三道四。

然而即便这样的生活似乎也成了一种恩赐，因为在霍加特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病逝，霍加特失去了双亲，变成了孤儿。随后霍加特兄弟被家族成员分开抚养，他的一位姑母曾建议把他们送进孤儿院，但在工人阶级的观念中，把孩子送去孤儿院或把老人塞进养老院都是无法接受之事，因为亲情是维系这个群体最重要的东西。后来，霍加特由其祖母和一个姑母来履行抚养职责。

霍加特到了能够“打酱油”的年龄，可以帮忙处理些家务，他对家庭开支有比较深刻的感知和体验，可能因为实在是太穷了，零用钱几乎没有几个。读者可以在书中读到霍加特赊账时的心情。好在周围的人普遍都很穷，大家都喜欢赊账，其他稍富裕一点的人也常有吃不起肉的时候。霍加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对工人阶级的生活习俗了解甚深。或许霍加特的哥哥汤姆为他做了个好榜样，汤姆率先考入了文法学校，霍加特紧随其后。要不是霍加特考入文法学校改变了其阶级属性的话，他只能过书中描述的那种工人阶级生活。

1936年，霍加特成功拿到了利兹大学四十七个奖学金名额中的一个。霍加特也利用大学假期在工地上搬过砖，干过体力活。他还做过夜间派送员的工作。后来二战爆发，霍加特于1940年至1946年间在北非和意大利为皇家炮兵队服役，并于1942年与玛丽结婚。战争结束时，他成了一名下级军官。战争给霍加特带来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在这本书中真实地记述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军人在阅读、家庭、参军和婚姻等领域的观念和态度。

二战结束后，英国着手建设福利国家。英国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获胜，它坚持国有化，关注劳工状况，努力建设社会服务型国家。霍加特的学术研究生涯便在这个福利社会建设时代背景下展开。1946年至1959年，霍加特在赫尔大学担任校外教师，主要关注成人教育。在此期间，他深刻认识到了工人阶级人民在成人教育上面临的难题，还在1957年出版了他最负盛名的著作《识字的用途》。霍加特凭借这本书成为莱斯特大学的高级讲师，于1959年至1962年在该校工作。1962年至1973年，霍加特成了伯明翰大学的教授，并于1964年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他本人担任中心主任至1969年。此外，霍加特还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助理、《新政治家》杂志主席、艺术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到了晚年，霍加特患上了痴呆症，于2014年4月10日辞世。

《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