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谚文疏

议谚文疏（朝鲜语：의한글서）由朝鲜李朝世宗时期著名学者崔万理（朝鲜语：최만리）于公元1444年所写，中心议题是坚决反对使用谚文，认为抛弃汉字就等于失去中国文明，而成为夷狄之邦。

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于公元1443年（明正统八年）十二月创制了训民正音，并命令全国使用谚文时，就受到众多朝鲜大儒的反对，其中以集贤殿副提学（朝鲜语：집현전 부제학）崔万理等人最为积极。

集贤殿副提学崔万里等，上疏曰：

臣等伏观，谚文制作，至为神妙创物运智，琼出千古。然以臣等区区管见，尙有可疑者，敢布危恳，谨疏于后，伏惟圣裁。　　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傥曰，谚文皆本古字，非新字也，则字形虽仿古之篆文，用音合字，尽反於古，实无所据。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於事大慕华。

自古九州（朝鲜语：구주）之内，风土虽异，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传》曰：“用夏变夷，未闻变於夷者也。”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文物礼乐，比拟中华。今别作谚文，舍中国而自同於夷狄（朝鲜语：이적），是所谓弃苏合之香，而取螳螂之丸也，岂非文明之大累哉。　　新罗薛聪吏读（朝鲜语：이두），虽为鄙俚。然皆借中国通行之字，施於语助，与文字元不相离。故虽至胥吏仆隶之徒，必欲习之。先读数书，粗知文，然后乃用吏读。用吏读者，须凭文字，乃能达意。故因吏读而知文字者颇多，亦兴学之一助也。若我国元不知文字，如结绳（朝鲜语：결승）之世，则姑借谚文，以资一时之用犹可，而执正议者必曰：“与其行谚文以姑息，不若宁迟缓而习中国通行之文字，以为久长之计也。”而况吏读行之数千年，而簿书期会等事，无有防础者。 何用改旧行无弊之文，别创鄙谚无益之字乎？

若行谚文则为吏者，专习谚文，不顾学问，文字吏员岐而为二。苟为吏者以谚文而宦达，则后进皆见其如此也，以为“二十七字谚文，足以立身於世，何须苦心勞思，穷性理之学哉！”如此则数十年之后，知文字者必少。虽能以谚文而施於吏事，不知圣贤之文字，则不学墙面，昧於事理之是非，徒工於谚文，将何用哉？我国积累右文之化，恐渐至扫地矣。

前此吏读，虽不外於文字，有识者尙且鄙之，思欲以吏文易之，而况谚文与文字，暂不干涉，专用委巷俚语者乎？借使谚文自前朝有之，以今日文明之治，变魯至道（朝鲜语：변로지도）之意，尙肯因循而袭之乎？必有更张之议者，此灼然可知之理也。厌旧喜新，古今通患，今此谚文，不过新奇一艺耳。於学有损，於洽无益，反覆筹之，未见其可也。　　若曰如刑杀狱辞，以吏读文字书之，则不知文理之愚民，一字之差，容或致寃。今以谚文，直书其言，读使听之，则虽至愚之人，悉皆易晓，而无抱屈者，然自古中国言与文同，狱讼之间，寃枉甚多。借以我国言之，狱囚之解吏读者，亲读招辞，知其诬而不胜棰楚，多有枉服者，是非不知招辞之文意而被寃也，明矣。若然则虽用谚文，何异於此？是知刑狱之平不平，在於狱吏之如何，而不在於言与文之同不同也，欲以谚文而平狱辞，臣等未见其可也。　　凡立事功，不贵近速。国家比来措置，皆务速成，恐非为治之体。傥曰谚文不得已而为之，此变易风俗之大者，当谋及宰相下至百僚，国人皆曰可，犹先甲先庚，更加三思，质诸帝王而不悖，考诸中国而无愧，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然后乃可行也。今不博采群议，骤令吏辈十余人训习，又轻改古人已成之韵书，附会无稽之谚文，聚匠数十人刻之，剧欲广布，其於天下后世公议何如？且今淸州椒水之幸，特虑年歉，扈从诸事，务从简约，比之前日，十减八九，至於启达公务，亦委政府。若夫谚文，非国家缓急不得已及期之事，何独於行在而汲汲为之，以烦圣躬调燮之时乎？臣等尤未见其可也。　　先儒（朝鲜语：선유）云：“凡百玩好，皆夺志，至於书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今东宫（朝鲜语：동궁），虽德性成就，犹当潜心圣学，益求其未至也。谚文纵曰有益，特文士六艺（朝鲜语：육예）之一耳，况万万无一利於治道，而乃硏精费思，竟日移时，实有损於时敏之学也。

臣等俱以文墨末技，待罪侍从，心有所怀，不敢含默，谨磬肺腑（朝鲜语：폐부），仰渎圣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