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1937

《 军事纪实》倾力打造五集大型文献纪录片《烽火一九三七——从日本档案解密卢沟桥事变》（简称《烽火1937》），翻阅首次公开的战地日记，触摸尘封百年的历史档案，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感受中华儿女的众志成城！该片获得中央重大题材领导小组的高度赞扬，并于2012年7月9日获得广电总局发放的准播证，欢迎您的关注！

央视军事节目中心专题部《 军事纪实》栏目历时3个月、全程在日本拍摄的大型高清文献纪录片《烽火一九三七——从日本档案解密卢沟桥事变》（简称《烽火1937》）日前全部制作完成，2012年7月8日，顺利通过中央重大题材领导小组的审查。

《烽火一九三七——从日本档案解密卢沟桥事变》共5集，分别为《卢沟枪声》、《战意渐浓》、《烽烟四起》、《推波助澜》和《战争泥潭》。该片全片在日本国内拍摄，以日本战争亲历者对历史的口述为主线，以日本国家历史档案为佐证，走访大量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侧重梳理和解密“卢沟桥事变”中鲜为人知的细节，从日本的视角客观审视“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起因，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当年日本军政当局蓄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弥天阴谋。该片通过日本战争亲历者对战争的回忆以及反省，意在进一步加深中日之间相互的历史认识，强化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明确日本的战争责任，促进两国人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2012年7月8日下午，由广电总局组织的12位审片领导、专家齐聚解放军电视中心，审看了长达125分钟的《烽火一九三七》，所有专家对该片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这是一部少见的、非常震撼的精品电视纪录片，是一部揭露当年日本侵华历史的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电视片。原中宣部副部长胡振民说：“非常震撼，不是说教式的说历史，而是真正地从日本人的角度佐证我们的观点，用他们的资料，他们的口吻来反思战争，突出和平的主题。我觉得这个片子做得非常好，是近两年审过的片子中最好的一部文献节目。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我们是受害者，从日本的角度来阐释这场战争，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且得出更深刻的结论：日本也是受害者。^[1]从而促进两国人民反思战争，反对战争。”此外，审片领导、专家对该片的结构、叙事风格和纪实创作手法也给予极高赞誉。

2012年7月9日，审片之后的第二天，广电总局为中心发放了《烽火一九三七》准播证。晚8点，该片在央视七套《 军事纪实》栏目开始连续播出。

位于东京的国立国会图书馆在日本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功能，它收集的国内重要物品，作为日本的文化遗产将进行永久性的保存。然而，拥有如此高规格待遇和职能的图书馆，却收藏了一张普通日本人的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照片中的日本军人名叫志村菊次郎。参军前，他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东京青年。当时年仅20岁的志村菊次郎也许不会想到，就在自己入伍刚刚4个月的时候，他居然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导火索。

“九一八”事变之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日本陆续增兵进入华北。到1937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从1937年6月起，驻北平丰台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更是频繁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的演习内容是利用夜幕摸向宛平城方向的“假想敌”主阵地，在战斗准备完成后，于黎明时分发起攻击。22时40分，当参加演习的日军部队悄悄摸向 “假想敌”阵地的时候，演习地域上空突然传来实弹射击的枪声。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立刻命令原本分散的士兵集合，可在点名的时候，他却发现刚入伍的年轻士兵志村菊次郎不见了。牟田口廉也是志村菊次郎所在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的联队长。当得知志村菊次郎失踪后，他以此为借口集合大队日军，企图进入中国士兵守卫的宛平城寻找。然而，日军还没有赶到宛平城的时候，牟田口廉也得到消息，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被找到了。原来，志村菊次郎是因为在演习过程中拉肚子，之后又迷失了方向，所以没有及时赶回军营集合。牟田口廉也向所有人隐瞒了志村菊次郎被找到的消息，依然按照既定计划向中国守军蛮横地提出进入宛平城寻找志村菊次郎的要求。在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的断然拒绝后，他下令炮轰宛平城。

为什么一个基层指挥官，在没有通报上级，获得明确指令的时候，就敢自作主张发动“七七事变”？牟田口廉也非常明白日本政府及军部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侵略企图，“失踪士兵”事件恰恰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渴望出现的战争借口。对于时年49岁的他来说，这正是快速升官的绝佳机会。正如牟田口廉也所期待的，由于他亲手点燃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日军授其金鹰三级勋章，随后晋升少将。1944年，自大的牟田口廉也少将在“英帕尔战役”中，率15万日军同美英联军及中国远征军作战，他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所剩无几，随即被解除军职。而在“卢沟桥事变”中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也死在 “英帕尔战役”中，时年28岁。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立刻在众多日军军官中引起巨大争议。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武藤章积极主张将事态扩大，在没有请示上级的情况下，他立即命令作战课着手制定对华作战的具体方案。然而，作为武藤章的顶头上司，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却认为，此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机还不够成熟，应该积蓄足够力量对抗日本的宿敌苏联的威胁。

石原莞尔希望能够说服首相近卫文在即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否决陆军提出的对中国派兵的计划。但石原莞尔未曾料到，就在前一天晚上，陆军大臣杉山元已经找到首相近卫文，强硬地提出希望火速向中国派兵。杉山元认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最佳时机，日本应该在最短时间内火速出兵。

面对石原莞尔“暂缓卢沟桥事变扩大”的想法和杉山元“快速侵占中国”的建议，首相近卫文坚定地站在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杉山元的一边。在日本最高级别的五相会议上，由于军部势力的无限膨胀，整个会场几乎成了杉山元的一言堂。

在日本新泻县长冈市的一名普通市民家里，摄制组找到拍摄于1937年日本煽动法西斯主义的影片 《千人针》。所谓“千人针”，就是在士兵上战场之前，他的母亲、妻子或姐妹会捧着腰带站在大街上，向每一个路过的女性不停地鞠躬，恳求她们在腰带上用红线穿上一针。整整一天，她们要在街上恳求1000个人在这条腰带上穿上1000针，之后，让士兵带着这样的腰带上战场，以祈求他们能够活着回来。

就在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做出向中国全面增兵的决定后，无数普通青年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和煽动下，带着家人的牵挂踏上侵略中国的战场。

作为一名前侵华老兵，90岁高龄的高桥哲郎一生都在忏悔自己在侵华战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为了表达深深的忏悔，老人早已将相册里自己从军的照片付之一炬。但在他的记忆里，战争的罪恶总也无法随着那些照片抹去。

尽管日本一直在为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做着精心准备，但就在“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日军参谋总长、日本天皇的弟弟载仁亲王却颁布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 “第四百号临时命令”：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应避免更大规模的使用兵力。

此命令刚刚颁布，立刻引起在华日本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费尽周折挑起来的战争借口不能就这样失去，甚至许多日本军官故意提出降职来威胁上级。日军一线军队要求扩大侵华战争的狂热态度，让日本军部欣喜异常。因为日本军部往中国派兵的部署正是利用载仁亲王发布这道命令的间隙悄悄进行的。

1937年7月8日，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和中国代表在北平开始谈判，日方提出先决条件：让中国29军撤出宛平城。日本军部表面上以和平停战为借口，实际上则是争取调兵时间，预谋控制宛平城并扩大战争。然而中国国民党政府一再妥胁，中国29军最终以和宛平县保安队换防为妥协条件，主力部队在悲愤中从宛平城撤军。1937年7月26日22时，日军撕毁刚刚签订15天的停战协议，对日本在华北各部队下达了总攻命令。7月28日晨，日军4万余人从3个方向包围了南苑兵营，向中国守军发动总攻击。中国29军近万名官兵同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却未能挡住大量日军的猛烈攻势，南苑失守。7月29日，宛平城陷落，北平也被日军占领。7月30日，日军从大沽口增兵天津，中国守军奉命撤出战斗，平津两地沦陷。

日本“靖国神社”除了供奉大批战犯，还供奉着一个特殊人物——冈部孙四郎，死时29岁。据调查，冈部生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新闻记者，死后怎么会与战犯们一起供奉在“靖国神社”中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朝日新闻》社在第一时间增派了50余名记者奔赴侵华战场，报道战争详情，并启动5架专用飞机，及时运送战场新闻图片及文稿，这是《朝日新闻》之前从未有过的采访规模。对于《朝日新闻》来说，如此兴师动众，除了能够及时获取信息、报道新闻外，其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冈部孙四郎是《朝日新闻》派往侵华战场的50余名记者之一，被流弹击中身亡。消息传回东京，《朝日新闻》社的反应异常强烈，他们迅速报道了冈部丧命的详细过程，高度赞扬其“死的时候手里紧紧握着相机和手枪”。现年83岁的冈部添子是冈部孙四郎的堂妹，至今她仍然对当年堂哥那场异常隆重的葬礼记忆犹新。《朝日新闻》社一名普通记者的死去，怎么会引起如此大的波澜？

在日本军部看来，为了赢得民众对战争的全力支持，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停止主张和平的媒体发表言论。为了进一步笼络新闻界，军部还不断给予新闻记者更高的荣誉。冈部孙四郎死在战场上，军部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宣传机会。

迫于压力和诱惑，越来越多的日本报纸将日军宣传为“和平”的使者，将战争的责任全部加在中国身上。尤其是关于“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及事态的扩大，日本媒体的报道全部归咎于中国所谓的“不法射击”和“暴虐”，日本的国民很难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颠倒黑白的宣传塑造了狂热的日本士兵，更把日本推向了狂热的战争泥潭。

加藤克子的父亲须田松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迅速应征入伍。但从加藤克子记事起，父亲从未向她和家人提起过战场上的事情。父亲去世后的第3年，加藤克子偶然发现了父亲藏在家里的一本战地日记，在日记中，她发现了父亲可怕的另一面。

须田松柳虽然只是一名牙科医生，但是由于从小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也像无数日本普通国民一样，把“为国捐躯”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接到征兵令的第3天，须田就告别了妻子和刚刚出生6天的加藤克子，踏上了从日本神户港开往中国战场的运兵船。由于长时间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毒害，新兵须田松柳他们坚定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军阀割据等着日本去占领的国家，中国军队更是不堪一击，日本军人很快便能凯旋。但真正的战场并非如此，他们很快发现，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者的顽强意志大大超出他们的想像。

在这场陷入泥潭、迷失了方向的侵略战争中，能活着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越来越成为像加藤克子父亲那样普通士兵心中的渴望。对侵略战争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抗战军民的恐惧心理，深深折磨着这些普通的日军士兵。让加藤克子感到庆幸的是，在战争后期，父亲终于离开战场回到日本，此后他说什么也不愿再回到写满罪恶的侵略战场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