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钱国币

《三块钱国币》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一个旧式的四合院里，这里住着房东吴太太和她的佣人李嫂，以及两个学生租客杨长雄和成众。女仆李嫂因为工作失误打碎了主人吴太太的一只花瓶，唯唯诺诺地为自己争取同情，而吴太太却不理睬，她从自身的价值利益出发，强迫李嫂按原价赔偿三块钱国币。住在同院的大学生杨长雄极为愤慨，与吴太太发生口角。吴太太坚持要求李嫂赔偿，并不惜要通过抵押李嫂的行李铺盖来还账平息事端。杨长雄气急之下摔碎另一只花瓶，无可奈何地送上三块钱国币。全剧围绕花瓶事件展示主仆之间、大学生与女主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着力描写他们之间的三次交锋。第一次，争论的焦点是李嫂该不该赔花瓶；第二次，焦点是该不该典押李嫂的铺盖；第三次是由大学生骂女主人是“一个无耻的泼妇”引起。结尾以打碎另一只花瓶解决冲突。

《三块钱国币》是丁西林在抗战初期的第一篇剧作。该剧的标题叫“三块钱国币”而不叫“三块钱”，“国币”一词正反映了那个时代（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的特征，国难当头但国却未亡（老百姓还是用着“国币”）。

吴太太

吴太太是作者讽刺的对象，欺压女仆，蛮不讲理。抗战前她养尊处优，去牯岭避暑；抗战后逃往西南后方避难，牢骚满腹。女仆李嫂无意中打碎了一只花瓶，吴太太就逼她赔偿三块钱国币。虽然李嫂身上只有三角钱，她却毫无同情之心，硬叫警察来把李嫂的铺盖拿去押三块钱来赔偿，依仗钱势对李嫂强搜强适，完全不把一个弱者的尊严放在眼里：强行典押李嫂的唯一“家当”——铺盖，根本不顾一个弱者的处境，非得人走投无路不可。不管杨长雄如何从“情、理、势”的角度讲道理，就是不肯作出让步，不改变她的勒索之心。她过于强调“损坏别人的东西要赔偿”这样的死板逻辑，到了丝毫不近人情的地步。自私、吝啬、刻薄、欺人成性的剥削阶级本性暴露无遗。和杨长雄的三次交锋也充分显示了吴太太典型的庸俗的小市民习气：胡搅蛮缠、泼辣、狡辩。她听到杨长雄说她是“一个无耻的泼妇”，便不依不饶，甚至谩骂：“刚才你很会说话，怎么现在连屁也不放了？你骂了人你不承认。你骂了人你不敢承认。这才是无耻。是的，无耻！下流！混蛋！”这已完全是蛮横粗俗的泼妇骂街了。作者不加粉饰的真实描写活画出一位自私、尖刻、肆意施虐的阔太太形象。

杨长雄

杨长雄是和吴太太相对照的人物形象。作为那个时代上千流离颠沛的大学生之一，他能言善辩，见义勇为，有极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更为可贵的是他不畏权势，有着一副铮铮铁骨和侠义风范。尤其是当他忍无可忍之时，敢于以牙还牙骂吴太太是“泼妇”，则更让人觉得这是个敢作敢为、可敬可佩的青年。他随学校从沦陷区来到内地，火热的民族斗争熏陶得他“有年轻人爱管闲事之美德”。因此，他为李嫂抱不平，义愤填膺地和吴太太论情说理，争辩说李嫂是个“低级穷人”，赔不起，再说“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机会”“权利”，“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这就变被动为主动，彻底驳倒了对方，显示出他的能言善辩。最后他忍无可忍，把吴太太的另一只宝贝花瓶砸碎，凸现出他见义勇为的性格，但同时也说明他容易冲动，缺乏斗争的经验和策略，只能砸碎花瓶出出气罢了。当另一只花瓶打碎后，大学生“理屈词穷，紧闭了嘴唇，握紧了拳头”，过了一会儿“摸出了三张纸币，送上”，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结束了一场恶战。可以说，杨长雄是一个正直认真的可爱青年，是作者称颂的对象。

成众

成众是沉着稳重又不乏幽默的人。每当杨、吴二人的口角趋于白热化的当口，他便以看似不关己的态度招呼杨长雄：“下棋，下棋。”全剧结束时，成众的一声“和棋”更是让人回味无穷。但他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缺乏民族正义感。

警察

警察是趋炎附势之人。在争端中，他不自觉地站到了吴太太一边，附和吴太太的强词夺理胡搅蛮维，一口一个“是啦吗”，完全忘了自己是在“执行公务”，代表“政府形象”，以致最后助纣为虐，听凭吴太太差遭，替她跑脚跟，去典押李嫂的铺盖。

丁西林的独幕剧《三块钱国币》不仅以诙谐幽默的戏剧冲突营造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更以其揭露社会的深刻，成为一部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讽刺力作。

故事发生在民国二十八年抗战期间，娘姨李嫂不慎打碎了主人吴太太的一只花瓶，吴太太不依不饶；一定要仅有三毛钱的李嫂赔偿她三块钱国币。围绕这一中心事件，杨长雄与吴太太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在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之中，剧本展示了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弱者无以生存的社会。

丁西林是一个掌握技巧自知的喜剧作家。他的独幕剧的特点，情节比较单一，人物少，注重刻划人物性格。《三块钱国币》只有七千字左右，这是与剧作家对生活的提炼、概括能力，与他的高度艺术修养分不开的。

《三块钱国币》的第一个艺术特色，是作家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和挖掘富有喜剧性的人和事，成功地塑造了喜剧性的人物。

首先，剧作家抓住了人物的喜剧性的性格。在《三块钱国币》中，作家把剧中人物性格都纳入“例外”。吴太太是如果外省人受外省人的欺侮是一条公例，她是一个例外。杨长雄则是如果外省人袒护外省人是一条公例，他是一个例外。李嫂则是一个年纪二十以下，毫无职业经验，初出茅庐，虽得其时，而未得其主。如果一个女佣人只有赚钱，不会贴钱，只有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增加财产，不会损失财产是一条公例，她的确是一个例外。成众当然也是一个例外。这就构成《三块钱国币》喜剧性冲突的特珠性，也就使人物的性格富有喜剧性。

其次，作者善于在人物性格鲜明对比中塑造喜剧性的人物。吴太太是个资产阶级阔太太，她从上海到大西南后方来，仍过着有佣人侍候的生活。她受教育不多，自私刻薄，斤斤计较，爱和人口角，还爱自己说了算，不允许别人说个不字，所以特别蛮横。倘若别人对她的行为提出点异议，她就千方百计找别人打咀仗，胡搅蛮缠。女仆不慎打碎了一只花瓶，她见李嫂老实敦厚，无职业经验，就强迫李嫂赔三块钱国币。为了从女仆身上搜刮三块钱不惜一切手段，她搜遍李嫂全身，仅搜出三角钱，她又叫警察来把女仆的铺盖典押出去，并辞退了女仆。杨长雄对吴太太的行为不满，表示同情李嫂，她就似泼妇，唾星四溅，咄咄逼人。作为吴太太的对立面，杨长雄，他是个大学生，吴太太的邻居。他与李嫂无亲无故，但他富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爱管闲事。他擅长说理。所以，他见到吴太太无理要求李嫂赔三块钱就据理驳斥。作者正是紧紧抓住杨长雄爱管闲事，擅长说理斗争，而吴太太则是自私刻薄，蛮不讲理，抓住人物思想上、性格上的差异，进行对比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喜剧性的人物。

《三钱国币》的第二个艺术特色，就是作家不仅善于处理喜剧性的情节和人物，而且有妙笔生花的结构技巧。

《三块钱国币》的故事很简单，一条线贯串到底。戏围绕着一个女仆打碎了主人的花瓶应不应该赔偿，展开了杨长雄与吴太太的一场斗争，层次分明，脉络清晰。首、身、尾安排很贴切。如戏的开头，作者并没有按生活那样详尽罗列事件的开端，而是从能揭示人物性格之处开始。大幕打开时，吴太太和杨长雄的矛盾冲突已经开始，她正在大谈这个年头，那一个不穷呢的论调，并伺机要管管杨长雄。这样开始，使戏就较比紧凑，而不是把生活的一切都展现在舞台上，只是把富有戏剧性，足以展示人物性格的部分搬上舞台。丁西林在结构艺术土还运用了“突转”与“发现”的技巧，使戏写得富有戏剧性，引人入胜。“突转”就是指剧情突然急剧发生变化，往往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所谓由顺境转到逆境，或由逆境转到顺境。作家丁西林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就善于把矛盾推到极端，造成似乎难以打开的僵局，然而又很巧妙地翻将过来，在抑扬反正之间产生很强烈的喜剧效果。在《三块钱国币》中吴太太一定妥李嫂赔三块钱，杨长雄抓住吴太太说李嫂“毁坏了别人的东西”据理斗争，说明一个女仆给主人干活打坏了东西不应该赔偿，使吴太太理亏，变不利为有利。吴太太，杨长雄的矛盾在冲突中起了“突转”。但杨长雄从论战中“发现”吴太太蛮不讲理。因为吴太太虽在与杨长雄论战中失利，但她仍坚持让警察领仆人把铺盖钾掉，她收了三块钱国币。杨长雄对吴太太有了新的认识。杨长雄气不公，脱口而出骂吴太太“无耻的泼妇”，结果又招来吴太太的一顿炎骂。吴太太哪里是甘拜下风的人，她听到居然有人骂她，她立即向杨长雄进攻，一逼再逼，盛气凌人，杨长雄却步步后退，他懂得再用说理斗争等于对牛弹琴，所以，他也改变了战术，不再用言辞予以回击。吴太太以为杨长雄无理可欺，就得寸进尺，使杨长雄当众受辱，狼狈不堪。他“面白手颤”，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戏进入高潮。杨长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忽然看到了茶儿止放着的花瓶，他急忙艳起花瓶往地上狠命地一掷，花瓶粉碎。吴太太眼胆着又一花瓶被打碎，她气得“血管暴涨”，“双手撑腰：“你这怎么说’，杨长雄在“理缺词穷”下，“灵犀一点”，忙从衣兜钩出三张纸币送给吴太太：“三块钱—国币。”吴太太眼看胜利的局面一落千丈，仿佛一个跟头从凌空落下来，她的隐痛不得而知。情节发展一环扣一环，一波未平又掀起一波，变化多端，而又出于情理之中，这是由于人物性格和当时环境产生的必然结果。作家在剧情进展中，穿擂了杨长雄和他的朋友成众下棋的情节，颇具匠心，别具一格。成众在剧中说话不多，但他却是剧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对剧情进展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闭幕时，成众只说了一句话：“和棋。”一语双关。它表面上似乎是指杨长雄、成众下棋不分胜负，实际上是指杨长雄与吴太太斗争也是不分输赢。吴太太从女仆那里得到第一个花瓶的赔款三块钱国币时，固然可以说是打了胜仗，可是当她眼看杨长雄把自己的另一只花瓶故意摔碎之后赔她三块钱国币时，她却吃了败仗。而杨长雄因说不服吴太太而用打碎花瓶来出气，似乎是打了胜仗;但他一个穷大学生平白无辜地赔了吴太太三块钱国币，也可以说吃了一次小贬仗。戏以“和棋”一句富有喜剧性的双关语结未，耐人寻味。

《三块钱国币》的第三个艺术特色，则在戏剧语言方面。首先，语言很简洁又洗炼，台词简短，少则一、二个字，很少有大段台词。在人物性格与展开情节时明快有力。正因为丁西林善于觉察生活中古怪的现象，撷取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东西，所以语言鞭辟入里，随时随地使人物针译相对，用来揭示矛盾，显示性格。如吴太太和杨长雄关于李嫂打碎花瓶应不应该赔偿的唇枪舌剑、短兵相接的论战。其次，《三块钱国币》的语言还富有机智、风趣的特色。杨长雄在与吴太太说理论战中，他找出吴太大说话中的红漏：“毁坏了别人的东西”而认定吴太太不是别人，李嫂是吴太太的女仆，杨长雄据理斗争，说得吴太太无言以答，只好蛮不讲理地说杨长雄“胡说霸道”，表现出杨长雄的语言富有机智，含蓄，幽默，风趣的特点。

一个作家如果缺乏技巧，就不能塑造出成功的艺术形象。但是，一切艺术技巧，只有当它被艺术家用来反映真实生活和表现深刻、具体内容的时候，才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说服力。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之所以成为“五四”以来优秀独幕剧，不但在解放前受到读者（观众）的喜爱，而且，在解放以后，仍能作为剧院保留剧目上演，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活动时再次公演，这主要是作家用高度的艺术技巧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后斗争，并表达了剧作家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缘故。

当然，《三块钱国币》还有它的历史局限和思怒上的弱点。它揭示当时的社会生活还不够深刻，只揭露了当时现实生活中表面的不合理的现象，与他后来创作的《等太太回来》和《妙峰山》相比，它的弱点就更明显。

李健吾：“该剧故事是写流落在大后方的一位阔太太欺负她的女仆李嫂，同院邻居大学生杨长雄抱打不 平，和阔太太口角起来把她斗了个体面扫地。”^[1]

丁西林（1893—1974），原名丁变林，字巽甫，江苏省泰兴县人。作品有《西林独幕剧集》《妙峰山》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