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信息
明洪武末年,浙江之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福建之浦城等处,皆有银场,每年征其税课。明成祖时加重了对民间贸易的打压。由于大量发行无准备金的纸币,明朝的货币系统很快就因恶性通胀而濒临崩溃。为了杜绝民间自发以任何贵金属进行交易,朱棣下令将银矿全部收归官府所有。虽然在表面上留下部分民户矿主,但其实全都由关系户担当。任何人如果敢私自采矿,不仅自己会被判处死刑,家人也将按律遭到流放。由于经济活力遭到严重压制,大部分人便只能依赖脚下的土地为生。这无疑会使许多原本就不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崩溃。一些同勾结地方官府的富户也趁机大肆兼并土地,加上大量好地被皇庄、宗室封地和卫所占有,致使地区内的大部分人生活陷入赤贫,沦为佃农。这迫使更多的人去偷偷挖矿。明朝官府通常会在初期视而不见,等到确定对方采集成功,再派人进山抓捕。一直到后来出现财政困难,对控制全部区域感到力不从心,才僵化的将许多山地封禁起来。结果却有更多流民选择抱团进山,为自己和家人寻找一线生机。根据正统六年(1441年)时的调查,仅浙江金华一个地方的编户齐民人口就平白无故消失了40%。
在宣德年间福建岁额增至三万余两,浙江增至八万余两,地力枯竭而民不堪命。英宗即位后下诏封闭坑治,而仍有流民私开银矿。于是福建参政宋彰和浙江参政俞士悦奏请复开银场,使利归于上而“矿盗”自绝。章下三司讨论,浙江按察使轩輗力持不可,他说:“复开银场仅为一时之利,而数百器用皆出自民间,恐怕有司横加科扰,其患尤深。不如择官典守,严加禁捕,盗自衰自息。朝廷用轩輗言,不开银矿。”
到正统七年(1442年)明朝已3次出兵西南地区,并消耗了大量库存资金。为了弥补军费亏空,就催生了更高的农业税与白银索取。原本在浙江处州担任衙役的叶宗留也因此失业,并依靠自己在乡邻间的号召力,带着王能、郑祥四、陈鉴胡、陶得二、叶希八等800人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的仙霞岭、铜塘山一带私开宝丰场、少亭坑诸银矿谋生。两年后,新的银矿顺利开采,也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仙霞岭是明朝明令封闭的禁区,严禁流民进山采矿。因叶宗留带领的人多,地方官府便上报了朝廷,明廷命福建、浙江两省派兵搜捕。叶宗留即据守要地,铸造兵器,武装自卫。为了应对官府派兵追捕,叶宗留便利用铜塘山险要的地势,“铸冶兵甲”,组织武装,保护流民开矿,并公开反对官府对矿业的垄断和封禁,要求矿业自由经营。此时的叶宗留已将队伍发展到数千人,并用开采的白银购买了武器和盔甲,成为树大招风的地方刺头。
正统九年(1444年)六月官府令收民矿为官有,对私自开矿者处以死刑,家属发配边疆,“如有不服追究者,即调军追捕”。闰七月初一日,英宗命户部右侍郎王质前往福建、浙江重开银场。令福建岁课银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余两,浙江岁课银四万一千零七十余两。盖虽比宣德年间减半,而已是洪武时的十倍。至于内外官属供亿之费远过于公税,这导致百姓更加贫困。羽翼渐丰的矿工也向对方发出战书。7月,明朝出动1000官军前来赴约,并毫无悬念的被精壮矿工们干翻。领头的福建参议竺渊还被叶宗留亲自射箭击杀。这则消息很快在附近山区流传,并引起各路矿盗团体的响应,轰轰烈烈的矿工起义就此正式展开,义军转战于闽浙赣三省边界。。至于众多部署在周遭地区的防御卫所却没有任何办法加以限制。
正统十年(1445),叶宗留率众进攻江西永丰,后转移至浙江处州、云和等地。当时,福建省的邓茂七也聚众谋反,势力最大,叶宗留、陈鉴胡率众投靠了他。他们在浙江、江西、福建一带流动劫掠。
正统十二年(1447),叶宗留率起义军从浙江庆元进入福建浦城、建宁,并占领江西铅山的车盘岭,控制了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的交通。叶宗留势众,遂称王。
参议耿定、佥事王晟及都督佥事陈荣、指挥刘真、都指挥吴纲、龚礼、永丰知县邓颙;前后围剿战败,死于阵上。遂昌苏牙、俞伯通又聚众劫掠兰溪,与邓茂七等遥相呼应,远近震动。
浙江巡抚张骥到任后,派遣金华知府石瑁出兵击斩了苏牙,安抚了余众。正统十三年(1448),陈鉴胡攻破浙江松阳、龙泉。这时叶宗留亲率起义军与明军激战,中伏被杀。陈鉴胡自己单干,并将叶宗留的人马收为己用,势力大增,于是称王,国号太平,年号泰定。
次年陈鉴胡被丽水县丞丁宁和地主王世昌欺骗而投降官府,随后就被秘密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