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诛国贼救学生电

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举国愤怒，咸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今号为民国，乃政府于民之所好则必恶之，民之所恶则必好之。若曹汝霖、章宗祥，累年以来，国民所视为奸邪蟊贼者，然政府倚为心腹爪牙，托为牙人经纪。夫天下古今，安有牙人握券持筹于内，而国民呼号力争于外，而能获胜者乎?又安有牙人坐获中饱大利，富极贵溢，国民莫之谁何，而不从容继续出卖者乎?在曹汝霖、章宗祥无复廉耻，无有天良，上不畏天，下不畏民，无可责矣。若诉而望政府去之乎?然政府怙其威权，不恤国民之怒而倚用之，亦无可望、无可责矣。然则曹汝霖、章宗祥发愤以中国土地人民权利出卖，无所不至，若李完用然，吾国民俯首听之之罪也。然吾国民虽衔恨曹、章至于入骨，然以道途隔远，无如之何。所以讨恶数罪者，惟有腾之颊舌，扬之笔札而已。则曹、章任他笑骂，好官自我为之，亦既久阅习惯，笑视苦无。何足动其方寸之丝毫?何能使其党徒之悔艾哉?

夫以卖国之利不可思议如此，卖国之后无所惩艾如彼，故自清季以来，相沿相师，无忧无惧，党徒日众，卖国成风。则我五千年之中国，二万里之土地，四万万神明之胄，日供其牛马犬羊之束缚出售，以供人之屠宰，至亡国绝种而后已。至今乃讨之，亦已晚矣，岂复有救哉！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假令其徒党亲戚有不快者，必无四百人以上。则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者也。

夫今之中华，号称民国，以民为主体，非如专制时之政府为主体也。其法律生杀，以民意为主，非如专制时之以政府为主也。在今政府，或上承从前专制之旧，或以学生擅殴大僚为应有之罪，而忘今之为民国，政府只有奉行民意而不得专擅也。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即非民国，而在欧洲、日本诸君主国，凡有众怒之举，政府无不徇民意而屈从之。即至近癸丑年，日本东京之众殴阿部局长，何能捕戮罪人?且日本外交何常少败，而阿尚被众怒而杀之。若曹汝霖、章宗祥而在日本，则众怒诛之久矣。凡国民有发愤而聚众示威，欧美、日本之成例，苟不持兵械，举动至文，政府只有恐惧修省，从无严办之者。吾政府之专横行为，罔畏于国民久矣。由北京市民承专制之余威，畏威怯缩，久成风尚之故。北京之市民如此，各省国民虽愤怒而无可如何。盖遍考欧美之能从民意，政府之畏民碞，皆由京都民气能张之故。今有学生代表京都民气，则吾政府知所警畏，后此不敢专横卖国，犹有望也。《诗》不云乎：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今布告吾全国四万万国民，如有以为学生此举为不然者，若得多数，则学生宜依常律罪之；否则，学生为代表吾中国民意以公共诛国贼者，吾全国人宜唤醒以救被捕之学生，而日请诛卖国贼。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康有为。鱼。

此文出自于《康有为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1]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死于青岛。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也是书法家，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曾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