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暴动

1956年双十节期间，国民党曾在九龙策动了一场暴动。期间香港黑社会“14K”等乘机作乱，致使九龙半岛的社会秩序失控长达6天，大部分地区有5个晚上实行宵禁，在最紧张的日子里甚至实施持续两天三夜的戒严，市面上一片死寂。闹得最凶的地方是荃湾，暴徒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次事件被称为“九龙暴动”“双十暴动”。

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后，大量原来倾向国民党之人员移居香港。每年10月10日时值“中华民国国庆”（又称“双十节”），他们聚居的地方皆会挂上大量“中华民国国旗”，数量甚多，旗海飘扬。

1956年10月3日，市政卫生局徙置事务委员会举行内部会议，规定不得在徙置区的楼宇墙壁张贴旗帜或装饰物，但不反对悬挂旗帜。10月10日上午9时，两名徙置事务处职员撕去张贴在李郑屋徙置区G座6楼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于10时30分拆除悬挂大厦外墙的大型“双十”徽牌。居民发现后，数百名群众于上午11时包围徙置区办事处，两名职员一度重贴旗帜以平息事态，奉召到场的警员在劝阻民众后离开。未几，人群再次聚集，到下午1点左右已达2000人，示威者其后向警方提出三项要求，包括要求香港当局政府送出一串十万头的鞭炮；在大厦外墙悬挂孙中山及蒋介石的画像及“中华民国国旗”；徙置区职员登报道歉，并向孙中山及蒋介石的画像下跪叩头认错。示威者的要求未获当局答应，并且与警员对峙。

下午2时，由助理警务处长率领的60人防暴队奉召到场低调的戒备。直到2时25分左右，两名徙置处职员离开办公室时被追打，示威者不满警员出手营救，于是从附近的士多取出汽水樽，向警员投掷。防暴队于是施放四枚催泪弹，驱散群众。至2时30分，四队约360人的防暴队抵达现场支援，其中一队防暴队正处理大楼传出的火烟时，被示威者从两座两座徙置楼宇之骑楼上抛掷石头，于是再发射三枚摧泪弹。警员其后发现示威者将徙置区办公室抢掠一空，大批家私及档案被纵火焚烧。直到下午3时30分，警方认为骚乱大致平息，两队防暴警察在现场戒备，青山道重开。

然而，傍晚6时30分左右，示威者再度集结，以粗言秽语辱骂警察。示威者于傍晚7时展示大型的“中华民国国旗”，并开始强行冲击警察的防线，不时向警员掷石。晚上8时10分，防暴队再次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但群众在青山道及东京街交界再次聚集，试图扩大骚乱的范围。正当李郑屋徙置区的骚乱正遂步平息之际，一群由黑社会十四K及和安乐的黑帮成员携带国民党旗，在晚上10时率众由石硖尾徙置区出发，并在大埔道及青山道交汇处集结，向车辆掷石，袭击附近的嘉顿厂房。警方其后封闭多条道路，禁止新界及九龙南部的车辆直往骚乱地区，并调派五支防暴队在场驱散群众，政治部探员亦到场进行调查。由于抗议群众四处集结分散，使得主要以警棍及摧泪烟作为武器的防暴队难以应付。

此时，两部奉召前往青山道的消防车驶进大埔道及青山道交汇处时，被掷石袭击，其中一辆的司机头部受伤，消防车失控撞上行人路，酿成2死及多人受伤。到场拯救的救护车被抗议群众围攻，随后到场的一辆陆军救护车的司机被硬物击中，失控撞上已失事的消防车。前往现场视察的副消防局长所乘坐的吉普车，驶至大埔道与南昌街交界附近，被截停推翻并纵火焚烧。警方随后增援至11队防暴队现场，但骚乱已经蔓延至长沙湾及旺角一带，暴徒于凌晨试图冲击位于旺角道的旺角警署，骚乱一直蔓延到柯士甸道，抗议群众化整为零的捣毁劫掠，更冲击左派工会及学校，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才回复平静。

英军与防暴队联合巡逻，最终平息骚乱10月11日上午10时，抗议群众再度集结，青山道的南华玩具厂、中建国货公司、广州钢窗厂先后被袭击，嘉顿厂房再度被暴徒掠夺及纵火。深水埗、旺角及油麻地一带继续有抢掠事件。部份地区被右派三合会封锁后，路过者被要求挂上“青天白日旗”方准放行；未有国旗者只能以5元至20元不等（当时原价为5角）的高价，即场向三合会买旗。由于情况未受控制，警务处长麦士维下达命令：“对暴动不惜以任何需要之方法尽速加以控制，如因情况需要时，应断然对暴徒开枪”。暴力抗议仍然持续，深水埗邮局被袭，多处有车辆被焚烧，外国人亦成为袭击目标，暴徒截停外国人驾驶的车辆，拖出乘客拳打脚踢。瑞士驻港领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恩斯特（Fritz Ernst）及其夫人，在下午1时许乘搭的士驶经大埔道及青山道交汇处，被把的士推翻并纵火焚烧，事件造成两人及副领事夫人死亡、副领事重伤。警方在场拘捕7名参与事件的抗议群众。

中午12时30分，布政司戴维德代理休假的港督葛量洪主持会议，检讨骚动局势，并决定出动驻港英军协助。英军派出三营步兵连同侦察车开往九龙，协助警方防暴队于下午2时重新布防，逐步稳定场面。傍晚，政府决定当日下午7时30分至10月12日上午10时在九龙实施戒严，期间所有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渡海小轮及九广铁路英段停驶，部分公共服务停顿，其后将戒严延至10月14日上午10时，为香港历史上的首次戒严。三营陆军驻守各区警署，将九龙分为三个防卫区：第一营负责九龙西北一带的主要暴动地区，南至界限街；第二营负责界限街至柯士甸道一带的旺角及油麻地等地，东至九广铁路沿线以西；第三营负责九广铁路沿线以东的东九龙地区。驻港英军更于10月11日傍晚至10月14日实施空中侦察，驻港皇家空军及皇家香港辅助空军共出勤25架次，监视骚乱的最新发展。

西九龙地区的局势虽然逐步稳定下来，但骚乱蔓延到九龙城、土瓜湾及荃湾等地。2千余民众在下午5时许大肆破坏停泊九龙城巴士总站（现世运公园）的巴士，位于侯王道的长城制片厂及万里片场被抢掠。红磡黄埔船坞在傍晚有暴徒集结，向警察掷石，警方其后开火连击并动用装甲车驱散群众；观塘道三间小型工厂、李郑屋、大坑东、牛头角及何文田等徙置区在10月11日至12日期间，均有零星的纵火报告。警方与驻港英军逐步平息骚乱后，大举搜捕参与暴动的人员，在李郑屋、大坑东等地拘捕1千多人，并根据1956年10月14日制定《1956年非常时期（拘留）规例》有权无须经过裁判司署审理而拘留疑犯14天，以便侦讯，经港督酌定后可将扣留期间再度延长14天。

10月11日下午4时30分左右，50多名女工集结在宝星纱厂外，高唱《几时回家乡》等歌曲。该厂宿舍曾于10月9日发生拆旗事件，该厂主管曾经命令右派工人移除宿舍内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右派工人认为厂方干涉他们庆祝“中华民国国庆”，于是在10月10日至11日在华兴学校举行会议决定通过暴力解决。10月11日晚上，暴徒先后冲击会德丰纱厂、东南纱厂、宝星二厂及南海纱厂，要求厂方挂上“中华民国国旗”、开除左派工人、承认右派工会、日后雇请员工要得到右派工会同意等。暴徒又到工联会工人医疗所、纺织染工会福利部及丝织工会福利部所在的木绵下村，以及位于海坝村的搪瓷工会荃湾分会，在上述左派机构大肆抢掠纵火，殴打职员，一名工人医疗所的助理护士遭到轮奸。

最后暴乱在11月14日平息，总共最少造成60人死亡，300人受伤，超过1000人被捕，当中部份人被逮捕释出境后选择前往台湾。

《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港督葛量洪于1956年12月23日将《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送呈殖民地部大臣，指出并无证据显示事件是有预谋发动，而是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三合会成员试图扰乱社会秩序，而达致其犯罪目的。葛量洪所持的主要理由包括：暴动范围仅局限在九龙地区，而未有组织性的蔓延到港岛地区；次暴动的中心－九龙北部，一直是香港罪案率偏高的地区；暴力事件多为国民党支持者与三合会成员连结，向左派工会清算旧帐，试图夺取劳工界的主导权，而并非带有鲜明之政治目的等。

虽然港府在《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坚称没有证据显示事件是被策划，但国民党特务在事件发展与推动唆使无异相当明显。1950年代为逃离战火而来港的大量内地移民谋生艰难，经济情况不佳，加上政治的挫败感，最终酿成骚乱。

港英当局一开始就把这次暴乱定性为“左右翼人士之争”，但是这个说法欠缺说服力。港英在《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中强调：暴乱是黑社会所为，没有证据证明是有计划的预谋，这是刻意为国民党卸责。

从1948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开始，英国人就担心中共会解放香港，其后又害怕香港的工人闹事，解放军借口越过深圳河。从那个时候起，港英就把它的政策调整为抑左扶右，但是它万万想不到的是国民党竟然向它的统治权威挑战。这个政治上的老狐狸尽管胸口上捱了一拳，它还是包庇台湾，目的是继续利用这支政治力量来遏制亲共势力，于是乎，三合会就成为代罪羔羊。

港英表面上不公开国民党的罪状，暗地里却是进行大搜捕。暴乱之后，国民党的骨干人物部分被港英逮捕、投狱，部分撤退到台湾，基层实力大大削弱。到1958年，风声已过，入狱的人士已出了狱，国民党企图在这一年的双十节再搞一次。不过港英警方不敢怠慢，再度以打击黑社会的名义拘留了1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