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控制权

伯利和米恩斯认为，控制权是通过行使法定权力或施加影响，对大部分董事有实际的选择权；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控制权“是一组排他性使用和处置企业稀缺资源(包括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权利束”。我国学者周其仁认为，企业控制权就是排他性利用企业资产，特别是利用企业资产从事投资和市场营运的决策权。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则罗列了监控者(即剩余索取者或所有者)的剩余权力：他可以独立于其他所有者的合同，而与他们进行合同再谈判。

自从格罗斯曼、奥利弗·哈特和约翰·莫尔等人提出不完全合同理论后(以下简称为GHM理论)，对企业控制权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剩余控制权。格罗斯曼和哈特最早明确提出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并用剩余控制权来定义企业所有权即产权。哈特认为“剩余控制权是资产所有者可以按任何不与先前合同、习惯或法律相违背的方式决定资产所有者的权利”。我国学者杨瑞龙、周业安等将剩余控制权理解为企业的重要决策权。

完全合同理论框架下的标准委托代理理论先假设控制权来源于所有权：委托人提出一个合同安排，由代理人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即便代理人有信息优势和机会主义倾向，委托人总可以通过对代理人的激励与约束相容，促使代理人朝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目标而付诸行动。委托人对合同(交易)的控制权自然源于其对物质资本的所有权。

哈特和莫尔的不完全合同理论也认为，“由于合同不完全，所有权是权力的来源”，而且“对物质资产的控制权能导致对人力资产的控制权”。我国学者张维迎从风险、监督的难易程度论证了“资本雇用劳动”的逻辑，证实了企业的控制权来自物质资本。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在企业的团队生产中，为减少成员偷懒而实施有效监督的监督者特权，源于他是剩余索取者，是物质资本的所有者。

长期以来控制理论漠视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如格罗斯曼和哈特认为对非人力资本的控制将导致对人力资本的控制。人力资本从属于非人力资本，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日渐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日本企业对经营者赋予大量的控制权。二是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企业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周其仁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人力资本(包括员工阶层和经理阶层)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签订的一个特殊契约。巴泽尔、Rajan和Zinglas等认为，人力资本属于主动性资本，它决定企业其他资本和人力资本本身能否获得回报以及获得多少回报。因此，企业人力资本的拥有者理应取得剩余索取权。布莱尔认为，既然经理、员工都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对投入到企业中具有专用性的资本承担了风险，也应与股东一起分享企业所有权。周其仁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与人身不可分离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员工可以随时关闭自己的人力资本。因此，对现代企业中的员工只能激励不能压榨，员工毫无疑问拥有对自己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按照哈特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称的要求，承认员工拥有剩余控制权，那么员工就应得到剩余索取权。

法玛和詹森按照企业的决策程序，将企业决策划分为决策经营和决策控制，前者指提出资源利用和契约结构的建议及执行已认可的决策，即决策提议和贯彻；后者指对所需贯彻的提议作决策选择及考核决策代理人的绩效并给予奖励，即决策认可和监督。

哈特和莫尔将企业的契约性控制权区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指能在事前通过契约加以确定的、在不同情况下如何行使的控制权；剩余控制权指在事前没有在契约中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是决定资产在最终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力。

阿洪和梯罗尔将控制权分为形式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形式控制权指理论上是由谁做出决策，一般源于所有权，如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具有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但具有形式控制权的人未必是实际控制权的主体；实际控制权是实际做出决策的权力，实际控制权来源于对信息的掌握。

引进资本必将稀释股权，股权失去必将控制权旁落，这样的资本定律看似固若金汤。实际上，美国在资本运作中早已发现，资本与企业的利益不尽相同，并发明了一套‘同股不同权，同权不同股’的股权制度。比如，将股权分成普通股和决策股，普通股只有分红套现的权利，而没有决策的权力。而同样是决策股，不同层级的人员拥有的投票权也不一样，有的每股拥有10个投票权，有的每股拥有1个投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