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反入城斗争

外人入城问题，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绝不是像今天这样看起来是小事一桩。《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这就是说，一般英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旅行者及其家属）可以居住在港口，英国女王任命的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邑。　中方认为，按中文字义，城邑不一定指城内，条约未给英国人人城的权利。《南京条约》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中英双方在条约约文的理解上，发生了歧异。按照当时欧洲人通行的国际法，《南京条约》的两种文本（当时没有第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在文本的解释发生歧义时，应允许双方各执己见。事实上，这两个文本都是英国提供的。英国人提供的中文约本，把港口和城邑区别对待，说明港口和城邑不是一处地方。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来源的不同解释。在中方看来，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条约的理由不充分。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

有学者认为，入城并不能给英国人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英国人更多侧重于心理方面。在英国人看来，他们是“高等民族”，拒绝入城是对他们的污辱，他们企图用入城的手段来击垮清政府力图保持的“天朝”颜面。

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这个评论是客观、公允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如果发生类似入城问题，完全可以拿到谈判桌上加以讨论，或者签订补充协议，加以明确规定，用不着使用战争手段。在当时英国的炮舰政策下，修约也好，要求入城也好，都是一种侵略手段。广州绅民的反英入城斗争是鸦片战争以后中英关系史上的大事。它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战时及战后英人侵略行径对国人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广州绅民传统“华夷”观念对英人入城的一种本能排斥与抵制。广州绅民的反英入城斗争充分展现了国人抵抗外敌入侵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再加上没有先进理论作为指导，广州绅民的反入城斗争并未能抵挡住列强对中国的进一步侵逼与危害。

首先看一下战时及战后英人在广州的作为。据载，英军在进攻广州和撤退前后，经常下乡骚扰“捉百姓鸡鸭，予取予夺，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英军的这些暴行在中国民众当中造成极坏的影响，自然“在一些于战争时期无辜遭受苦难的人的心灵里，种下了深仇大恨”。战后，部分英国人则处处以胜利者自居，自视为高等民族，做出了一些有违中国传统、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英人的这种僭越中国礼仪传统、恃强凌弱、傲慢无礼的行为当然令中国人极度地反感与敌视。

另外，鸦片战后，因“华夷杂处”，中外平民间冲突不断。对于每一次冲突，不问事件的来龙去脉，英人都气势逼人地蛮横要求严惩罪犯、赔偿损失，甚至驶来兵船相威胁，中国政府被迫照办。

这种经战争酝酿起的对英军的仇恨，通过不断发生的中外纠纷事件的发酵，最后发展成盲目的、不加区别的仇外情绪。在这种仇外情绪支配下，广州绅民不能不对英国人的入城动机多一份怀疑、敌视与惊惧。1846 年英人提出入城时，“广东省水路乡村志士义民公檄”就认为英人“不敢觊觎我粤者，惟不得入城，探视地势与消息矣。今公然奉示入城，不但强悍霸占，欺凌百姓，其害更有不可胜言者。”既然英人进城别有图谋，妄想扩大侵略，扰害百姓,那么理所当然不能准其入城了。由此可以看出，广州民众在惨遭战争蹂躏后，那种极度害怕战火复燃，生灵涂炭，如惊弓之鸟般地不安与恐惧。

深植于中国绅民心灵深处的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更是极大地左右并影响了民众在入城问题上的态度。“华夷”观念是华夏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政治文化理念，是建立在华夏文化无比优越基础上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它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看待周围的世界，自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文物制度、礼仪典章无与伦比，周围诸族则是偏处化外、须对“天朝上国”输诚向化的蛮夷。华夏文化的辉煌灿烂令汉族人民产生了无比的优越与自豪感，但同时也培养了对外族轻视、仇视与鄙视的情感。降至清朝，“华夷”观念更是发生歧变，趋于保守与僵化。朝廷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外严格强调华尊夷卑、别华夷之辨，极力限制中外交往，竖中外大防，鄙视和排斥包括西方诸国在内的各国文明，养成了目空一切、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的虚骄之气，形成了民族畸形的对外心态。

鸦片战争失败，堂堂天朝上国败于“蕞尔岛夷”，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被迫撕开了一个缺口，但是，中国各阶层民众浓重的“华夷”观念并未改变。相反，因战时英人的凌辱刺激，战后中外纠纷事件的经常摩擦，英人不断地入城请求，回归以中华为中心的“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令行禁止，四夷来王”的天朝上国的封闭社会的呼声反而更加高涨。战后广州绅民的反入城斗争正是此种心态的反应。首先,华尊夷卑，英人不该入城。在中国绅民看来，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是军事上的失败，文化上，中国仍是居世界中心，统驭四方、化外蛮夷输诚向化的礼仪教化之邦。中华皇帝还是恭承“天命”统治天下，君临万邦的天子。正像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中所说得那样，“我大清抚有区夏，二百年来，列祖列宗，以圣继圣，举凡食毛践土，久浃帝德而洽皇仁，即在化外穹荒，亦戴天高而履地厚。四海澄镜，万国梯航，距中国数万里外，西南诸夷，亦莫不侯风占月，输诚效顺。”这种以尊临卑、以天朝临蛮夷的天朝大国心态在情感上自然把挟坚船利炮，破门而入的英人看作是触犯“天子”的逆类。“我圣上为安抚及保护外夷，免受战争损害起见，特准其在规定五口通商贸易，以示深切关怀”，英人对此本该感恩戴德、安心贸易、不该别有妄求，但是，他们竟欲壑难填、得寸进尺、背弃和约、要求入城。这真是不知信义、贪得无厌的犬羊之举。其次，建立在华夏文化优越基础上的“华夷”观念，倡夷夏之辨，明人禽之辨，以是否遵奉华夏礼乐教化、仁义道德来辨别华夷。如果夷狄向心归顺，接受中华文化,便是中国，即“夷狄入于中国，则中国之”，反之，不守华夏之礼，则与禽兽无疑。这种“华夷之辨”、“人禽之辨”的观念在夷夏对峙之时，更是甚嚣尘上，往往成为攘夷和排外的政治口号。

1842 年11 月，士绅刊刻“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反对英人入城。当时中国朝野上下对英人入城的一致共识。在中国绅民看来，英人是生活在“蛮陌之邦”的化外蛮夷，他们“践土食毛”、“不知礼仪”，且“犬羊成性”、“居心险诈”、“狼心兽面”，不齿为人类，如果疏于防范，必会启其玩侮之心、招致祸端。若想杜其觊觎之念，防患于未然，唯有构筑严格的夷夏之防体制来限制中外的联系与交往，严防英人窥伺与内外勾结，尽可能使英人不能明了中国的真相，使之莫测高深。正是基于此，广州绅民坚决反对英人入城。

广州绅民这种防范外夷的传统思想策略，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以谋求“天朝上国”的和平安定，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民众对于“逼近榻前，益增心患”将“成为百姓之大害，国家之大忧”的西方扩张者的担忧与恐惧。这种根植于夷夏冲突政治土壤上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强烈排他意识，体现了广州绅民浓重的华夷观念。鸦片战争的惨败在广州人民心中留下的创痛巨深，而战后英人在广州的骄横跋扈则更加激起了广州民众的愤怒与敌视，于是广州绅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英入城斗争。广州绅民这种勇敢抗击外来入侵者的不屈不挠、决不妥协、屈服的斗志，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与爱国激情。

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再加上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广州绅民只能以传统的华夷观念作为思想武器,希望通过构筑中外严格的大防体制，来重新关闭被迫打开的国门，拒“夷”于门外，从而求得国家的和平与安宁。这种做法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是却不能彻底驱逐、战胜侵略者。具有无限扩张欲望的资产阶级以坚船利炮为武器，以征服掠夺为动力，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对于中国同样如此，它是不会满足于仅仅在中国的几个口岸通商的，它所要的是中国全境的开放，是希望打破“一切有限制的商业制度”，要求一切国家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他原料和粮食”。于是，1856 年，英国人以“广州入城”为借口之一，联合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广州，中国面临着列强更进一步的侵逼与危害。

鸦片战争前

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一向居住在广州城外的洋馆。清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其中虽有英国人可以在五口居住、贸易的条款，但没有准许英人入城的规定。可是，英国侵略者于二十三年六月（7月）肆意曲解《南京条约》，恃强要求入城。广州城乡人民在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深受烧杀淫掠之害，切肤痛心，所以万口一辞，坚决不许英人入城。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以反抗英国侵略者为主旨的社学人民武装遍布各地，在升平社学的领导下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英国侵略者认为入城与否，直接关系到自己的“体面”和侵略利益，利用各种手段胁迫清政府官员屈服。美、法也支持入城要求。于是，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就成了鸦片战争后中英关系上的突出问题，成为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反侵略斗争。

道光二十四年

德庇时（1795―1890）就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以后，又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耆英于二十五年二至十月间，多次复信德庇时，卑躬屈膝地表示：“本大臣与贵公使，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对“入城一节，……并非本大臣别有意见”，“无如众志甚坚，牢不可破”，“若强行势迫，诚恐激起事端”，“此中为难之处，不独上帝可以鉴察，贵公使应亦谅及苦衷也”。乞求英国宽予时日，等他说服士绅，疏通民情，再行进城。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德庇时邀耆英到香港，当面恫吓：如再不许进城，英国“只可动兵”，别无选择。要耆英就进城一事，张贴告示，晓喻居民。耆英奏请道光帝：“复查前议条约，并无准夷人进城之说，而稽查历来案牍，亦无不准夷人进城明文，且福州、宁波、上海等处，业已均准进城，独于粤省坚持不允，尤难免有所借口。”道光帝批准。耆英遂于十二月十六日（1846年1月13日），与广州巡抚黄恩彤联衔贴出告示，准许英人入城，禁止省城内外绅民人等阻挠，同时派广州知府刘浔到英国兵船同德庇时密约进城日期和准备工作。告示一贴出，立即被人民群众撕得粉碎，并且在城厢内外到处张贴痛斥耆英的揭帖，例如：“赃官误国，甘丧廉耻。从夷所欲，天实厌之。倘夷进城，鸣鼓攻之。”有的直揭耆英之名，提出“倘有不测变端，我中华百姓，先杀勾通卖国之奸官，然后与鬼子决战！”十八日，数千群众闻知刘浔从英船回城，纷纷拽带刀械，冲入广州知府衙门，烧掉刘浔的朝珠公服，烧毁内署住房数间。刘浔越墙遁出奔告耆英。次日耆英贴出拒绝英人入城告示。二十一日，又照会英国公使，哀求英人不要入城。人民群众纷纷贴出《公檄》，无情揭露英国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号召群众约期进攻城外洋馆，“内则斩诛丑类，外则焚毁其巢，同心合力，尽剿根株，以彰天讨而申公愤”。德庇时慑于群众威力，缩回香港。这次英人入城的企图没有得逞。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野心不死的德庇时又率军舰20余艘、侵略军1000余人，突袭虎门，闯进珠江，泊十三行附近，强要进城，并欲在城郊强租土地。社学壮勇迅速武装戒备，广州城乡人民纷纷贴出揭帖，号召“四民人等，务宜齐心杀绝，不准一步入城”。二十一日，耆英在人民强大的声势下不敢公然答允德庇时的侵略要求，暗地里却擅自承诺自二十二日起算，过两年民愤稍缓再让英国官兵进城。同时，奏请朝廷赴京述职，赶忙离开了广州。二十七日广州全城士绅集议制定《防夷章程》，组织街约团勇1万余人，严防英人强行进城。

道光二十八年春

徐广缙（1797―1858）继耆英任两广总督，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总督文翰（1803―1863）也代替了德庇时的职务。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2月17日），英国公使文翰率领兵船到达虎门口外，与两广总督徐广缙会议，要求覆行耆英两年前的密约，届时进城，并以驾兵船到江苏、天津相威胁。社学群众闻讯，纷起反对，一时雷动云合，旬日之间，广州城厢内外人民组织起来的团勇有10多万人，按地段编练队伍，每日操练战守，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绅民还捐资60万两白银作经费。与此同时，棉花、棉纱及匹头行宣布暂停对外贸易；升平公所发表宣言，订出防守城北条例，防止英人强行进城。社学还派人劝说徐广缙阻止英人入城。徐广缙在广州人民的压力下，也在社学团练的支持下，三月十四日照会文翰以广州绅民不同意，拒绝英人入城。他在赴英船拒绝文翰的要求时说：“百姓之不肯听尔入，……当有所闻，亿万同心，我更何能自主！”文翰企图扣留徐广缙，珠江两岸10万群众严阵以待，杀声震天，准备与英国侵略者决一死战。文翰无可奈何，只好放回徐广缙，暂时放弃了入城的要求。十七日，文翰登报“不准英人入城”，并复照会给徐广缙，把入城问题作为未决悬案，不再辩论此事。广州人民坚持7年之久的反入城斗争获得了胜利。

1846年在英国公使德庇时胁迫下，两片总督耆英与广东巡抚联合发布准许英人入城的告示。群众将告示撕毁，耆英派知府刘浔与英人密订入城日期，数千名群众闯入府衙，将刘浔的朝珠、公服烧毁，德庇时被迫将兵带回香港。

1847年4月3日（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德庇时再次提出入城要求，并把兵船闯入省河，由于广州人民的斗争，英方没有得逞。但耆英与英方密约两年后开放广州。

到了1849年4月英国公使文朝以两年已满，要求履约入城。继任粤督的徐广缙看到人民的激烈反抗，不敢实行密约。英国侵略者又使用武力威胁，把兵船再次驶入省河。广州各乡社学勇10万多人齐集在珠江两岸示威，迫使文翰放弃入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