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科

民科一开始指中国体制外、非官方的民间科学家，后延伸为泛指所研究课题不属于自己所学专业领域或在所研究领域没有取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

民科是自称民间科学爱好者的一类群体的简称，但又区别于广义上的科学爱好者和非官方科学家，本质是梦想着不需要学习，只凭借胡思乱想就推翻科学大厦的“妄人科学家”。^[1]自我标榜“民间”是他们认为“官方”都是错的，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热爱科学的。^[2]民科并非指“来自民间的”，大学教授也可能是民科，鉴别民科的关键在于有无科学精神，也就是“拿证据来证明’的精神，而不是说空话的精神，站队的精神，煽情的精神。”

他们身上具备的一般特征有：都对“科学”富有狂热而近乎执拗的热情，却不曾接受过基本的专业训练，也无意接受科学训练；并以“独特之梦想”为由，拒绝进入科学共同体、拒绝接受同行评议、拒绝承认既有的专业规范，拒绝从专业领域出发的任何批评。^[3]

“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是“民科”与另一个群体“业余科学爱好者”之间的根本区别。^[4]

民科们往往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因此不能与其进行基本的学术交流。

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多对民科持否定态度。科学理论并非空中楼阁，需要经得起严密的论证，必须得有数学框架和大量反复的实验。民科的真正对立面是科学而不是官科，科学需要系统而不是妄想。^[5]

“民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类容易忽视的精神疾患，民科往往看不出有行骗的主观故意，他们是真的坚信自己的妄想信念。^[6]

民科典型

周少辉（“发现”了“中国地图是画”）^[7]

魏恩庆（“创立”了“光力学说”及其“数学模型” F=mvc/l，修改质能公式为E=mvc)

刘武青（“发现”了“刘武青光旋效应”）

李三清（“创立”“统一理论”，曰“大道至简，总揽全局”）

民科笑话(17)宋立强（“发现”“磁力线本质”，磁力线“是客观存在的”）

三江方士（“发现”了中华级数，“证明∑1/n=61.351783352…”）

何加林（研究“雷电规律”）

吴水清（相对论“研究家”）

崔立 （“研究”永动机，第二代永动机“获奖”）

黄远杰（百度民科吧前吧主，“研究”磁质论）

栾才旭（“研究”“栾氏运动”）

宋卫芳（“解决”“证明”古希腊三大几何难题，百度ID“秋色真美妙””反伪科学战士“，业内称为“三小无猜”）

廖凯原（研究轩辕纪年，由KQID引擎提供动力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

雷绍武（研究“运动力”，试图推翻牛顿力学等体系）

郭英森（提出“加速系+引力波+物质波”的“新物理学”概念。并宣称可以使其民用，自称研究出飞碟飞行原理，被一些网络大V热捧）^[8]

王令隽 ( 反对相对论，反对量子力学，反对场论 )

凡伟(发现“电荷是不存在的”)

唐北雁 ( 发现“万有光速引力公式F=2Mm/(cr²)” ，“继承发展”牛顿力学，自称尚未被官科反对，是优秀民科代表。百度“优秀民科”吧会员ID：8844英雄唐北雁 )

科学史学者田松为曾为民科专门制定了一个定义，即：“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其中，“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是“民科”与另一个群体“业余科学爱好者”之间的根本区别。^[4]

田松认为：民科是在沙滩上建大厦，大厦将永无建成之日，而他们只能拥有一次的人生就将耗在了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这是一种人生的悲剧，所以我很同情，而且我不支持也不认同他们的做法。我希望这些“民间科学爱好者”自己能认识到我所说的，但是说实话，我对此也不抱希望。因为“民科”的一大特点就是，不能交流。说“民科”受到了科学界的压制，我认为是“虚拟”的，科学界一直是开放的。当初华罗庚仅仅是指出了苏家驹论文中的一个小错误，就受到了数学界的关注，并很快进入了主流数学界。不能把思辩等同于科学理论，正像我们把提出“日心说”的优先权给予哥白尼，而不是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把提出“原子论”的优先权给予道尔顿，而不是留基伯或德谟克里特。思辩与科学理论之间，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9]

学者认为：对那些没有受过恰当的专业训练，不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但是又自称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未获得科学界认可，却以其毕生精力不懈地推销自己的人，把他们称为“民间科学家”并不恰当，更恰当的称呼应是“科学妄想家”。获悉心理学界把这类自认是伟大的发明家、科学家的人视为精神病患者，得的是“夸大妄想症”。^[10]

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给西方的科学妄想家画过像，归纳出他们作为妄想狂的5个特点：1，他们认为自己是天才；2，他们认为和他研究同一问题的专家全都是一些傻瓜；3，他们认为自己受到学阀的歧视和打压；4，他们竭尽全力攻击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确定无疑的科学理论；5，他们的著作荒诞不经，大量使用杜撰的术语，就像是“疯话”。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郑永春：

“民科”，他们明显区别于普通的科学爱好者，归纳起来有三个主要特征：

一、“民科”们大多不屑于研究小问题。

他们的“研究”往往针对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要么试图推翻著名的科学理论，要么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立志于研究一些听上去很玄、很牛的东西。爱因斯坦、相对论、宇宙模型等常常是他们挑战的对象。

二、“民科”们常常把科学和神话混搭。

“暗物质”和“阴曹地府”“夸克”和“太极”“黑洞”和道教中的“玄牝之门”等等，舶来的科学名词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神话故事中的概念混在一起，“洋”为“中”用，“科”为“民”用。

三、“民科”们基本没有受过专业科学训练，也无意接受科学训练，数理功底较差。

据一位科学家朋友介绍，国内某知名研究所门口总有“民科”来下战书、“砸场子”，一开始还接待，结果发现这些研究既无学术价值，当事人也无法沟通——你说他错，他却认为你是故意“打压”。研究所领导和科学家们后来不胜其扰，就从保安队里选了一位有高中文化的保安，教会他25道数学难题，凡遇到“民科”来访，就让保安大哥出马，只要挑战者连续做对5道题就可以上楼与科学家见面，但至今无一人通过。^[11]

“民科”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按田松的说法，“他们成为民间科学爱好者和整个社会背景是有关系的。80年代全国多少人是文学青年，辛辛苦苦在家写小说、写诗。因为那个时候诗人、小说家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荣誉，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可现在有几个这么做？没有！因为诗人和小说家地位已经不行了，同样，80年代所谓的‘科学的春天来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科学一下子很有地位了。他们听到了科学史上一些关于科学发现的小故事，以为科学靠灵机一动、—拍脑子就能得到，所以他们就拍脑子，脑子上拍的全是包：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牛顿在苹果树下坐着，被苹果掉下来砸丁脑袋，然后就想出了万有引力。这类的故事很多，基本上是胡扯，可是他们相信了这些故事。”

媒体的宣传无疑也是催化剂。特别是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介绍陈景润事迹后，反响很大。譬如，仅仅读过一年半初中的刘平危，爱好数学，“1978年，他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后，萌发了要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想法”。初中毕业的装卸工庄严，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感染”，决心“为国争光，把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摘下来”。至今，哥德巴赫猜想依旧是“民科”最为关注的问题。

依照田松的统计，“民科”们的年龄，主要在1970年以前，经历了“科学大跃进”、“土法炼钢”等群众性科技运动的洗礼，且饱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话语熏陶，既不了解科学研究的艰辛，也不懂得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以为单凭埋头苦干，就能取得突破性成果。

除以上两个外部原因外，个人的偏执性格，也是成为“民科”的重要因素。“民科”们通常自以为是，相信自己绝对正确。这也导致了民科拒绝接受新的事物和新的知识，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知识水平得不到提高，甚至有些人说出“难道不知道圆周率我们就不认识圆了吗？”这样的言辞。民科把自己的臆想当做真理，从不去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他们最常见的方式是一味的反驳对方的观点。田松在访问一位研究生物学的“民科”时发现，“对于我的任何质疑，他都能找到反击的借口。他时而相信此书能救苦救难，时而不在乎是否能得到俗人的理解，时而说自己达到了神佛的境界，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他们普遍表现出一种悲壮姿态，生活困苦，得不到外界认可，常常将自己与被迫害的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相提并论，幻想从天而降的巨大荣誉。

如：“我尊重陈景润、王元等数学家，但我更尊重真理。我从宏观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他们证的（1+2），（2+3），……都是误入歧途的连篇废话；……哥德巴赫猜想不过是一个井蛙之见，……群众才是真正的数学英雄！广大民科为什么不能超越陈、王？……中国数学界普遍存在着学术歧视和学术造假，即只要没有教授推荐的一切民间来稿……就一律判为全错！废纸！……中国数学界的现状使我找不到审稿人，更难发表，报国无门。”^[4]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郑永春表示：

“热爱科学不是坏事，但科学研究有着严格的规范。“民科”所从事的所谓“科研”，与真正的科学研究存在本质区别。

首先，科学是基于现象和数据基础上，经过逻辑、推理和演绎得到的合理认识。“民科”与科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来解决问题。

其次，真正的科学研究十分重视学术民主，批判和质疑更是科学的本义。所以，科研论文投稿之后要接受严格的专家评审，科研成果要进行同行评议，这都是科研领域最普遍的做法。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科学理论的真伪判别并不会因为是谁提出的而有什么变化。但“民科”们往往不能正确面对质疑，更给不出合理答复，认为科学界在打压他们，甚至认为整个现代科学理论都有问题。

再次，真正的科学研究非常重视学术传承和科研合作。而“民科”们的理论往往横空出世，没有科研传承，他们的“科研”基本靠单打独斗。

民科缺乏逻辑求证的科学方法，按照这种方式做“科研”不仅不会对人类文明进步有任何实质性贡献，往往还会影响个人生活。”^[11]

中国“民间科学家”人数之多可谓世界第一，也没见中国的科学发展也是世界第一。技术发明和科学研究不能混为一谈。有些技术发明并不需要用到高深的科学知识，靠长期的摸索、经验累积甚至灵机一动也可以做到，如果要鼓励的是“民间技术发明”，恐怕没有什么人会反对。

批评“民间科学家”的人大概没有人主张要以思想定罪、禁止“民间科学研究”，所以“民间科学家”的支持者大谈什么思想自由，纯属无的放矢。但是，我们应该在法律上宽容“民间科学家”，却不应该在学术上也宽容他们。在学术上科学家们彼此之间也相互不宽容，为什么要特地去放民间科学家一马呢？他们既然自称在研究科学问题，那么人们当然也应该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其研究。有人说这是“科学主义”，莫非想说对科学问题不用科学的标准，反而该用玄学的标准？

更有趣的是，还有这么要求人们宽容荒谬的：“荒谬挑战科学的勇气，在知识上也不是毫无意义，科学澄清了荒谬，更能显示科学的力量。”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罪犯挑战警察的勇气，在社会上也不是毫无意义，警察肃清了罪犯，更能显示警察的力量？

“民间科学研究”也不是完全无害的。“民间科学家”往往过于痴迷而影响了个人和家庭生活，这且不说，他们往往还具有受迫害情结，利用各种机会控诉科学界如何压制、迫害他们，甚至号称科学界在制造“冤案”。这种声音如果被媒体放大，获得人文学者的支持，民间科学家真被当成了挑战黑暗的科学界的“英雄”、“烈士”，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难道不是一种会影响科学进步的社会公害？

前沿的科学研究是最具专业化的。如果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人人可做，号召人人搞科研，大跃进便是前车之鉴。^[12]

媒体也不宜炒作这些人，不要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以为真有天才受到了科学界的打压，也不要去鼓励科学妄想家，这显然无助于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并无科学专业识别能力的记者要认清自己的定位，不要也想到科学界当无冕之王。科学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外来干预促进了科学发展的先例，不管这类干预是来自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媒体的。^[13]

力挺“民科”反映了科学教育的欠缺。教育不是鼓吹一些科学成果，卖弄一些科学概念，而其根本应该是培养学生具有科学思维，理解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的最重要特质就是理性和质疑，对任何呈现的结论或成果，都要有理有据地予以接受 或者拒绝。所谓“理”，就是任何科学结论都应该满足逻辑上的自洽，通俗地讲就是要“编圆了”。所谓“据”，就是任何科学的结论都应该得到事实依据的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么多娱乐明星、微博大号、读者网 友力挺“民科”郭英森，与前几年那么多明星权贵热捧王林大师有相似之处。而幕后炒作此噱头的营销号，显然像王林大师一样深谙民众科学素养匮乏的现实，轻易地撩拨就能达到其网络营销的目的。^[14]

有人说，科学界也有造假、不端行为、“学霸”作风，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当时科学界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后来发现是错误的，认为是错误的后来反而被承认是正确的事例，那么，我们凭什么就要相信学术界的判断，不去担心学术界有可能制造冤假错案呢？

第一，个别的科学家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代表科学界，学术造假、不端行为并非科学界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科学界的主流。它们恰恰是科学界的主流所反对的，与科学本身水火不容的。它们是科学研究中的不正常现象，经不起检验。

第二，历史上虽然有过一开始被认为是错误的学说后来获得平反的例子，但是这不等于现在被认为错误的学说就是受到了冤枉。事实上，在历史上被认为错误的学说，绝大部分仍然是错的。正如一个被告不能拿与己无关的冤假错案为自己辩护一样，一个科学学说是否成立，要看它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而不能以学术界曾经有过的失误作为自己成立的理由。

第三，科学有自我修正的能力。科学界发生的种种演变(错误的变成正确的，正确的变成错误的，主流变成支流，支流变成主流等等)，都是科学界内部的事，从来就不是科学界之外的力量所能推动的。非科学因素的干预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科学研究是最专业化的行业，如果连科学家们对某个科学问题都会看错的话，其他行业的人士凭什么就认为自己比科学家们更高明？历史上可曾有过哪个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记者、节目主持人等等人士对某个科学问题的看法要比当时的科学界看法更正确的例子？^[10]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最早研究“民科”的专家之一田松曾对“民科”下过定义。“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

田松认为，“民科”和“业余科学爱好者”有区别，后者可以爱看星星爱收集蝴蝶标本，但绝不会去推翻颠覆天文学的重大理论。更关键的是后者会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方式与主流科学界交流。

田松把“不能交流”看作鉴别“民科”的核心判据。“民科”大多偏执地认为自己怀揣着天下最了不起的科学理论，任何人的不同意见都听不进去，认为别人不懂，或者认为权威在打压他，或者认为别人要剽窃他的理论。由于偏执，“民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世俗社会也难有正常交流，甚至为了心中的“科学理想”妻离子散。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周云认为，任何科学发现，普通人可以看不懂，但相同专业的科学家群体能够看懂，并有能力判别其高下真伪。正如引力波，其实真正能明白的人没几个，但人们选择相信，因为这一理论得到了科学家共同体的认同和褒奖。“科学家共同体通行的规则就是科学精神，也就是‘拿证据来证明’的精神，而不是说空话的精神，站队的精神，煽情的精神。”

从这个角度讲，判断“民科”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还是要看其具不具备科学精神。

“民科”往往未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但仍对科学研究怀有浓厚兴趣。一些人出口必惊人、理论必新奇，甚至成了知名“网红”。对待这一群体，需要科学的态度。倘若打着科学的幌子博名博利，则必须给予嘘声和喊打。对于科学，来不得半点浮躁，想要不下苦功便有大成，也就同小说中偏方治百病，吃颗“神药”就能武功盖世没什么两样了。

举凡闻名的科学家，无不是付出汗水和智慧方才推动科学发展。科学研究不是简单的脑洞大开、名词堆砌，而首先要树立崇尚科学的态度，经历专业的科学训练，储备扎实的科学知识，积累丰富的科研经验。科学研究也不是夸夸其谈，而要怀有脚踏实地的精神，真刀真枪的实干，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坐得住板凳的静气。说白了，就是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才能在科学研究中登堂入室。别忘了，纵使被戏称为“民科”的爱因斯坦、华罗庚，也曾接受系统专业的科学教育，涵养了高深的学养，通过勤勉的努力、苦心的钻研，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才取得成功。

民间科学所想的，也并不是学术界不敢去想的东西。“著名的数学难题”“推翻相对论”等民间科学家们想的最多的课题，恰恰是学术界已经思索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且备受重视的课题，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远非民间“科学家”可比。而之所以民科给人留下“想象力比较发达”的印象，是因为学术界科学家并非都在研究最前沿的理论，多致力于完善现有理论的细节，而民间科学家几乎人人都在大干快上地“钻研”“伟大理论”。这种风气，导致民科更受关注也更有眼球效应，但实际效果却未必如愿。^[15]

民科被普遍认为文化程度不高，对于基本科学知识和科学界的“游戏规则”缺乏应有认知，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缺乏共同交流的平台，性格偏执；造飞机，造潜艇，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设计永动机。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很多只是农民和下岗工人，区别于体制内的专业人才，他们被称为“民间科学家”，简称“民科”。在互联网搜索，近几年中国农村里至少有二十余人在忙着造飞机，而在媒体上公开宣称已经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民间研究者就有几十人。

如果细分的话，上述例子中的两类人还不能归为一类。相比痴迷于“推翻达尔文猿变人论”“如何制造永动机”“宇宙爆炸说四大错误”，且一旦被专家批评证伪就认为是被“学术迫害”的人们，通过经验积累而做出一些技术发明的民间科学爱好者还算是可以沟通的人群。尽管总体而言，两类群体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偏执病。民科中因搞发明创造和研究而被视为“异类”，花光积蓄，妻离子散的大有人在。

没有专业知识的零基础科研

尽管面临各种山寨和不靠谱，但很多人依然觉得民间科学家的创新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是值得推崇的，他们坚持不懈的精神也值得鼓励，不少媒体也为其鸣冤。然而，科学毕竟是有门槛的。没有专业知识，完全从头做起的科学研究发明，无异于“重新发明一个轮子”或者“在沙漠上建一座高楼大厦”。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评价民科说，“你会觉得比较可惜，他们确实有一些想法，但基础太差，想的东西没有科学根据或早就是人家解决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77岁的老人陈敏道，为了解决用尺规作图三等分一个角的难题花了36年，然而近200年前法国数学家伽罗华的群论就可以证明尺规作图不可能三等分一个角，而直到2003年他才知道这是古希腊三大作图难题之一的题目。要么是本身基础知识缺乏，要么是固执的质疑权威，民间科学家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试图一举做出重大科学发现，证明重大难题，推翻重大科学理论，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

与现代科技背道而驰

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多学科多部门、多方位系统管理、大兵团协同作战的时代。每个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机构，每年投资过亿元的新技术研发项目都很常见，而且这些研究人员素质较高，针对性较强，管理体系严密，同时还与社会上的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合作。

而民间科研工作者，他们不仅仅缺乏资金、试验、人才、实验仪器和专家指导，更重要的是缺市场信息客户需求、研发管理体系、设备工艺、成本核算等等方面的要求和评价体系。成功的机率非常小甚至机会渺茫。随着专业研究机构研发管理水平的上升，民间发明者的空间愈来愈小，从民间发明到民生应用有了难已逾越的鸿沟，民间发明者视为珍宝的创新，实用价值并不高。

“官科腐败”不代表“民科靠谱”

民科是中国社会比较特有的现象，“官科”是任职于“官方（government）”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由于历史原因，没有私营企业和私立研究型大学、私立研究机构；因而，流落民间的科学研究，难以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随着社会的多种经济形态发展，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机构和民营科技型企业等，从而，民间科学研究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再应该将“民科”等同于缺乏科学训练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例如，美国著名科学家克莱格·文特尔的基因组计划和人造生命等研究，就是典型的民间科学家代表。

对民间科学家的赞赏，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对“官方（government）科学家”的不信任。固然，体制内的科学家能享受到更多的经费和科研资源，也不可否认社会上存在不少名不副实的教授专家。但官科的权威，不在于学术资源的优势，而在于其对学术成果严格的评价体系。将民科理解为栖身民间的科学家，将学术界定义为官科是错误的，因为它关注的只是行为和发布渠道。

如果一个身在民间的研究者如果以学术渠道为主发布研究成果，接受同行评议，他就不是民科。反过来，一个身在学术界甚至有过杰出成就的人若只能以非学术渠道为主来宣称重大“研究”，那么无论他身在何处，名声是否显赫，起码在该项“研究”中的表现可被视为民科。评价科学成果或者学术水平，应该以研究本身的价值和科学性为依据，而不能因“科学家”在民间就高唱赞歌。

根源在于反智风潮

“民科”现象，在时下的年轻人中已经越来越少，从媒体报道看，也多集中于中老年人，而且经历过文革等社会动乱时期，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仅具有中小学知识水平。除了教育匮乏的背景，他们其实也是反智运动的受害者。自五六十年代起，从官方发动群众搞得热火热火朝天的土法炼钢和土法造坦克，到文革时期蔑视正统学科，夸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无一不是在解构科学的权威和反智。

这种传统，在科普和基础教育做的好的地方，基本已经没有可供发育的土壤。但在田间地里，在得不到教育资源的地方，接触不到现代科学的人，仍然怀抱一个伟大的科学梦，哪怕这种科学梦到最后只是一个科学妄想，但在他们眼中，神圣不可侵犯。^[16]

民科的真正对立面是科学

民科的真正对立面是科学而不是官科，科学需要系统而不是妄想。

民科界认为爱因斯坦在早期也是民科。可是，爱因斯坦在专利局谋取个差事之前，是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毕业的，在此之前已经非常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系统二字便是民科与真正的科学学者的区别所在。真正的科学是建立在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上，是站在巨人先贤的肩膀上，是使用科学训练的逻辑思维来思考，而非凭空妄想，空中建楼阁。系统与否，与姓官还是姓民无关。^[17]

探讨科学不能脱离科学的“纲”和“线”

他们都对“科学”富有狂热而近乎执拗的热情，却不曾接受过基本的专业训练，也无意接受科学训练；并以“独特之梦想”为由，拒绝进入科学共同体、拒绝接受同行评议、拒绝承认既有的专业规范，拒绝从专业领域出发的任何批评。解决科学问题毕竟要遵循科学方法，所谓创新也不能脱离最基本的逻辑。不必给“民科”们上纲上线，但探讨科学不能脱离科学的“纲”和“线”。不然，这个严肃而充满魅力的领域，就会始终陷于低层次的纷争，难以自拔。^[3]

反映了一类精神疾患

从现象上看，民众支持“民科”并不是一件特异性的事件，而是与整个社会由来已久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有关。“民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类容易忽视的精神疾患，民科们看不出有行骗的主观故意，他们是真的坚信自己的妄想信念。但是，同样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却驱使着人们迷信那些打着中医旗号行骗的骗子，趋之若鹜地去追捧像王林、胡万林之流深谙民众心理的“神人”。如果要归纳“民科”与中医骗子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民众感到不明觉厉。从心理学角度，人们对自己不明觉厉的事物，往往会高估其价值。这是人类近乎本能的一种认知偏误。

正是因为人们有着高估不明觉厉事物价值的认知倾向，所以在长期人类文化传承过程中，有着明显妄想障碍倾向的人屡屡成为早期人类社会的“先知”。在心理学问答里分析了“民科”其实有着夸大型的妄想障碍；而在DSM-5中，妄想障碍有着多种亚型。因此，早期人类对妄想障碍者的妄想信念不明觉厉，而妄想障碍者又无比地坚信自己的信念，因此，某些特异性的妄想障碍者就很容易被早期人类奉为先知，成为指引早期人类社会宗教、道德、神学的起源发展不可忽视的推动因素之一。^[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