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

1898年4月14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湖南桃源枫树岗翦旗营。

1903年，入私塾启蒙。

1904年，转入清真小学。

1908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

1910年，入常德中学预科。

1912年，升入本科。

1916年，毕业后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

1916年，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

1919年，毕业后在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员。

1924年夏，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1]

1925年，回国不久，乡人唐生智介绍他前往武汉国民革命军，同时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当时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欢迎他投笔从戎，并派他前往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对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都统商震进行策反工作。

1931年——翦伯赞以山西代表身份参加了宁粤分裂时的“广州政府”成立大会等。从3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在上海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并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

1933年——春，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齐亚诺以“反政府”的罪名将他逮捕。

1934年——5月，他与好友覃振一道赴欧美考察司法。

1937年——5月，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翦伯赞与同乡吕振羽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并任常任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2]

1939年——3月，翦伯赞前往湖南溆浦民国大学任教。

1940年——2月，他离开溆浦赴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同时担任冯玉祥的《中国通史》教师，并经常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授课，以及应郭沫若之邀，在郭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进行学术讲演。

1943年，又完成了《中国史纲》(第1卷)和《中国史论集》(第1辑)的写作。

1944年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长达47天的衡阳，随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翦伯赞的家乡桃源沦陷，26日常德亦失守。在那个岁月，翦伯赞常常夜不成寐，他含泪写下了《常德、桃源沦陷记》。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翦伯赞还曾应约到毛泽东的居处聚谈，并协助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冯玉祥等做了不少统战工作。

1946年1月，“旧政协”召开，“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章伯钧遂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旧政协”的顾问。此后翦伯赞还与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种中共地下的秘密活动。抗日战争结束后翦伯赞赴上海，担任大夏大学教授、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等。5月，他与周谷城、张志让、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组成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开展民主斗争，并与邓初民等主编和出版《大学月刊》。

1947年10月，奉组织之命，他潜往香港，期间担任达德学院教授，并与茅盾、侯外庐、千家驹等分别主编了香港《文汇报》的“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等副刊。

1949年1月，他来到解放区的河北，在石家庄附近的李家庄以及西柏坡，他与入城前的毛泽东进行了交谈。

1949年3月，他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了“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及归国，便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3月后，不久就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交清历史运动开始。

1952年秋季，他主张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从院系调整后，翦伯赞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并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

1955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1956年夏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视察，“他专门考察了长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

1957年夏季“反右”运动，翦伯赞发表《拥护大鸣大放，反对乱鸣乱放》(刊于《北京日报》)。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发表《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当时在“中国通史陈列”中用哪一种古代史分期的观点来布置陈列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翦伯赞都主动提出以“战国封建论”的观点来布展，从而解决了一个难题。

1961年春，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外历史年表》等。北大历史系接受“文科教材会议”的委托，准备撰写《中国史纲要》，作为主编的翦伯赞在《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也为《纲要》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这在当时得到了陆定一、周扬等的赞同。

1963年9月，时任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和主编的翦伯赞，就反修防修大背景下的史学研究问题致信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公开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

1966年4月7日，范文澜派助手到翦伯赞家中探望。（来源《北京大学纪事》）6月3日，部分媒体发表文章：《打倒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矛头直指范文澜和翦伯赞（来源《人民日报》）。8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一起到到清华大学砸东西打人之后，又来到燕东园二十八号翦伯赞家中抄家。

1968年12月18日逝世。

翦伯赞与陶行知生死与共战友情

1929年冬天，在南京晓庄师范，翦伯赞第一次见到了陶行知。

见面之前，翦伯赞认为陶行知只是美国杜威博士门下的一个中国学生，和其他穿西服、说洋话的洋学生别无二致；他所创办的晓庄师范也只不过是一个变相的教会学校，和其他教会学校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当他见到陶行知后，便很快改变了这种看法。陶行知说话并不夹杂洋文，也不穿洋服，而是穿一身土布学生服。而晓庄师范没有礼拜堂，学生中也没有花花公子、摩登小姐，都是一些农民子弟。

翦伯赞第二次见到陶行知是在1938年秋天。那天翦伯赞和吕振羽在长沙小西门附近与陶行知不期而遇，陶行知仍然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学生服。他俩特意邀陶到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去看一看，陶着急地说：“对不起，来不及了，今天我已买了车票，我得马上赶到车站去！”

翦伯赞问他：“为什么不留在武汉参加保卫大武汉的工作？”陶行知说了一句笑话：“有了陶德曼，就用不着我陶行知了！”接着又说了一件事，说是有人要留他在武汉做三青团的总干事。他便建议，三青团最好不要排除任何党派的青年，它应该是中国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青年的一个综合组织。结果，他的建议被拒绝了。他说：“现在成千成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有管，我要赶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们！”

当天深夜，陶行知便匆匆登上了去重庆的火车。

翦伯赞第三次见到陶行知是在1940年冬天的重庆。那时，翦伯赞正在给冯玉祥讲中国通史，陶行知来拜访冯玉祥，两人便不期而遇。他告诉翦伯赞：“我在重庆的古圣寺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抢救了200多个天才孩子，现住在古圣寺庙里。你来重庆来得正好，这些孩子等着你去讲课呢！”

翦伯赞欣然应允：“好，明天我就到你的育才学校去看看。”

次日上午，翦伯赞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古圣寺。整个古圣寺在林荫遮蔽之中，盛暑不热。在寺南不远处，有3间草房，是新盖的国书馆。在古寺通向草房图书馆的路两旁，是师生们自己开垦的菜园。附近还有两口池塘，荷花盛开，清香袭人。育才学校专门招收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以“培养人才的幼苗”为教育目的。根据学生的特长和爱好，学校开设了社会、自然、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7个科目，并聘请贺绿汀、艾青、戴爱莲等名师任教。

这次实地考察，育才学校给了翦伯赞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对陶行知创新办学的经验赞不绝口，并自愿前往该校担任历史教员，讲授中国通史。

翦伯赞对育才学校有很深的感情。在他住校期间，学生们每有文娱演出或课堂讨论，他都积极参与，有时陶行知陪同他一起参加。一次学生在排演歌剧《朱大嫂送鸡蛋》时，翦伯赞情不自禁地随着学生们歌声和掌声的节奏，也唱起了“母鸡下蛋哪，咯哒咯哒叫呀”。他身边的陶行知听了，大为惊奇，高兴地问：“剪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学会的？”翦伯赞笑答：“跟着同学们哼哼会的呗！”

随着相处日久，两人友谊日深。对于他们的友谊，在陶行知去世不久后，翦伯赞在《我和行知先生》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记述：

他（陶行知）对于青年，对于朋友的诚恳和帮助，却是世所稀有……他对我而说，在抗战的几年中，他关心我的生活，关心我的健康，关心我的著作，真是无微不至。我有几次贫血病与心脏病发作，都是因为他的帮助才好转的……甚至他对我吸烟的嗜好都没有忘记。他自己不吸烟，但外国友人送给他的香烟，他一定接受，哪怕是一支两支都替我留着，托人带给我。而且他每次赠烟，都给我附诗一首。

渐渐地，翦伯赞和陶行知成为了患难中的战友。

1943年冬，翦伯赞听说陶行知的育才中学办学经费非常困难，糟糕到几乎要关门的地步。翦便直奔古圣寺，想安慰一下困厄中的老朋友。可是见面时，翦发现陶手里拿着一本书，神情显得轻松愉快。翦觉得奇怪，便问：“听说你的处境非常糟糕，为什么还这样悠然自得啊？”陶行知连忙把书反扣到茶几上，笑道：“我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现了一个伟人，你猜猜他是谁？”翦伯赞想了想，便说：“你所认定的伟人，当然不是秦皇汉武！我想准是一位民族英雄吧！”陶却摇摇头：“你猜错了，他不是一位英雄，而是一个乞丐。”说罢，便起身把反扣在茶几上的那本书拿过来，递给翦。翦伯赞接过一看，这是一本《武训画集》。陶行知便打趣说：“如果我不发现武训，育才学校可能要关门，现在有了武训同志的领导，育才不会关门了。”陶行知这种在困难面前的乐观精神，深深感染了翦伯赞。后来的实践证明，育才学校在与各种困难的搏击中，不仅没有关门，而且越办越红火。^[3]

翦伯赞先生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一个维吾尔族家庭，父亲翦奎午是当地有名的数学教师，母亲为汉女林氏。翦伯赞的第一任妻子姓李，生有二子一女（翦斯平、翦天聪、翦心倩），但很年轻时便因病离世。翦先生续弦戴淑婉女士与翦先生相伴一生，直至同时离世。

《中国史纲要》《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历史哲学教程》《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历史问题论丛》《先秦史》《秦汉史》等。

《中国历史概要》

毛泽东：“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

张传玺：“翦伯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党。他是早期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者之一，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极少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解放前，翦老不仅研究历史，而且以自己的行动，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现代历史篇章里，留下了革命的足迹。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党的领导下，运用犀利的笔锋，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历史和现状，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抨击。当时翦伯赞同志在以历史作为战斗工具，使古为今用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新华社：翦伯赞是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从中国国情出发、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被学术界誉为培养教育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的好书。

赛福鼎·艾则孜：“翦伯赞教授留给我们的，是他光彩夺目的学术思想，是他博大深远的人格力量，是他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可以说，翦伯赞教授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化身。”

余英时：翦先生在“文革”之前是中国史学界的正统代言人，他讲中国史的分期具有代表性，从《历史哲学教程》(早期)、《中国史》（秦汉篇）到论文集（晚期）都是如此。其中心系统不是从中国史的内部整理出来的，而是借自西方的现成模式。他在史学上的地位如何，恐怕要看后人是不是能从他的著作中继续得到启发。

2008年4月14日，纪念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暨《翦伯赞全集》首发大会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珮云出席大会并与学校原书记王学珍同志为翦伯赞铜像揭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及史学界、出版界、翦伯赞家乡代表、亲属等在大会上先后致辞和发言。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学校老同志郝斌、王义遒、王效挺、梁柱等出席了大会。

翦伯赞先生的妹妹翦素芬女士回忆了翦伯赞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以及翦伯赞先生在生活中对待亲人也同样严谨认真的态度。谈及自己以及家人对已故去40年的翦老的爱戴和思念时，翦素芬女士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