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教程》是关于介绍“古代汉语”的教学用书,全书分“通论”和“文选”两大部分:“通论”部分从文字、词汇、语法和音韵四个方面系统详细地阐述了古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要点;“文选”部分则从先秦两汉直至唐宋的古代诗文中选取一些典型、有代表性的篇章,加以注释和讲解。 《古代汉语教程》既可以作为各大专院校“古代汉语”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研究和自学汉语言文字学的参考资料。
我们造里依时间为线索,分古汉字阶段为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四个时期,这祇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不能因此而误以为古汉字的字体因朝代更易就有迅速的变化,事实是,每一朝代的新立,其所用字体总是承袭旧朝的。
(二)隶楷阶段
下面介绍汉字在隶楷阶段的字体,依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的次序分述。
1。隶书。我们平时讲到“汉隶”,一般指束汉中期以后碑刻上的字体,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可作代表。这是成熟的隶书,其字形与现在使用的楷书差别不大,祇要认识楷书,就可以认识许多成熟的隶体字。“汉隶”是成熟的隶书,“秦隶”则可称之为不成熟的隶书。秦隶是在秦国文字俗体字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少秦隶的字形仍与正规的秦国文字十分接近。“秦隶”之得名,是因为它产生于秦,不要以为秦朝亡,秦隶也亡了,西汉初的字体仍是秦隶。因此,为了与成熟的“漠隶”相区分,秦隶也被称为“秦漠古隶”或“古隶”。一九七三年在马王堆三号汉墓裹发现了大批帛书,除少数用篆文书写外,大多数帛书是用古隶写成的,这是较有代表性的西汉早期古隶资料。
汉隶一般是扁方的,字形与楷书接近,笔势舒展,有波势挑法;古隶一般是竖长的,保留不少篆字形体。漠武帝中期以后古隶开始逐渐向漠隶发展,汉隶的典型的波势挑法在书写中逐渐增加,在汉宣帝时代的竹简上已出现了相当成熟漠隶字体了。
在汉字发展史中,隶书的出现是一场大革命。从商周古文字到秦国的小篆,象形的程度虽然越来越低,但作为一条原则,“象形”始终贯穿于古汉字阶段。隶书,尤其是成熟的漠隶彻底抛弃了象形原则,解散了古文字的写实性的曲线,代之以点、横、竖、折、撇、捺、挑、钩等笔画,大大降低了书写的难度。由于隶书抛弃了象形原则,不少隶体字对古文字的形体结构作了增删改变,使古汉字的即形知义的特点也逐渐丧失了。
2。楷书。楷书又叫真书、正书。楷书字形正方或长方,书写起来比漠隶更方便。从总的体势上说,楷书是隶书的简化,但东汉中后期的成熟的汉隶如何逐渐演变为楷书,并不很清楚。楷书萌芽于汉魏之际,但魏晋时代使用楷书的人也许祇是有限的几个文人学士,楷书并没有成为一种主要字体。一直到南北朝,楷书纔取代了汉隶和汉隶意味很浓的字体,成了主要的字体,而其真正成熟则要到隋唐时代。
3。草书。从广义上讲,任何字体的草率写法都可称之为草书,但作为一种专门的字体的草书,在汉代纔形成。草书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漠代的草书叫章草,与汉隶相应。汉代的草书为甚么叫“章草”?说法很多,或认为因这种字体构造彰明而得名,或认为因适用于写奏章而得名,或认为因汉章帝的爱好而得名,或认为因史游用以写《急就章》而得名,至今没有定论。为了书写迅速,章草将隶书字形简省改变,横画挑法减少,有的笔画被连成一笔,但章草的一些点画仍保留着较重的隶书味。
今草由章草演变而来,减掉了章草的隶书味,笔画更简省,书写也更方便。今草的每一个字的笔画相连较章草多,今草字与字之间也常有游丝相牵连。王羲之对于今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传世的王氏草书,大都是典型的今草。
今草发展到唐代,出现了所谓的狂草。被称为“颠张狂素”的张旭、怀素颇负盛名。狂草体势一笔而成,血脉不断,书写疾速,但奇诡难识,因此狂草只具有书法艺术上的欣赏价值。
4。行书。行书是介于楷书和今草之间的一种字体,因它书写比楷书自由,又不像今草这样难以辨认,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事实上我们平时书写的多半是行书。行书没有规范统一的书写规则,常因人而异,但行书字体总是以楷书字体为中心而作有限的笔昼牵连,字形一般不变动,所以各人写行书的习惯虽有不同,却不妨碍交流。《书断》上说:“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真行又叫作行楷,草行又叫作行草。
汉字进入隶楷阶段以后,体势基本上没有变化,认识楷书,也就能认识汉隶,把隶书、楷书归在一个阶段的理由就在于此。
第二节 汉字的构造原则
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文字一旦出现又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创造、使用、教学汉字的长期实践中,前人逐渐注意到汉字的形体结构特点,并进而作了分析和归纳。从文献记载看,至迟在东周就有人开始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了,如《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宣公十二年》“于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韩非子。五蠹》“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等。但东周时代尚未形成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系统理论,这种系统理论的形成以“六书”说的完成为其标志。“六书”这一名称首见于《周礼·地官·保氏》: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
五射,四曰五驭,五日六书,六曰九数。但《周礼》既未列“六书”细目,也未作解释,无从了解其具体内容。至东汉,班固、郑众、许慎都列出了“六书”细目名称,许慎则进一步作了说解、举了例字。三家的细目名称和排列序次如下:
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见《汉书·艺文志》)
郑众: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见郑玄注《周礼》)
许慎: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见许慎《说文解字·叙》)
班、郑、许都是依附古文经学派的经典《周礼》来立说的,而三家的学术师承都可追溯到古文经学大师刘歆。班固《漠书。艺文志》本是据刘歆《七略》改编而成;郑众的父亲郑兴是刘歆的学生;许慎是贾逵的弟子,而买逵的父亲贾徽是受业于刘歆的。自刘歆在西汉末年力争将古文经立于学官,经学中的今、古文两派开始壁垒森严、互相攻讦。今文经学派的学者解释文字时,依当时通行的隶书即所谓“今文”的形体来立论;古文经学派的学者则以分析“古文”的形体为手段,攻击今文经学,争取正统地位2。今文经学派认定《周礼》乃刘歆伪造,古文经学派则奉《周礼》为周公所作的经典。经现代学者考证,《周礼》不可能是周公所作,但成书不会晚于战国。不少学者对《周礼》的“六书”已是分析汉字形体的条例遣一说法表示怀疑,产生这种怀疑是很自然的。就现在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分析,祇能认为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六书”说始起于汉代。
唐人颜师古注《漠书·艺文志》时曾指出,班固的象事、象意、象声即许慎的指事、会意、形声;买公彦在《周礼正义》中认为郑众的处事、谐声就是许慎的指事、形声。可见班、郑、许三家的“六书”内容是一致的,祇是编排序次不同。后人在论述“六书”时,一般认为序次以班固所编为优,而名目则以许慎所定为长,所以清人讲“六书”名目的序次一般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由于祇有许慎给六书下了定义、举了例字,所以后人了解六书的具体内容,祇能依据许慎一家的说法。为何六书序次不依许慎而依班固?关键在于,许慎先排“指事”,班固首列“象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过刘歆、郑兴、班固等人的说解,他无疑深知班固、郑众将“象形”作为六书第一书的道理。既然如此,许慎仍将“指事”改置于“象形”之前,当有他自己的考虑。班固、郑众与许慎在六书序次上的不同排列,实在暗含有对于汉字起源的不同看法:班固、郑众和后来采取班固序次的人认为,首先出现的是象形字;许慎和绝少数人(如《六书故》的作者戴侗)则认为,首先出现的是指事字。显然,六书理论解决不了汉字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仍有赖于相关的考古资料的出土。
下面就依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次序逐一进行介绍。
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我们对修订本再次进行了修订,列为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教材之一。
2000年修订本出版后,得到多方鼓励。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们认为仍需精益求精,进一步加以锤炼,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为了与通行的语法体系衔接,重订本对词类区分、句子分析等部分作了较多的修改。又为了适应各高校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时间,重订本把上下两册合并为一册,篇幅也略有缩减。此外,我们将另编一本《古代汉语教学参考舆训练》,把本书原来的练习参考答案、附录等移置其中,并大量增加各种练习内容,供大家学习本书时参考。
这次重订工作仍由严修、杨剑桥两人承担。鉴于在本书编写与修订过程中,杨剑桥先生做了大量工作,现决定增补杨剑桥为本书副主编。
张世禄(1902—1991),浙江浦江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26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1952年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从事中国文字学、训诂学、语音学、语法学及词汇学的研究和教学,尤其擅长汉语音韵学。努力运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汉语的内部规律和民族特色,对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著有《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古音学》、《广韵研究)}、《中国音韵学史》、《语言学原理》、《语言学概论》、《语音学纲要》、《普通话词汇》、《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古代汉语》、《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等。曾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和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全国文字改革学会、上海语文学会等学术团体顾问。
严修(1934-),江苏仪征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续读研究生,师从张世禄教授和吴文祺教授,1959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著有
《陆游爱国诗词选解》、《陆游诗集导读》、《春秋公羊传今注今译》、《二十世纪的古汉语研究》。合著有《文言文阅读讲话》、《大学写作》、《现代汉语》、《简明实用汉语词典》、《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等,并发表有关语言、文学、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50%篇。曾应邀赴日本神户大学讲学,受聘为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学语文学科审查委员,曾获“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中国语言学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一、二、三届理事。
杨剑桥( 1947-)上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训诂学、中国语言学史、汉语史,并涉猎现代汉语、语言规划等
领域。独著《汉语现代音韵学》、《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汉语音韵学讲义》,合著《音韵学入门》、《古代汉语教程》、《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等,发表《上古汉语的声调》、《汉藏比较语言学论略》、《关于语言与文化、思维的关系的几点思考》、《近代汉语的唇音合口问题》等论文一百余篇,获多项教育部和上海市优秀科研成果奖。
一、文言文的特点
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语。我们知道,语言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是语言的基础,文言文裹,有很多词语、词义、虚词用法、结构形式是属于古代汉语的,造就是文言文的本质特点.我们对于文言文的教学,往往是在熟练现代语言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之文言文教学当中要克服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间的差别。
我们从文言文的教材当中摘录出一些词句,再把它们翻译成为白话文,两相对照一下,就会看出文言文的一些特点。文言文的作品,尽管有的年代相差很远,可是它们的语言基础相同,就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举例说明如下:
1.单音节词比现代汉语多,文言文裹许多单音节词,到白话文裹往往变成双音节词。例如:
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聊斋志异。狼》)这裹的“屠”相当于“屠户”,“暴”相当于“突然”,“起”相当于“跃起”。这些都是单音节和双音节的不同。
2.有些词语的意义,和现代汉语所用的不完全相同。例如“受业”的“受”,现代汉语祇是表示“承受”、“接受”的意义,但《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一句裹的“受”,却用来表示“传授”、“教授”的意义。又如“所以”,原来是一种“所”字结构,到了现代汉语祇是表示因果关系,《师说》的造一句裹却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作“用它来”或“用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