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的谱系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对道德价值的起源进行了分析，该书由三个集中的探询组成。第一个追踪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发展；第二篇文章探询“坏心眼儿”的起源，以及相关的“罪恶感”的概念；第三篇文章探询的是苦行僧式（自我否定）的理想是如何发展的。

1879年后，尼采因健康恶化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10年的漫游生涯，同时也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1883年，他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二部分，1884年完成了第三部分，1885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其代表性的“超人”理想和“末人”形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1886—1887年，尼采把他浪迹天涯时写下的箴言、警句、词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1886年）和《论道德的谱系》（1887年）。在这两个集子中，尼采希望摧毁陈旧的道德，为超人铺平道路。

“善与恶”、“好与怀”：两种对立的道德观

关于道德观念的起源，尼采既反对柏拉图以来的“善理念论”，也反对经验主义道德谱系家关于道德起源于“利他”的论点。尼采道德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不平等，他把人区分为高尚的贵族阶层和卑贱的平民（奴隶）阶层，而两者相对应的道德观念是“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这也就是说，作为强者的“主人”和作为弱者的“奴隶”是有不同的道德评判标准的。前者要求一种内在的、绝对独立的和自主的意志力的实现和超越，它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支配和引导，而后者则要求一种外在的客观世界作为它存在的条件。所以，尼采另辟蹊径通过词源的考察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以“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区分为前提来探讨道德观念的起源。

尼采把语言的来源理解为统治者威权的表达，所以最初表达道德观念的“好”与功利价值无关，并非来源于那些受益于贵族“善行”的人们，而只是来源于贵族本身，是贵族意志的表达。“好”的概念是来源于各种表示贵族特性的“高尚”“精神崇高”以及“精神特权”等概念的内涵转化。而伴随着这一概念内涵转化的是另一概念的内涵转化，这就是“坏”的概念是来源于各种表示奴隶特性的“普通”“粗俗”和“低贱”等概念的内涵转化。尼采认为，“坏”只是作为贵族的“好”的对照存在的，他举了德文里的“坏”字作为例证，因为德文单词的“ schlecht（坏）”与“ schlicht（简单朴素）”曾是通用的。因此，“坏”这个字起初就是这样不屑一顾地把普通和平凡的人置于高尚者的对立面。这样，尼采指出，最早的贵族道德观念中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只有“好”“坏”之分。而有“善”“恶”之分的道德观念应该是指“奴隶道德”。因为作为平民阶层的“奴隶道德”，它的产生方式与“主人道德”是完全不同的。所有高贵的主人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源于对“外界”、“他人”和“非我”的否定。所以，奴隶道德的形成首先必须有一个外界的刺激，这种刺激主要来源于一种怨恨精神，是平民阶层为了对抗贵族的价值标准而设定的另一种标准。在尼采的设定中，处于平民阶层的“下等人”是天生地充满怨恨的，这样他们在制定道德批判标准时总是先臆想出一个“凶恶的敌人”和“恶人”，并把他当作基本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设想了作为对立面的“好人”——也就是平民阶层自身。

对于“奴隶道德”形成的分析，尼采的批判矛头是指向传统的基督教道德的，在他看来，传统的基督教道德正是“奴隶道德”在当代欧洲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基督教道德的产生正是起始于两千多年前犹太人开始的道德上的奴隶起义，是奴隶们反抗贵族的产物。其归根结底也是产生于一种弱者本能的报复和怨恨心理。因为弱者把一切评判和报复的权力都交给了上帝，基督教道德正是通过指向彼岸的幸福诱惑和谎言等手段来麻痹和战胜贵族的高贵理想。在尼采的眼里，“奴隶道德”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悄然战胜了“主人道德”，获得了道德评判的主导地位。这种道德谱系的颠覆，在尼采看来无疑是一场悲剧和厄运。而所有这一切悲剧的造成，尼采把它都归咎于欧洲的虚无主义传统和基督教道德。所以，尼采对道德观念起源的探讨正是基于要颠覆基督教道德这一首要目的的。

良心谴责何以是一种残酷的本能

为了阐述良心概念的内涵，尼采首先把人定义为可以许诺的动物。正是由于具备了许诺的能力，人就有了一种关于力量和自由的骄傲意识，并可以行使主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这种骄傲的责任意识转变成一个人的本能之后，尼采认为这种本能就是良心。同时，为了探讨良心和良心谴责等概念的缘起，尼采引入了对惩罚、债务、正义等概念的分析。尼采认为依照心理学的规律，良心或许来自对惩罚的记忆。因为“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东西才不会被忘记”，透过历史上诸多古老而又可怕的刑罚手段，人们才会深刻地记住并信守自己的诺言。

而对于负罪感的产生，尼采认为它是来自于欠债这个物质化的概念，是一种债务意识。在对债务关系进行分析之前，尼采已经设定了这样的一个正义原则：即任何事务都有它自己的价格并且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清偿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切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关系才能健康的存在。但由于古时候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补偿甚至包含了人对他人实施残酷折磨的权力，债权人可以通过惩罚债务人来获得一种主人的权利。所以，“良心”“负罪”等概念在义务与权利的这个领域里的出现是带着血腥和残忍气味的。也就是说良心的产生并不像人们原先设想的那样，是一种“人心中的上帝之音”那般的美好。

有一种观点认为：惩罚是为了要在犯人心中唤起一种负罪感，人们在惩罚中寻找那种能引起灵魂反馈的真实功能，并且把这种功能称为“良心谴责”和“良心忏悔”。尼采对这样的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惩罚只能使人变得坚强和冷酷，并会激化人的异化感受，增强人的抵抗力量。所以，惩罚所能达到的无非是恐惧的增加、才智的增长以及对于欲望的克制。因此，良心谴责不是来自于惩罚，受惩罚的人只会把受罚当作是一件不幸的事。对于良心谴责的起源，尼采作了这样一个假设：即把良心谴责看作是一种痼疾和病理状态。他指出，人罹患了这种痼疾是由于那个史无前例的深刻变迁给他们造成了压力，这种变迁将人永远地锁入了社会的和太平的囹圄。所谓“史无前例的变迁”，尼采所指的是前苏格拉底时代的结束，理性时代的开始。理性时代的开始意味着人们的意志和一切本能将不再能够像前苏格拉底时代一样通过悲剧形式得到宣泄。这样，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永远陷入了一个和平与不可侵犯的社会中时，他的内心便会处于一种从未有过的重压之下。在这种压力下，以前那些使他们引以为荣耀的、强健的和野性的本能突然被当作了危险的东西，已经不允许再向外发泄了。这样，这些本能就会反过来转向自己，把自身当作了发泄对象。所以说，良心谴责起源于人类那些不能外泄本能的内向化，是一种残酷的本能。无疑，良心谴责也是一种自我折磨的意志。

以良心谴责为出发点，尼采接着又回到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上来探讨良心谴责与上帝起源的关系。因为人只有通过祖先的牺牲和创造的成就才能获得延续，所以人对自己的祖先都怀有负债意识。但同时祖先作为债权人，是以一种强大精神的形式而存在的，这就是神的起源。上帝的出现是人的这种负债意识达到极端的体现。而对于欠祖先和上帝的债务，人是永远无法偿清的，因为只有上帝能够清偿人本身无法偿还的债务。而这时候，上帝却又为了人的债务牺牲了自己，即上帝用自己偿付了自己。所以人们就形成了一种罪恶无法赎清的思想，即“永恒的惩罚”的概念。为了摆脱这种负债心理，人只能通过建立一种神圣上帝的理想来减轻心灵所受的折磨。这样，人的在世幸福就被导人了一种虚无主义的境地中。通过良心谴责的概念，尼采又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他对于基督教道德形成的理解，以他自己的方式深刻地批判了传统的理想主义道德和基督教道德对人的本能意志的压抑和摧残。但在第二章的最后，尼采也表达了他对于一个新的时代―战胜上帝和虚无主义的时代即将到来的坚定信心。

禁欲主义理想：一种不得已的意义选择

在第三章尼采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禁欲主义理想，因为这种理想正是基督教道德所倡导的。尼采的批判是从分析禁欲主义理想对论道德的谱系于艺术家、哲学家和僧侣等不同对象的不同意义开始的。

首先，在艺术家看来，禁欲主义理想其实是无所意味或是意味着太多。因为尼采认为，不论在什么时代，艺术家都是某种道德、某种哲学或某种宗教的仆从。为了说明这样的论断，尼采举了悲剧艺术家瓦格纳的事件为例。并以此来批判晚年的瓦格纳成为了上帝的心腹发言人。然而，对于哲学家而言，禁欲主义理想又似乎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禁欲主义理想有助于哲学家摆脱肉体上的痛苦和灵魂上的纷扰，也就是意味着摆脱折磨。尼采认为，和其他任何“动物”一样，哲学家也本能地致力于获取能够充分释放其力量、最大限度地满足其权力感的最佳生存环境。而在哲学家走上这条通往最佳生存环境之路时，一种独立性的思考是不可或缺的，而禁欲主义理想恰恰为哲学家构建了这样的一座独立性的桥梁。但这是不是就可以证明禁欲主义理想是一种合理的道德价值，尼采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哲学家设想的禁欲主义理想只是“一种神圣化的禁欲主义和动物的欢快的禁欲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禁欲主义，是一种高级精神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也是哲学家获取最佳生存环境和最优创造力的最基本和最自然的条件。哲学家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考虑的只是对于他来说不可或缺的东西：无纷扰的内心世界和安静的外部环境，与“德性”无关。所以，通过这样的分析，禁欲主义理想在哲学家这儿也就找不到充分的道德价值证据。

另外，对于禁欲主义僧侣来说，禁欲主义理想又意味着一些问题，尼采首先指出禁欲主义理想本身的自相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它体现为一种“以生命反生命”的现象。禁欲主义理想是一种指向萎靡和枯竭的理想，但同时它又是一种维持生命的艺术手段，凭借着它，生命在禁欲主义理想中和死亡搏斗，抗拒死亡。禁欲主义者把生命的获得当作误入岐途，人最终要迷途知返，直到返回迷途的起点。所以，已经被驯化的人类身上都有一种病症，即厌恶生命、向往终结。正是由于这种病症，生命都渴望以一种其他方式存在于其他地方（彼岸世界）。这样，禁欲主义理想的这种搏斗和抗争恰恰表现了一个垂危的生命对于统治和调养的急切渴望。在这里，由于禁欲主义僧侣身上的这种愿望表现得最为强烈和迷狂，所以他们是以救治者的身份出现的，虽然他们自己本身也是病人。禁欲主义僧侣就像一个牧羊人引领着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失败者、颓唐者、落难者、不幸者和自戕者，他总是忙着规劝那些从自身以外寻找病因的患者。他教导这些人，造成他们苦难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自身。就这样，他转移了患者的怨恨，减少了他们的危害性。但是，禁欲主义僧侣也只不过是用麻醉剂或兴奋剂缓和了病人的痛苦，为他们创造了种种安慰，并没有去掉患者痛苦的根源。所以，确切地说，禁欲主义僧侣还不能算是一位医生。同时，禁欲主义僧侣更主要的还是通过把负罪感重新解释为“罪孽”，来治疗人的病症。在这里，内在的痛苦就被转化成了一种惩罚，而患者则成了罪人。这样，由于人们通过救赎观念把希望寄托于虚无的彼岸世界，所以对一切疼痛就不再抱怨了。

在文章的结束部分，尼采认为，禁欲主义理想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敌手。即使是科学也治疗不了人类的病态，因为它劝人放弃自己的尊严，同样加深了人的自我贬低意志。从哥白尼时代以来，科学一直试图消解人们早年具有的关于自身重要性的信念。它的影响恰恰有利于禁欲主义，而不是相反。因此，对于禁欲主义者和禁欲主义僧侣来说，禁欲主义理想为他们的苦难创造了意义，使他们能够把所有的痛苦都归因于“罪孽”。人生必须有意义，任何一种意义都胜于毫无意义。所以，虽然禁欲主义理想是一种会带来新的苦难和鲜血的意义，但它毕竟聊胜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