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履先

朱履先，1884年出生于泰兴黄桥，1905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在炮兵科学习军事理论和技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二十世纪初日本培养高级军官的著名军校。在校期间，朱履先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结识了蔡锷、李烈钧等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确立了反清爱国的革命志向。1908年冬，朱履先学成归国，投身军界，出任清廷第十七协第三十四标二营管带，率部驻南京杨公井。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心向民主的朱履先，参加秣陵关起义，被起义将领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任命为三十四标前敌指挥，11月8日受命进攻清军雨花台炮台。战中，朱履先身先士卒，勇往直前，率部发起数次冲击，终因子弹匮乏，守军工事坚固、炮火猛烈，未能成功。起义部队后因伤亡惨重，被迫撤退至镇江。

11月12日，中国同盟会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在镇江成立，徐绍桢任总司令。朱履先随徐部加入江浙联军，不久投身光复南京的战斗。因拥有秣陵关战役的作战经验，他被徐绍桢委以重任，与刘之洁率领的苏军合力攻夺雨花台炮台。24日，战斗打响。南京城内守军加重火力，并在雨花台炮台四周布下地雷，欲负隅顽抗。朱履先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排地雷、挫守军，与刘之洁默契配合，一举攻占雨花台炮台。29日，朱履先率前卫突击队迅速突破守军防线，兵临中华门城墙下，他架起云梯，第一个登上中华门城楼……

朱履先以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与在战斗中表现出的忠勇，深得孙中山与黄兴等同盟会领袖器重。12月2日南京光复后，他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陆军第二师中将师长兼南京城防司令，获授二等文虎勋章。1912年元旦，朱履先被再次委以重任，担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阅兵总指挥，时年仅28岁。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为缩减开支，作出裁军决定。朱履先率先响应，脱下戎装，组建南京讲武堂，出任堂长，并把所获5万元裁军费全部捐献给临时政府，决心以另一种方式追随孙中山先生。

不久，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旋即称帝。孙中山倡议二次革命，终以失败告终。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将领把持政权，掌握北方与东南诸省。山西、东北与西南诸省，则由当地军阀纷纷割据，混战不断。

面对支离破碎的中国，朱履先痛心万分，但默默寻求救国的出路。他随柏文蔚创立革命军，以图北伐；他为老同学阎锡山当过顾问，也在冯国璋处担任过参谋长；1927年，他应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之邀，先后在蒙城、寿县等地担任过县长；“九一八”事变前后，他受邀在蒋介石国民党军政部任过职。几经浮沉，均失望而归，于1932年退出军界，隐居故乡黄桥。^[1]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央政府。他多次派秘书长褚民谊到黄桥邀请朱履先出任“苏北招讨使”“苏北委员长”“和平军总司令”等要职，遭朱履先严词拒绝。为摆脱汪伪再三纠缠，4月，朱履先暂别黄桥，化名刘金麟避居上海。

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报纸、电台对新四军奋战苏南、屡挫日寇的事迹报道，使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军官，精神振奋，百感交集。他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壮举，心生敬佩，随之萌生与之相识的渴望。不久，他听说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移师苏北抗战，便立即从上海回到黄桥。

7月28日，陈毅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举歼灭驻黄桥的******顽固派、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四旅何克谦部近2000人。29日凌晨，进驻黄桥。

新四军进驻黄桥后，陈毅继续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注重与当地中上层进步人士广泛接触，以求在政治上赢得社会支持，孤立国民党顽固派、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取得苏北抗战的领导地位。他了解到黄桥朱履先在苏北中上层人士中威望极高，有很强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是旧军人中不可多得的有识之士。在进驻黄桥第二天，便派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以拜见前辈的礼节，赴朱府拜访。翌日，他又在管文蔚、陈丕显的陪同下亲自登门。

二人一见如故，寒暄落座后，彼此敞开胸怀，谈论家国天下。朱履先被陈毅的正义与真诚所感动，他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韩德勤的昏愦怯懦，当即表明立场：“公道自在人心，对于抗日部队，理当支持。”“只要贵党贵军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此次会晤，双方都留下了极好印象。此后，朱履先结识了粟裕、陈丕显、管文蔚、朱克靖、陈同生等一批共产党骨干。

与共产党人的频繁接触，使朱履先对共产党的认识日益清晰，他一扫曾经的苦闷、悲观与失望，坚定地站到共产党一边，积极投身抗日民主活动。

8月下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黄桥成立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开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四军首先面临筹粮问题，7000将士吃饭问题亟待解决。身为苏北指挥部总指挥的陈毅心急如焚，他专程拜访朱履先，与之商讨解决办法。言商中，深明大义的朱履先，提出开征救国公粮的建议，并承诺：“会在士绅中先为说明！”

几天后，开征抗日救国公粮动员大会在黄桥中学召开，地方士绅应邀参加。会前，朱履先做了全面细致的工作，他顶着烈日，挨户向当地士绅说明开征田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动员他们帮助新四军解决困难。会上，朱履先以黄桥“首户”的身份首先发言，并带头将五万元现款和家中最好的五百石粮食捐献给新四军。以实际行动号召大家支援新四军抗日。与会士绅们深受感染，纷纷表示“唯履公马首是瞻”，拥护开征救国公粮。会议取得巨大成功，顺利通过了在通、如、靖、泰征收救国公粮议案，同时筹集粮食三千石、现款六万元，解决了新四军的燃眉之急。

黄桥沦陷后，新四军退至农村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再次遇到筹粮困难。身在黄桥的朱履先，鼎力相助，在日伪扫荡，物资匮乏的困境中，为新四军筹款5万多元(这在当时可购得7.5万斤大米)，并冒死越过敌伪重重封锁线，将巨款送至陈毅手中，又一次助新四军渡过难关。多年后，陈毅回忆此情此景，仍感动地说“1941年初，要不是黄桥人民的支持，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1]

为支持新四军的抗日活动，朱履先跟随新四军领导人多方奔走，呼吁国共合作抗战，做了大量工作。

当得知朱履先与海安名流、曾任国民党江苏省省长韩国钧私交深厚，陈毅便请朱履先出面引见，派朱克靖去海安拜望韩国钧。朱履先欣然应允。朱克靖到访后，韩国钧多次写信给朱履先，征询对新四军的看法。朱履先每信必复，向其介绍新四军在黄桥抗战的情况，并以鲜明态度表示对新四军在苏北抗战的支持。这对韩国钧最终坚定地站到共产党一边，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与朱履先同是老同盟会员，有多年友谊。李明扬拥兵两万，驻守苏北大门，是苏北地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他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因受韩德勤排挤，与韩矛盾很深。陈毅灵活运用统战艺术，在到达苏北后曾“三进泰州”与李明扬谈判合作抗日事宜，争取他的中立。

黄桥战役打响前，韩德勤多次催逼李明扬攻打新四军，甚至祭起蒋介石手谕。这使对新四军心存疑虑的李明扬产生了动摇。为解心结，他专程写信向朱履先请教。朱履先向他揭露了韩德勤借“二李”(李明扬、李长江)之刀杀新四军，同时借新四军之力消耗“二李”实力的阴谋，让他“千万不要听信谗言，自相残杀”！并对李明扬道明：“韩若胜，必先灭李。”李明扬深信朱履先的肺腑之言，决定按兵不动，保持中立，对黄桥决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朱履先公开支持新四军的态度，争取了韩国钧、李明扬等苏北名流，影响了苏北地区一大批新旧知识分子。管文蔚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些人亦以朱履先马首是瞻，跟着倾向我们。如泰兴刘伯厚、靖江祝维干等都先后和我们站到了一起，对抗战起到了很好作用”。

1940年9月，韩德勤实施堡垒政策，对黄桥粮道实施封锁。新四军为解救民困，打破封锁，14日攻取姜堰，同时通过各界人士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德勤却以“新四军如有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相挟，为准备新的进攻制造借口。新四军相忍为国，在苏北八县军民代表会议上作出了撤出姜堰的重大让步。30日，新四军信守承诺，撤出姜堰。韩德勤却出尔反尔，于10月3日，调集26个团计3万兵力进攻黄桥。

此间，朱履先两次函电国民党军政要员，呼吁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此举虽未能力挽狂澜，却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为配合陈毅的“孤韩”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3日至6日，陈毅、粟裕率新四军7000将士与韩德勤部决战黄桥，全歼韩部11000余人，取得黄桥战役的全面胜利。战斗中，朱履先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与共产党人共进退。因担心管文蔚的苏南口音不便与黄桥群众沟通，他不顾管文蔚劝阻，在炮火中坚持陪同管文蔚、陈丕显检查黄桥城内各项支前工作，挨家挨户动员，组织群众支前助战。在他的号召下，黄桥士绅们慷慨解囊，捐钱捐物；工商户正常营业，全镇3家磨坊和63家烧饼店夜以继日地磨面粉做烧饼、制干粮，支援前线；百姓们一呼百应，组成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赴前线抢救伤员。黄桥战役的胜利离不开黄桥人民的支持，朱履先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陈毅在战时发出由衷赞叹“你真不愧是位军人”。

黄桥战役胜利不久，苏北临时参政会召开，朱履先当选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参议长。^[1]

1941年1月，日伪军侵占黄桥。调驻黄桥的伪军第三十七师师长丁聚堂，曾为朱履先朋友的勤务兵。他深谙朱履先在黄桥的影响力，多次派人上门，请朱履先出任参议；日军驻黄桥特工队队长金松春也备帖，要拜朱履先为义祖父，都想借助朱履先威望，实施对黄桥的侵略。朱履先与中共苏中三地委密切联系，及时将这些情况作了汇报，并根据三地委指示，将计就计，答应他们的请求。

朱履先利用日本留学时的一口流利日语，公开与驻当地日军司令接触,了解敌情；他冒着生命危险，打入伪三十七师内部配合共产党开展敌占区工作。他的住所成为了对敌斗争的地下联络点。日寇占领期间，苏中三地委敌工部部长盛华、青年解放团负责人周伯藩等，常在这里秘密往来，搜集情报。这里被誉为我党对敌工作的“安全岛”，苏中三地委的同志曾以此为共产党做敌军工作的联系点，在这里争取、瓦解了大量伪军。

朱履先还利用他在黄桥的“特殊”身份，营救大批革命同志，为保卫党的组织作出重要贡献。泰县参议会参议长徐观伯当时曾以“片言胜斧钺”为题赋诗一首，高度评价朱履先的胆识和在黄桥的能量：“为解亲人困，黄桥据点行。履公频点首，使命两肩轻。身虽穹庐陷，心存汉室营。片言胜斧钺，一举鬼神惊。”这是他当年在奉县长汪海粟之命，请朱履先出面成功营救被日伪抓获的10名泰县区乡干部后所作。

1943年，年届60的朱履先由叶飞、朱克靖二人介绍，经陈毅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他成为一名特殊党员，由朱克靖、叶飞二人与他单线联系，不过组织生活。1945年，朱履先当选为苏皖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土改运动中，他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将家中280亩良田全部献给人民政府，极大地影响了周围的地主、士绅，推动了周边地区土地改革的进程。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血腥“清剿”。朱履先以大无畏的军人品格，留在原地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一起奋战在田间乡道，与敌展开游击战，直至1947年春。地方党组织关心他的安危，派人接他北撤至滨海县合德镇。

新中国成立后，朱履先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先后担任苏北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苏北行署副主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等职。任职期间，他不顾年高体弱，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为土地改革、水利建设和田赋征收等工作提出很多合理建议。1959年春，朱履先因病在南京谢世。^[1]

朱履先1884年6月6日出生在江苏泰兴黄桥镇，1902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求学时认识孙中山，并在黄兴介绍下参加同盟会。1908年他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按清廷规定，朱履先先经慈禧太后钦召，继被两江总督端方召见，后受统制徐绍桢委任，任南洋新军第九镇第三十四标二营管带，率部驻扎在南京杨公井，今天在那里仍有一条以三十四标命名的巷弄。大清的“龙庭恩泽” 并没有使朱履先感恩戴德，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使朱履先立志反清、恢复中华。

1911年他响应辛亥革命，在南京发动九镇秣陵关起义，任起义军前敌指挥官，率领九镇官兵进攻南京城，在雨花台与清军守将张勋对决。在起义军弹尽援绝之时，朱履先身先士卒，奋不顾身，高挥指挥刀向前跃进，大呼“弟兄们，冲锋！冲锋！”前线起义部队同时发出冲锋的尖锐号音，与弟兄们高喊的“杀！杀！杀！”的杀敌厉声，声声互应，震撼云霄。面对清军的坚固堡垒和凶猛火力，起义官兵们虽然已无子弹，但在朱履先的命令和带领下，一律刺刀马刀开口，以肉搏拼杀的奋勇精神齐向炮台冲击，誓以血肉之躯夺取雨花台炮台。卒以清军炮台坚固，弹药充盈，防御重重，起义官兵连冲数次，均未奏功，战场上已是尸横遍野，朱履先的前敌部队拼死血战，壮烈牺牲，几乎殆尽。朱履先指挥部队且战且退，撤至镇江又参加江浙联军光复南京战役，任江浙联军前卫司令，再度与清军守将张勋对决。战斗中，在联军各路兵马配合下，朱履先又身先士卒，率领前卫突击队，冲锋到中华门城墙下，架起云梯，第一个爬上城头，登上中华门城楼。江浙联军经过数十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完成光复南京的战略任务，为辛亥革命定都南京奠定了基础。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宣告建立中华民国。朱履先以其在秣陵关起义和光复南京战役中的骁勇善战，威赫清军，雄震联军，深受孙中山的器重。孙中山在总统就职典礼那一天，举行了中华民国开国阅兵式，孙大总统亲自指定朱履先担任阅兵总指挥。后任命其为陆军二师中将师长兼南京城防司令。辛亥革命后不久国民党成立，朱履先即转入国民党，并任南京讲武堂堂长，后参加二次革命、反张勋复辟和护法运动。1928年他的士官四期同学蒋作宾北伐到济南，请他出任桓台、邹县、临朐、曲阜等县县长。抗战初期朱履先曾受蒋介石之聘在南京军政部供职，因不满蒋介石沦丧东三省的不抵抗政策而退隐故里黄桥。^[2]

1940年仲夏，陈毅、粟裕率新四军东进黄桥，并与朱履先相识。陈、粟一到黄桥，就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最先认识朱履先的是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副主任的管文蔚和陈同生。陈毅听了管文蔚和陈同生的汇报介绍后说：“辛亥名将，民国元勋，黄桥第一名流，如此爱国，是旧军人中不可多得的有识之士，应主动登门求见。”陈丕显在《怀念敬爱的陈毅同志》一文中记叙了陈毅第一次与朱履先会面的情景：“那天，他拜访朱老先生时，我和管文蔚同志也随同前往。他和朱老先生一见如故。在融洽的气氛中，陈毅同志襟怀坦荡，详细阐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投降的真面目；朱履先听了深受感动，义愤填膺，痛斥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表示愿为民为国鞠躬尽瘁。我们坐在陈毅同志的身边，听着，琢磨着。这是我首次随他和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谈话，是一次难得的学作统战工作的机会。后来朱老先生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

以后陈毅、粟裕常去朱履先家。由于同是军人，都是性格豪爽、心胸坦诚，更由于都有着忧国忧民之心，共同的抗日爱国情操使得朱履先和陈毅、粟裕肝胆相照，他们相见恨晚，很快成为忘年之交和生死挚友，乃至百年之后，朱履先的纪念墓碑和粟裕的骨灰安放碑并排相邻竖列在黄桥人民公园内供后人瞻仰。他们在密切的接触中，陈毅向朱履先介绍解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和《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精辟论点，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毅披肝沥胆的交谈深深打动了朱履先忧国忧民之心。朱履先对陈毅说：“抗战之初，我的辛亥部属何应钦邀我出山，我没有答应。因为我反对蒋在东三省的不抵抗政策。但是以我在日本学的炮兵来说，英、美的每一门炮每天供应的炮弹是不计其数的，日本每门炮每天供应的炮弹是1200发，而中国只有200发，这样悬殊的供应，必败无疑。我对于中国军队抵抗日本没有信心。读了《论持久战》后，才知道自己有唯武器论的看法。”在此后频繁的交往中，陈毅向朱履先也谈到自己的经历和诗篇，朗诵江西游击战中所写的《梅岭三章》和韦岗战斗中的“脱手斩得小楼兰”。有一次朱履先当着许多客人的面说：“你这个人是不会死的。”陈毅笑问何因，朱履先巧用陈毅的诗句道：“你，‘犹领貔貅兵十万，手提宝剑斩阎罗’，阎罗怎敢让你入境？”惹得满座大笑。

陈毅在朱家不仅是不拘形迹的熟客，也是朱履先“纹秤对坐”的棋友。经常是一局下完，他拎拎袖管说：“我来杀一盘。”他可以在朱家摇着葵扇敞着中装短衫大吃西瓜，有一回甚至把皮带和手枪放在朱家起身就走，朱履先14岁的儿子朱宝权捧着在后面追着送去。

在陈毅、粟裕的带领下，新四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与朱履先结下永恒的革命情谊，如曾山、陈丕显、叶飞、姬鹏飞、管文蔚、惠浴宇、钟期光、朱克靖、陶勇、刘培善、刘先胜、乔信明、陈同生、季方等，他们都是朱履先家中的常客。

在陈毅、粟裕等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精神的感染下，朱履先的爱国抗日热血也沸腾起来，他一扫多年的抑郁和悲观心情，坚定地站到共产党、新四军一边，积极投入抗日活动中去。朱履先这位黄桥第一名流成了苏北地区坚决支持共产党新四军的第一位名流。^[2]

新四军东进黄桥不久，陈毅就全力投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在他的领导下，苏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但是，新四军黄桥部队和抗战政府根本不被国民党三战区承认，不但停发了新四军的军饷，而且韩德勤还对黄桥地区进行交通封锁，禁运粮食。新四军面临缺乏军饷粮饷、衣食无着的严重困难局面，陈毅焦虑万分，找到朱履先商议。朱履先说：“没有粮饷来源，新四军的6000余名官兵如何维持？新四军抗日是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忠，国课钱粮，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天责嘛！”建议陈毅开征抗日救国公粮。过了几天，陈毅、陈丕显、管文蔚、惠浴宇和临时行政委员会在黄桥中学“谦三堂”召开开征田赋大会。朱履先以黄桥首户身份首先发言：“中国所有的政党，没有像共产党这样为国为民的了！中国的军队，没有像新四军这样秋毫无犯的了！共产党、新四军领导人民抗日救国，要吃饭，要穿衣，筹集军饷，支援新四军抗日，是我们百姓应尽的责任。我首先响应，保证如数把最好的粮食拿出来交公粮。”与会士绅纷纷表示“惟履公马首是瞻”，顺利通过在通如靖泰地区征收公粮的议案。会后朱履先带头拿出最好的粮食缴纳抗日救国公粮，许多士绅也纷纷缴纳。过了不久，朱履先再度怀着义愤之情，出面召集黄桥地区的绅商界人士，带头在绅商中募集捐款6万银元给新四军。

在陈毅、粟裕开创黄桥根据地之初，是新四军经济上、物质上、后勤上最为艰难的时期，由于朱履先的鼎力无私援助，产生了无形的巨大的“黄桥首户”效应，三泰地区的大小绅商和百姓都“以朱公马首是瞻”，以各种形式支持共产党新四军，新四军严重缺粮缺钱的燃眉之急被解除了，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物质基础。^[2]

在陈毅争取韩紫石时，陈毅曾向朱履先探询“和韩紫老的关系”时，朱履先说“此公可谓苏北第一人”，并详细向陈毅介绍了韩国钧的情况。海安耆绅韩国钧，号紫石，原在东北铁路任职。辛亥革命胜利后写信给朱履先，想从东北回江苏。时任陆军二师中将师长兼南京城防司令的朱履先正是得意之时，就帮助韩国钧回到江苏。到北洋军阀时代，韩国钧升任江苏省省长，再请朱履先写信给当时的镇守使陈调元、朱熙等，要他们匡助韩紫石“当太平省长”，因此两人私谊甚深。当陈毅争取韩紫石时，朱履先也写信向他介绍新四军。后来韩国钧在主持海安和谈时，专门邀请朱履先入室询问：”你和共产党交往的时间比我长，你觉得陈毅、粟裕这些人怎么样？”朱履先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从辛亥革命起，追随孙中山先生就是为的立国兴邦，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党派像共产党这样为国为民。陈毅、粟裕就是这样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子！”朱履先的鲜明立场对韩国钧最后站到新四军一边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在苏北地主、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各阶层中，最具人望的代表人物就是韩国钧和朱履先。苏北“绅、商、学”各界的中上层分子都在注视着他俩的政治动向。随着朱履先和韩国钧对新四军的支持，苏北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大批社会名流、开明人士纷纷站向新四军一边，齐声讨伐韩德勤失信于民、破坏抗日、投降卖国的行为，从而使新四军有力动摇了韩德勤反共顽固派在苏北的统治基础，取得了民心。韩国钧痛斥韩德勤“贼子无信，天必殛之！”朱履先则更直白地对陈毅说：“得天下者必共产党。”他俩的话代表苏北人民已为即将扬起硝烟的黄桥战役的胜负定下注脚。^[2]

黄桥决战箭在弦上，陈毅、粟裕还在进行着整体作战方案的最后推敲。陈毅已经形成习惯，每次战斗之前总是“政治先行，军事后盾”，把正确的政治策略和强有力的军事策略密切结合。在新四军起初与韩德勤的和谈中，陈毅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得到苏北各界人士的赞扬，由韩紫石领衔并联名朱履先等先后发出三封函电控告韩德勤拥兵十万不去抗日、虐待民众、贩粮资敌的卖国行径，第一封是发给苏北各方军事长官，另二封是发给重庆政界人士“恳转委员长”的。在黄桥决战即将开战前夕，陈毅委托朱履先还要对韩德勤进行再一次政治上的打击。朱履先配合陈毅的统一部署，发动苏北民众绅耆各界，征得245名苏北名望人士联名签字，由朱履先领衔，直接向重庆蒋介石发去电报，谴责韩德勤手握重兵，不事抗日、枪口对内、乱国伤民的倒行逆施，要求蒋介石立即下令韩德勤“迅将所属军旅西调御敌，勿再丧失领土，涂炭生灵”，把准备攻打新四军的部队西调打日寇，再一次有力揭露和打击了韩德勤“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投降卖国行径，进一步为新四军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此份电报声势浩大，是抗战中各界社会名流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呼吁团结抗日人数最多的一份呼吁电，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2]

10月初，随着韩德勤主力、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部队德国制造的山炮射向黄桥的第一响炮弹，黄桥决战拉开序幕。

陈毅在严密布置备战之际，再一次来到朱履先的“中将府”，面对将至的恶战，他郑重地拜托朱履先：“支前工作全靠黄桥人民了，虽有布置，关键时刻还请老将军鼎力相助。”并坚定地说：“新四军将士誓与黄桥人民共存亡。”朱履先紧紧握住陈毅的手说道：“我朱履先和黄桥民众誓与新四军同生死。支前工作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在硝烟弥漫的激烈战火中，朱履先实践着“与新四军同生死共存亡”的誓言。

开战初，黄桥原有一道土围墙急需加固，朱履先首先拿出家里的木料、家具亲自和家人一起送到前沿。许多群众也跟随着把木料甚至寿材送到前沿阵地。朱履先到处向老百姓说：“这样好的军队，不打胜仗，杀我的头！”在老百姓的支援下，一个夜晚黄桥就有一道深沟高垒的新城墙，他们说：一定要把黄桥修成铜墙铁壁，要让国民党顽固派碰得头破血流。群众的力量也给新四军带来无比鼓舞。

由于朱履先在黄桥的威望和影响，他与新四军并肩战斗的精神成了一道无声的命令，黄桥人民支前热情空前高涨，连黄桥镇上的士绅商贾大户们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战乱来临纷纷出逃避难，都留在镇上为新四军慷慨解囊、助战支前。

战斗第二天，敌军来势凶猛，情况一时危急，从屋顶上掠过的机枪声，打在街心的炮弹声，使得不少市民露出惊惶恐惧神态。这时朱履先正带头把自己家中锦缎被面的被子送给新四军伤兵员。他在街上一边为伤员募集被子，一边安慰镇上民众：“新四军是诱敌深入，这回韩德勤、李守维要倒大霉了！你们看我这么大年纪，我决不离开黄桥，因为我相信韩德勤那些部队来得再多，也打不过新四军的。”他和陈丕显、陈同生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在街上安抚那些惊慌的市民：“新四军是诱敌深入，韩德勤、李守维必败，新四军必胜！”他和管文蔚于呼啸的炮火中在街上闲步，以示无事。在决战最激烈的10月4日这一天，是守卫黄桥最艰难的一天，陈毅下令进入紧急战备，机关人员、服务团员、勤杂人员、炊事员、通信员一律拿起枪来，上了前线。做饭、送水、送弹药、救伤员的任务全部落到黄桥人民身上。就在这最紧急时刻，陈丕显、管文蔚、惠浴宇十万火急地跑到朱履先家，告诉他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将士们已经一天没吃饭了。朱履先赶紧吩咐家人生火做烧饼，立即和陈丕显、管文蔚、惠浴宇一起，挨门逐户动员群众开门，朱履先沿街呼叫：“黄桥的老百姓们，快给新四军烧饭、做烧饼。”黄桥镇上大小商人和黎民百姓见朱履先亲自来请，纷纷行动起来。朱履先一路走一路吩咐，这家做多少，那家做多少，回头怎么找他算钱，没有面粉的人家由朱家供应等等，交代得非常清楚。全镇60多个烧饼炉子火光熊熊，香飘数里。从朱履先家做出了第一炉支前的黄桥烧饼，他亲自带领家人送往前线。在朱履先的带领下，烧饼、干饭、馒头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黄桥烧饼歌》就这样在人民的支前洪流中产生了，这歌声传诵至今，令人齿颊留芳，感奋不已。黄桥烧饼就此驰名大江南北，毛泽东后来也说“黄桥烧饼是好有名的”。黄桥决战后，所有的烧饼、馒头等粮食费用全部由朱履先个人结算给黄桥民众。几十年后，陈丕显深情回忆这段经历：“那时天还没有大亮，朱履先一直像我们年轻人一样劳累着，挨家挨户去催店主做烧饼??????”惠浴宇在他的《朋友人》回忆录里也记录了朱履先亲自送出黄桥决战中支援新四军的第一炉黄桥烧饼的珍贵历史记载！黄桥决战最后以新四军彻底胜利告终。祝捷大会在黄桥中学大操场上召开，那天群众绅商从四面八方涌来，人如潮海。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带领大家高唱《黄桥烧饼歌》和《黄桥的新生》等战歌，陈毅和朱履先在大会上激情演讲，与黄桥军民共庆胜利。

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在海安镇召开苏北第一次参议会，刘少奇、陈毅、粟裕、曾山、黄克诚、陈丕显、叶飞、姬鹏飞、管文蔚、钟期光、惠浴宇、朱克靖、季方、韦一平、陈同生、陶勇、王必成、刘先胜、刘培善、梁灵光、乔信明、张翼翔、钟明等高级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演讲，高度评价黄桥决战具有“伟大的决定的意义”，是“我党在华中工作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打开了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会议选举韩国钧为参议会名誉议长，朱履先为议长，朱克靖、黄逸峰为副议长。

1943年陈毅在离开苏北根据地赴延安之前，专门找到朱履先，郑重地对他说：“你应该参加共产党了。”朱履先在叶飞、朱克靖介绍下，经陈毅和华中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曾山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报毛泽东主席批准其为中共特别党员。^[2]

朱履先于1945年6月15日被选举为赴延安参加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苏中代表候选人，他因严重的高血压病未赴延安；1949年7月党中央通知朱履先赴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他仍因严重高血压病未能赴京参会。朱履先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的不同时期，先后担任过苏中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苏皖边区副议长、苏北行署副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江苏分会首任主席、江苏省抗美援朝分会主席、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54年底中风瘫痪，1959年病逝于南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