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望月

《他乡望月》属文学类，散文、随笔作品集。作者陈瑞琳是一名在海外文坛享有盛誉的散文家，这是一部在新的文化坐标上展开东西方精彩对话的书，是一部海外游子寻找家园的书，也是一部女性世界渴望精神突围的书，同时还是一部充满了学者智慧书写的书。无论是近距离地描述北美山川的人文风情，还是怀想故国的山水故国的人，其中一个个行走的故事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山水游赏，而是进入到新的文化理想的探索。

陈瑞琳，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出版有域外散文三部曲《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家住墨西哥湾》。2005年编著北美新移民作家首部小说专辑《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2006年出版《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2011年出版《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散文《他乡望月》曾荣获2000年《世界日报》全球征文第二名(第一名从缺)，散文《巴黎寻梦》荣获2005年“全球华人旅游文学征文大赛”优异奖，同年荣获中国《文艺报》评选海外唯一“理论创新奖”。2009年荣获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优秀散文奖。2011年3月8日中央四台“华人世界”特别播出“凿碑立传的文学女人”专访节目。

第一辑 生命之爱
童年旧事
一个秋天的童话
同窗轶事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女人花
书店纪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
北京姑妈
母亲比我快乐
城墙下的父亲
祝你生日快乐
吾爱吾狗
叫我如何不爱它
来碗“羊肉泡馍”
相见时难
我的“国文老师”
第二辑 他乡望月
他乡望月
美国开车记
红色的夏天
餐馆里的故事
八千里路云和月
雪鸟飞翔的地方
冰与火
“感恩”之旅
再访纽约
走进得克萨斯的心脏
又见融融
墨西哥湾里的渔歌
枫叶红了的时候
赏花的日子
夜宿盖文斯顿岛
爱上科罗拉多的雪山
第三辑 故乡的云
一缕茶烟
我的中国肚子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长安夜雨浥轻尘
邂逅丽江的男人
怀想泸沽湖的女人
上海的早晨
京都烟雨
“井冈”杜鹃
关于南昌的记忆
水色周庄
在那月亮升起的地方
梦游绍兴
忆峨眉
思蜀
云南的“风花雪月”
第四辑 文缘情缘
文缘，情缘！
时间是一条闪光的河
一鼎千钧
再悟“红楼”
这个冬天，想起张爱玲！
怀想“民国”
“惊梦”白先勇
“笑”看红尘
她就是“游牧人”
代跋：跨过她的草原

都说童年对于一个人特别的重要，很多年过去，我才渐渐明白，原来生命中对孤独、思念、忍耐、盼望、荣耀、苦难等所有情感的最初体验都是从童年时开始的，那一年在外婆家小村庄的日子，竟决定了我的一生。
母亲常常说，生我的那一年是大饥荒，喝着面汤却能长得圆圆胖胖的我真给那时代抹了不少光彩。父亲则记得，有一次倾囊买了一斤馒头，回到家时发现不知不觉地已经被我全部吃完了。
四岁那年，“文革”开始，记忆中的父母时常为了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大动肝火，吓得我躲在被子里不敢出声。但吵架的并不止我们一家，隔壁的阿姨吵起架来还喜欢摔热水瓶，弄得炸天响。过了些日，我家的楼顶上忽然架起了机关枪，我从公用厕所的天窗上想看个究竟，刚一探头，一柄刺刀闪出来。那时候，大人、小孩子晚上睡觉都不大脱衣服，因为半夜里如果听到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就得立刻上街看游行的锣鼓。
一天夜里，看完游行，我正人梦乡，妈妈努力摇醒我，爸爸也在，我懵懵懂懂地听明白了他们要带学生去北京见毛主席。我并不知北京在哪儿，他们要离开我多久，反正我一贯听父母的话，立刻就点头答应，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一去竟是360天的话，我是不会那么快点头的。
爸妈走后，远在渭河北岸的外公应了外婆之命前来接我，我先是不肯去，坚持要等妈妈回来。那时候去乡下还没有汽车，外公没有马，也没有驴子，自己做了一部单轮的手推车，我噘着嘴坐上去，风大天又冷，屁股在土路上颠得生疼，快到村口时，外公忽然摔倒了，从此卧在床上，后来我知道他是得了一种叫半身不遂的病。
外婆长得很温暖，阔脸长鼻，20世纪60年代初被“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吓成了心脏病，可她老人家是方圆百里唯一住过北京城的人，而且还养育了乡下第一个女大学生。外婆很疼我，但我非常寂寞，因为从城里来，就常常遭受乡下孩子的欺侮，真正的伙伴只是前院里养的一群小猪崽和它们的妈妈。黄昏的时候，无聊的我只能扒在自家的黑漆大门上打悠悠，有一次因为用力过猛，夹住了小拇指头，疼了很多日，后来那小指头就再没有伸直过。
乡下的日子很长，我常常卧在麦秸堆里或躺在水渠上的树荫里听树上的知了死命地呜叫，脑子里想着妈妈，或想着遥远的地方。每天的快乐莫过于到菜田里摘几个新鲜的辣椒，或摘一些南瓜开的黄花煮在晚饭的面条里当鸡蛋花吃。更欢喜的是村里来了货郎担，我就在树上找一堆知了留下的壳，拿去换糖吃。
过了五岁的生日，外婆跟村头的小学交涉，叫我破例去念书。那个早上，天黑洞洞的，我穿了粗布外衣，提了自家的小板凳，背了书包，推开了那扇神秘的小门。天色还早，地上有白白的霜，一个男人走过来，向我比画，我有些怕，近了才发现他是学校里打铃的哑巴。他带着我走去后墙根底下的一个土台子，叫我坐在中央，然后他摇响了手中的铃铛。
回想起来，那是我的第一个真正的课堂，露天的土台子上，没有桌椅，没有黑板，清晨的天空上有时还挂着月亮。但是我是多么害怕下雨，害怕老师生病，多么喜欢认字，能看懂书上的故事。乡下的孩子最懂得吃苦，早餐就是一根黄瓜，地上的土就是练字的草本。大多数孩子，放了学还要去挑一筐猪草才能回家。
好像是过了一个学期，我们这一班终于可以进那真正的教室，不用再自己提板凳了，那时的我竟也能大致读懂妈妈从远方寄来的短信了。记得那天上语文课，老师叫大家随便写篇日记，我想不出写什么，就把妈妈的信拿出来，改写在本子上：
“我的爸爸妈妈去见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等了三天，毛主席本来不出来了，可是天气好，毛主席又上了天安门，手里挥动着一顶帽子，好多人高兴得哭，妈妈的鞋子不见了，爸爸也丢了。后来妈妈听说爸爸带学生去了杭州，妈妈也上了火车，可是火车却一口气把妈妈拉到了广州。”
里面的很多字是从妈妈的信上抄来的，老师读后大惊，又念给全班同学，然后全校的人都知道了我的爸妈见过毛主席。那个年月，毛主席是红太阳，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能见到他老人家是多么荣耀的事！我在学校里忽然成了“明星”，每天都有小朋友送给我刚摘的红枣，或者石榴和桃子，还有人送给我他们家大公鸡的漂亮尾巴毛。更因为我的“写作”成绩，学校特别允许我直接跳人了二年级。
快人夏的时候，外公去世了，外婆病得坐在炕上腿肿得不能下地，妈妈终于从城里回来接我。那天，我正在村头的白杨树下吃同学们为我烧好的麻雀，满嘴是泥，牙齿也染得黄黄的，身上已完全是乡下女孩儿的打扮。妈妈看着我，从头到脚，几乎认不出。周围有许多人，妈妈红了眼睛，没有掉下泪来。
告别村庄的时候，我坐上妈妈的自行车，将脸贴在她的后背上。很多人在村口招手，我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我的小白杨，我的桃花林，我的麦秸堆，我的小学堂！我回望环绕着村子的大枣树在风声里摇曳，炊烟在袅袅生起，耳畔传来多么熟悉的鸡鸣狗叫，那乡下独有的泥土芬芳似乎已永远留在了我的身体里。
我忽然想哭，感觉自己从此以后不会再有童年了。P2-4

那是2009年，我看见瑞琳在中国陕西西安主持第三届海外新移民国际笔会，之后，又看见她在河北教育出版社主办的《家住墨西哥湾》首发式上发表演讲并签名售书。紧接着她又赶赴广东中山，走在“首届华侨文学奖”颁奖大厅灯光灿然的红地毯上……这一年她忙碌的身影让我想到了一个人生命的能量。
在我们的经典力学中，“力”的存在，是清晰而明确的。用物理的方法，可以绘出宇宙间存在物的位置和速度，从而可以计算出物体未来某个时间点的运动位置。如果我们从理论的星空中走出，到地面上来，关注一下生活中的一些人，一些事，可能会发现某些奇妙的巧合，经典力学阐释的那种现象，存在物——运动——先前时间点；之后运动的位置、速度以及过去和末来之间的某种联系。陈瑞琳是当今海外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她的人生经历，似乎非常有趣地验证了这一牛顿物理学原理。
带着这种“新奇”感，我踏着陈瑞琳留在岁月版图上的足跻——她的5岁，她的15岁，她的25岁，她的35岁，她的45岁……，一个节奏一个节奏地跟随着她的身影，在时光的隧道里穿越，以寻找在这10年一顿的时间点上，她的存在形式以及随之而展伸出去的、流光般的运动轨迹。或许能找到这之中发生过的某些微妙的东西，让我们也套用“物理的方法”，绘出她存在的位置、状态和她的抱负，她的未来。
原点：1967年，春天的风在村子里随意游荡着，带起一片又一片黄尘。干枯的树枝剪贴在浑浊的天幕上。小瑞琳依靠在猪圈墙上，望着阳婆一寸一寸落在山的背后。她期待着、盼望着，星星出来的时候，最晚明天早晨，妈妈就能来接她回家……
1967年，5岁的陈瑞琳被参加“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爸爸妈妈丢在了乡下姥姥家。尽管多病的姥姥百般呵护着，但在孩子的心灵里，肃杀的乡村阶级斗争环境还是让她充满恐惧。小瑞琳穿着那种城里孩子才有的“布拉吉”裙子，不时遭受到村子里一帮该子们的嘲弄和追打，自己只好躲在猪圈里与猪说话，给猪捉蚤子，挨过一天，又一天……。傍晚，小瑞琳将身子靠在猪圈墙上，看西下的阳婆一寸一寸落在山后，心里想着、盼着，明天早晨，妈妈定会来接她回家。霞光中映着一串挂在脸蛋儿上的泪珠……
是的，小瑞琳甚至想过，让大水把自己冲走，让火车从身上碾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只是想离开这个地方，想尽快地摆脱这种难耐的孤独和寂寞。
哲学家冉雍一说，“这类孩子内心世界丰富，变换意识强，‘死’只是改变现境的一种嚎朦胧胧的想法，并不具有实在意义。通常地讲，这种孩子如果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一旦走上轨道，前途无可估量。”
之后的岁月中，她会怎样迈开自己人生奋斗的步伐？她将以怎样的方式“存在”、“运动”？
启程点：1978年，早春二月，母亲拎着自己早年上学的棕榈箱。把女儿送到古长安城下，西北大学的门口：“妈妈的任务完成了，后面的路该自己走了。”小瑞琳目送母亲登上公共汽车，透过窄窄的车门，看见她笑着、但显然是眶着泪水在向她摆手……。这一刻，她不到16岁。
1977年底，15岁的陈瑞琳破格被西北大学录取，成为一名当年为数极少的少年大学生。
小瑞琳大人似地办完入学注册的手续，走进宿舍，“阿姨，我的床铺是哪一个？”声音发出后，她才意识到，错了，叫错了，多不好意思。七七届的同班同学，不是叔叔阿姨，也是她的大哥大姐。
年幼的瑞琳对古典文学缺乏足够的兴趣，以致教授《诗经》的老师将她与同班同学区别对待。别人分析“氓”，让她分析“硕鼠”。老师叹气说：“你小小年纪怎么能理解得了弃妇的哀怨？”
到了外国文学课，小瑞琳也常常紧锁眉头，她想不通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要卧轨？还有，那个包法利夫人“干嘛要痛不欲生？”……
大学就要毕业了。谁也未曾料到，这位系里年纪最小的大学生撰写的《论庐隐》，竟荣获了文科毕业论文的优秀奖。
面对大学阶段取得的优异成绩，瑞琳坐在校园里的花墙上，望着西北大地上邃远的蓝天白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她没敢过分地陶醉，妈妈嘱咐的“后面的路……”还很长很长，在她心目里，大学毕业，只是一个起点，还有更崎岖的路，需要自己付出更艰辛的努力去趟过。不管这条路有多么的崎岖，纵然穿越崇山峻岭，纵然遭遇千难万险，在她心目里，这个愿望都无法改变，也无法阻档。
人生会有各种机遇和挑战。努力做好自己眼前的事，就有可能奇迹般地迎来命运之神的眷顾。有时候，机遇是藏匿在“厚厚的包裹”里的。年轻的陈瑞琳，沉着、乐观，磨砺着自己的生命之剑。
不满二十岁的陈瑞琳走上了大学的讲堂。听课的学生有的都比老师的年龄大。这无形中构成对老师心理上的威胁，校长还特意提醒她：“你要认真备课。”
一学期下来，校长告诉她：“决定派你去大连参加全国现代文学研讨会的暑期培训班。”
陈瑞琳生动地记叙了当时的心情——
“……东去大连的列车上我把头伸出窗外，风景如梭，变幻得几乎来不及回眸，人生就是突然，就是惊喜，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大连，将带给我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大连，陈瑞琳生平头一次看见大海，呵，那是何等的壮阔，何等的浩瀚呀！一颗年轻的、奔腾的心，随着海浪起伏荡漾，飞问远方……心里想着，在大海的尽头，定会有更多的奇妙存在。
心，遨翔了，眼界，开阔了。更为让她振奋的是，讲习班的这些日子。她几乎见到了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所有权威、泰斗，集中领略了他们的学术思想丰采。那是一串多么响亮的名字哟：唐弢、王瑶、钱谷融、林非、马良春、樊骏、严家炎……在这个众星灿烂的“舞台”上，散文研究专家林非先生的出场，则格外地让她专注。一个彩霓般的愿景在瑞琳的眼前由漫漶而逐渐明确起来——研究鲁迅，研究散文！
两条路在黄色的树林间叉开／可惜我不能走两条路／我这个过客久久徘徊／极目望去，一条路在远处／蜿诞地进入树林荒芜／我向另一条路望去，同样平坦／也许它更值得行走／因为它长满茸茸绿草，等待着人们踏去([美]罗伯特·弗洛斯特)
乘着大连的暖风，带着无限的憧憬，陈瑞琳又一次投师在西北大学张华教授的名下，攻读鲁迅研究的硕士学位。
此时此刻的她，更像一名新项目的工程师，在桌面上从容地摊开一张蓝图。这张图纸上有一个移动的箭头，起点是古城西安，终点是古都北京。眼前所做的，正是为自己心目中谱就的这首“理想之歌”在定音起调。
世间的事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像经典力学阐释的那样，它原本以各自的逻辑、各自的方式、各自的内张力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展开着，只是有某种特殊的因素介入后，才会产生关联，一经关联，便有可能撞击出某种特定的、耀眼的火花。
硕士研究生的岁月，因受这“火花”的辉耀和点燃，日子过得非常饱满。在导师的带领下，陈瑞琳参予了《中国现代杂文》的写作。此书特别获得了林非先生的指点，成书之后，颇得学界好评，曾荣获当年的学术大奖。
硕士毕业后，她移师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1991年，被学校推荐出席了北京召开的鲁迅诞辰llO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这次北京之行，却是更坚定了她考博士的信心。
1992年的夏天，对陈瑞琳来说，面临的并不是博考，而是人生道路上前所未有的煎熬和选择。就在她考博士的同时，先生获得了赴美国留学的签证。事业、家庭忽然间站在一个交叉点上让她万般纠结。最终的她则是服膺了理性与生活的逻辑，选择了远处的那条迷迷朦朦的路。尽管望过去，前程一片茫然……
《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出版，林非作序，写了众多旅美华人的故事，也写了自己最初的奋斗和挣扎。作者以情真意切的文笔，书写了华人新移民跨境域、跨文化生命移植的艰难旅程。为此，休斯顿市长李布朗先生特别为她颁发了“荣誉市民”和“文化亲善大使”证书。这一年，她35岁。
1992年的冬天，陈瑞琳毅然告别了西安，告别了北京，告别了亲人、同学、同事，告别了恩师和朋友，当然，也告别了生养她的这块土地，飘洋过海，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洪水般涌动的车流，光怪陆离的灯火，飞扬的爵士乐的片片断断，电吉它零零散散的叮咚声，硕大的星条旗捲拂着沉碧的蓝天……，这一切，在陈瑞琳心目里形成一种目不遐接的新奇感，仿佛自已是突然从村野中掉进了电子时代的铿锵节奏里，有些喘不过气来。真是个神秘而充满活力的国家！陈瑞琳在内心深处喜欢着这种别样的生活方式，但也深知，一切要从“零”开始。
她先是毅然地告别了刚刚团聚的丈夫，告别了北方的冰雪，搭乘“大灰狗”，只身来到休斯敦，拿丈夫从奖学金中节省出的1千美元打底，开始了勇敢的闯荡。陈瑞琳很理性地分析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先住在亲戚家，打点简单的生活，然后是想办法挣钱买一部旧车。最开始她包了些水饺拿到一所大学门口去叫卖，但是失败了。她的水饺未经卖出早已化作一团。接着她又去应聘当婴儿保姆，不到一个月，笨手笨脚的她就露了马脚，被解雇了。不管怎样，1千美元的基本金有所扩大。终于，机遇来临：一位台湾留学生返乡，愿意把车贱卖。条件是她必须随车送他到机场，然后自己把车开回来。陈瑞琳拿着自己马马虎虎考来的驾照，把这得手的车万般惊险地开上了高速公路。
美国的好多城市基本上没有公共交通设施，没有车等于没有腿。有了车的陈瑞琳终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到中餐馆洗碗。
夜晚，透过天窗，望着满天星斗，陈瑞琳胸中涌动着一股激情，她要把自己身处的这座城市里的华人奋斗故事写出来，写成一本书，写给母亲，写给家乡父老。
《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1998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书中写道：“痛苦也是生活，体验就是财富！我要写，写下异域的冲击，写出新一代移民的甘苦！”
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年轻时在中国陶金期间，有一阶段曾在天津利顺德饭店打工。当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现在的经历和感受，可能会对我的整个人生产生影响。”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7岁徒步走到东京。打工回来常常在夜里1点钟开始洗衣服。他仰头望着星空说：“我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
《“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家住墨西哥湾》等相继问世，陈瑞琳走进了鲜花盛开的文学草原。
2000年，陈瑞琳的散文《他乡望月》，在《世界日报》全球征文中获得头奖。这是她定居美国后第一次在海外获得文学大奖。林非先生给予高度评价，称这是陈瑞琳“出国八年奋斗的结晶”。
《他乡望月》无愧是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散文创作难得一见的经典之作。作者把情绪凝铸在异邦的“他乡”，以静夜的“望月”寄托自己的情思。在清淡如水的月光下，痴痴地将一腔浓得化不开的乡愁，由内心深处汩汩流出，自然而亲切，纯朴而缠绵，看不出丝毫的文化挫败感。堪为当代海外游子的一首牵肠挂肚、清雅幽邃的文学“思乡曲”。里面所描绘出的一幅幅深情浮漾的原乡风俗画，相信定会牵动着每一个游子漂泊生涯中的故土情愫，引出对家园往事的无尽怀想。
2003年，是陈瑞琳散文创作的又一丰收年！
先是“英伦秋游”选人《世界华文文学》。第二本散文集《“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不仅受到北美同行以及读者的好评，也得到了中国大陆读者的特别喜爱。
通过《“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可看出，作家的足迹在遍游美国的山山水水之后，又向大半个地球拓展，“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从西欧到北欧……”视野的扩大，直接带来思想、感情、认知、判断以及文字修炼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全都溶入了她此间及之后的散文创作之中。获得首届华侨文学奖的散文集《家住墨西哥湾》，在艺术上更趋成熟，文学质地更显厚重。与《走天涯》相比，少了情感上的无奈和寂廖，多了练达，多了幽默，多了人文关怀，多了生存天地里的爽朗和明媚。
她决心一直写下去。不仅自己写，还要为所有的新移民作家呐喊。她太理解他们的甘苦了。她的抱负是把每一位华文作家，把华文作家的方阵，整体地推到世界文学舞台的灯光下。从《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作家散论》到《一代飞鸿——北美新移民小说精选与点评》，是陈瑞琳为当代华文文学史留下的重彩之笔。
早在1994年，陈瑞琳就担任了美国休斯顿《自由人报》的总编辑，并且在这份报纸的副刊上开辟自己的文学专栏。“他乡的故事”紧紧贴着新移民的日常生活和离开故土家园后的漂泊之情，让乡愿乡愁有了依附和寄托。
1998年，陈瑞琳担任北美最早的大陆新移民文化杂志《北美行》副主编，努力拓宽新移民在北美社会的文化视野，鼓励新移民为自己营造漂泊异域的新文化家园。
1999年，陈瑞琳全面展开了她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工作。这一年，美国的《侨报》特别为她开办了“海外新移民作家扫描”的独家专栏。透过这个专栏，陈瑞琳得以让一个个奋斗中的新移民作家正式登台亮相，并展示他们的文学创作成果。新移民的作家队伍，逐渐向这里靠拢；新移民文学作品，逐渐在这里集结。伴随着陈瑞琳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的逐步积累，一个崭新的海外新移民华文文学的“学科”形象，也在日渐形成，并充满活力。
2002年，陈瑞琳应邀出席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她在大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原地打转的陀螺》，正面批评了中国国内学术界的自封格局，引起了学界强烈的反响和呼应。
2003年，她应邀参加旧金山伯克利大学举办的“开花结果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2004年，她参与发起并成立“海外新移民国际笔会”，在中国南昌主持了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
2005年，应邀赴哈佛大学，参加海峡两岸作家对话。同年，获《文艺报》“理论创新奖”。
2006年，在中国成都出席第二届新移民笔会。出版《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
2007年，应邀赴温哥华出席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并在该协会举办的第八届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会后，接受加拿大多元文化电视台专访。
2008年，在中国上海举办《一代飞鸿》(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大型研讨会。 2009年，如本文开篇所述。
从原点、启程点算起，很多年之后的今天，瑞琳在回顾这段人生经历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也许是我将到‘知命’之年，忽然发现，自己一生要走的路，要遇的人，好像都是命运中早早地排定。很多年过去，我蓦然回头，岁月斑驳的脚印上，正有一束温暖的光，无论黑夜还是白昼，无论就近还是走远，一直在我的前方导航照跃着。”
让这束“温暖的光”继续导航，我们一起再回到经典力学，想象从现在开始，十年后，陈瑞琳的运动位置和状态：那必将是一位满头银发的甲子老人，满心喜悦地坐在阳光下的高坡上，脸上带着满足感，向四野张望，欣赏着她的大草原——啊，已是蓊蔚浩瀚，碧浪连天的景象……
我那时骑着的是一匹老马，已不能飞扬四蹄，但我要一步一步趟过她的草原，走到她的面前。下马。然后郑重上前，行我的满族礼。向她——这位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事业的功臣——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

也许是我到了“天命”之年，忽然发现，自己一生要走的路，要遇的人，好像都是命运早早排定的。很多年过去，我蓦然回头，岁月斑驳的脚印上，正有一束温暖的光，无论是黑夜还是白昼，无论是就近还是走远，一直在我的前方导航照耀着。
人生如歌，但世上有一种歌是埋在心里的，每天都想唱，却不敢开口，就怕唱错了那神圣而温暖的调子。世上也有一种雨，只要下过，那贫瘠的土地就会发亮，就会发芽“开花”结果。
夏日北京的一个傍晚，我站在长安街边，等一个人。浪迹天涯十多年，北京，感觉就是一个藏梦的地方，风里有歌，云中有雨。我爱北京，不是繁华与喧嚣，而是隐居在这座城市里的人。
就是喜欢长安街上那种潮热的熟悉味道，还有被自行车包围的铃声。台基厂大街的人口上，脚下的砖瓦地似乎埋藏着我与生俱来的前世记忆，我痴痴地站着，张望着，盼着那熟悉的身影。这座梦里千回的京城，因为有我想见的人，从而与我血脉相依。
一辆出租车果断地停在我面前，下来一位短发的女人。
“肖凤师母！”我奔上前去，与她拥抱。二十多年，我就是喜欢看见她那短得出奇的头发，还有听到她浓郁的北京口音，朗朗得如同金属。她的脸是圆圆的那种，充溢着母亲般的慈爱。她应该不年轻了，但活动起来总是精干麻利。这次是她怕我找不到那家聚会的餐馆，大老远地亲自搭了车来接我。
“辛苦你了！”上了车，我把手放在她软软厚厚的手掌心里，那温热的感觉让我想起了母亲。说来这世间有一种特殊的缘，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世间也有一种师生的恩情，未曾人门，却总是心依魂牵。想到此，心里一热，往事历历重现。
这位笔名叫做“肖凤”的人，冥冥之中曾经是我少年读书时最重要的启蒙老师。而我知道肖风老师的时候，还不认识林非先生，更不知道他们竟是一家人。
回到1978年，早春的二月，母亲提着她早年上学的棕榈箱，送我到古长安城墙下西北大学的门口。那天很冷，但我穿着母亲刚刚织好的毛线裤，外面还罩着灯芯绒的长裤，上身是母亲新缝的法兰绒格子外套。我暖暖地站着，母亲胖胖的手就放在我的肩头上：“好了，妈的任务完成了，以后的路就自己走吧！”冬日的阳光下，我看着母亲挤进公共汽车的窄门里，在窗里向我挥手。还要再过几个月，我才16岁，但我已早就不是少年，命运似乎注定了我必须早早地独自前行。
一直都觉得惭愧，我竟然混在了中文系七七级的老大哥老大姐中念书。也是因为年龄小，古典文学总不能吸引我。记得那位讲《诗经》的老师叫大家分析《氓》，看看我直发愁，最后说：“你怎么能理解弃妇的哀怨呢？你就分析《硕鼠》吧！”到了外国文学课，我怎么也想不通安娜·卡列琳娜为什么要卧轨，还有，那个鲁庄的“包法利夫人”干吗要痛不欲生。
就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要写毕业论文。我忽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萧红传》，一本是《庐隐传》，作者竟是同—个人：“肖凤”。我与“肖凤”一见钟情，从她的书里，明白了文学原本是与人生的痛苦和不幸相连！萧红，一个不幸的弱女子，却用笔写出了自己的新生命。庐隐，命运虽然摧残了她的爱情，但是她的文字却将爱情变为了永恒。因为爱“肖凤”，继而又爱上了现代文学。“五四”，是中国的启蒙，也是我的启蒙。
1982年春，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庐隐》获得了文科优秀奖，随后的一篇《论萧红小说的语言艺术风格》刊登在1983年东北辽宁的《社会科学辑刊》上。《辑刊》的主编来信夸我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解，我告诉他：“是因为有肖凤老师的指引！”
渴望见到肖凤老师是我大学时代最重要的心愿，但那只是一个心愿而已。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数年后，我不仅见到她，而且还成为她家的常客。更想不到，后来她竟成为这世上最惦记我的师母。这样的奇缘却是因为林非先生，而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现代文学。
1982年春天，刚毕业的我要求分在一所新建的大学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校长看我不满20岁，就先警告我：“你的学生有的年龄比你大，你要好好教！”到了夏天，脸色渐渐柔和的校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校里要送你去大连参加一个全国现代文学的暑期讲习班！”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每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也特别容易激动，所有人都好像如梦初醒，突然间睁大了眼睛，连路边的树木都努力伸展了叶子。我感觉自己年轻的心就如那厚软的海绵，随时渴望汲取着雨露阳光。东去大连的列车上，我把头伸出窗外，风景如梭，变换得几乎来不及回眸。人生就是突然，就是惊喜，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大连，将带给我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一次看见大连，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学界的师友！辽宁师范大学的阶梯教室，上百位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教师人头攒动，兴奋的空气中似乎饱满到要爆炸。短短的一个月里，我几乎见到了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顶级的专家学者的强大阵容，唐弢、王瑶、马良春、林非、钱谷融、陆耀东、樊骏、严家炎等，那些宝贵的日子，成为我后来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时隔27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林非先生那天登台的情景。他比其他学者都高大，语音中有浓郁南方口音，却相当清澈洪亮。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和他精心研究的现代散文大家。在他的探索下，散文，这一古老中国最正宗的文体，在“五四”之后所散发的绚烂光芒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收获。那一刻，我才恍然，小小的散文，承载的却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激流，并推动着人类精神前进的航船。直到今天，我都坚信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就远在现代小说之上，即便是在当代，散文的成就也还是无法与“五四”以来的作家比肩。
仲夏夜的大连，我第一次拜访了林非先生，羞怯的我由年长的同窗学超兄陪着，心里充满了喜悦和不安。温馨的夜色里，林非先生如数家珍地谈起现代的散文大家，从鲁迅到周作人，从胡适到林语堂，从梁实秋到徐志摩。我的警醒是他的论文总是与作家的身世人格相关。林先生告诉我：“小说可以虚构，但散文却是赤子，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时任社科院文学所的副所长马良春先生，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一副激动的样子，鼓励我：“你以后的学术生命就献给散文学吧！”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真正进入了散文的世界，同时迷上了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作家。林先生的知人论文的学术思想，从此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
就在大连的那个夏天，迎着海风，我们到棒槌岛去看望了休养中的丁玲和陈明。走过了现代风雨沧桑的丁玲，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从“文小姐”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再到“武将军”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豁然明白的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朵在时代激流中沉浮的小小浪花。她的脸上依然是布满了笑容，心里有的依旧是对爱的信任和执着。握着丁玲的手，感觉就是握着历史的手。
大连过后，我回到了西北大学读现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是鲁迅。导师张华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57年分到西北大学任教，第一堂课后即被打成右派，之后度过整整二十多年的沉默岁月。我大学毕业前夕，他重返讲坛，给我们开“鲁迅思想研究”的选修课。张先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一生中所讲的第二堂课！”我们的眼泪立刻在眼眶里打转。课间，张先生对我说：“你只要把鲁迅弄明白了，就能明白中国。明白了中国，才能研究中国的文学！”
研究生的日子，导师叫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带我们撰写《中国现代杂文》一书。那时，就常常得到林非先生的许多指导。有一天，我到北京拜师查资料，在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大楼里，因为没见到林非老师，马良春副所长就引着我去见了刘再复先生。两位前辈一路关照，不时耳提面命，让我诚惶诚恐。《中国现代杂文》一书后来获了图书大奖，林非先生与我的导师也成了终生莫逆的好友。
硕士毕业，我要求去父亲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此间的欢喜是参与了两部书稿：《中国当代文学》和《神秘黑箱的窥视》。开心的事还有去西北五省挥鞭讲学。某日，与一同事讨论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的孰优孰劣，他忽然说出他在北京念书的导师就是肖风，让我的眼睛突地瞪大。他再说：“肖凤老师的先生就是林非啊！”我完全呆了，他们两位正是我心仪多年的恩师！那一刻，我让自己有了一个奇妙的决定，就是要去北京报考林非先生的博士。
1991年，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学校里派我赴京参加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的大会。那时候，“鲁学”是中国真正的“显学”，大有引导时代新思潮之势。早晨，我们在怀仁堂里谒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午，在宾馆大厅里争论陈涌与王富仁理论的孰是孰非，即鲁迅的意义究竟是在“政治革命”还是在“思想启蒙”。
晚上，在京的好友特约王富仁先生喝酒，我是他西大学妹，得以坐在他身边。富仁先生当年在西北大学读硕士时我正在读本科，所以常能看见他拿着烟蒂苦苦思索的样子。他是山东人，满脸憨厚，但能精读俄文原版著作，只要开口讲话，立刻迷倒一片。可惜我水土不服，不胜酒力，恍惚之间，看见他穿着一件花衬衫，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的光彩。喝到最后，富仁先生对我说：“小妹，你若要研究学问，应该到北京来！”
到了1992年的春天，在成都召开鲁迅研究的年会。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江山如画，满目苍翠。会长林非老师就站在身边，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对他正式说：“我想考你的博士！”林非老师笑吟吟看着我，好像他早已知道了我的心思：“好啊，欢迎你来北京！最重要的是必须把成绩考好！”我真想告诉他：这一天我已等了很久很久。西望长安，我的家园，你的历史背负太重，你的爬行太慢，我真的想要走了，我也必须走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东去北京的列车上，我的行囊里装满了赴京赶考的书本，但是却再无心打开。坐在我身旁的丈夫，一面研究着美国大学刚刚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一面对我说：“你想改变生活，我也想改变生活。可我的目标不是北京，却是美国。如果我签证成功，希望你跟着我走！”列车徐徐向前，我的心忽然迷茫起来，前方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暑热的北京，令人窒息的考场。我深知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报考博士的机会，更让我焦虑的是这也许是林非先生最后一次招考他的关门弟子。多年的心愿在煎熬着我，但是，也只有我知道，就在此时此刻，我的先生正在美国领事馆的大门前申请签证，窗外乱云翻渡，是吉是凶，我心如麻。
那年的考试，专业课的分数还好。但最后复试的当天，先生告知我已拿到签证，我顿时完全乱了方寸。林非老师端坐在面前，和蔼可亲地问我：“你说说散文的创作最难在哪里？写好散文的关键又是什么？”我自然知道散文的最难就在于感情的真，好的散文就是血管里流出来的血。但当时的我几乎是神驰八荒，灵魂出窍，脑子里竟然完全空白。我知道自己的博士之路从此梦断。
许是天命，野性的我终于还是走上了远游的路。踏出国门前与林非老师告别，他殷殷相告：“你不要忘记写作，将来定在散文上有作为。”我心里发热，但我的心愿是研究散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去创作散文！林非老师一眼看透我，直言：“散文，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
初到美国的那些日子，心里很苦，身体又累。远离了学术，远离了文学，暗夜中我常常嗟叹：这样的生活难道就是我想要的吗？就在我痛苦徘徊之际，林非和肖风老师不断写信来关心我，信中最激励我的一句话是：“生命之树常青，只要你写下来就能成为作家！”是呀，痛苦也是生活，体验就是财富！我要写，写下异域的冲击，写出新一代移民的甘苦！
直到1998年，我在海外的第一部散文集《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出版了。这本蓝色封面的小书几乎是与我的孩子一起孕育而成，里面的很多篇章都是在夜里打工回来后完成的。欣慰的是那些初临新大陆睁眼看世界的故事，不仅发表在美国的华文报刊上，也同时发表在故乡的《西安晚报》上。感激我可爱的母亲，每每如获至宝地替我从报上剪贴下来再寄给我。这部简陋的小书是我海外散文创作的初试锋芒，也是我写给母亲的他乡报告。
显然，《走天涯》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远在北京的林非老师毅然为此书执笔写序。他呕心沥血的长序，不仅充分地肯定了我的天赋和气质使我更善于在情感和形象的天空里飞翔，而且还仔细地分析其中的篇章，并殷殷地期盼：“随着瑞琳在美国的土地上继续深入地观察体验和感悟，相信她一定会告诉自己同胞更多充满人生况味的异国他乡的故事。”这篇序言，每每捧读，心热眼热。我明白，他在期望我向着更高的目标和境界冲刺。
写作，更带给我人生的神奇。因为《走天涯》中所写的休斯敦华人故事，休斯敦市长特别颁发我“荣誉市民”和“文化亲善大使”证书。也是在1998年，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开始关注海外华文作家，领馆推荐我前往福建泉州参加首届海外作家笔会，可惜因为小儿不满两岁，未能成行。但他们后来出版的《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百人集》一书，选人了我的《休斯敦的中国女人》。
2000年，我首次参加海外最大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暨洛杉矶作协联合举办的全球征文大赛，初赛决赛均一路领先，最后获得第二名。因为第一名从缺，所以各界的文友们都恭喜我夺得了头奖。我把这篇获奖作品《他乡望月》寄给了林非老师，他为我写了一句话：“这篇文字，是你八年海外生活的思考结晶。”
最难忘的是2003年，林非老师以恢宏之气主编《二十世纪名家经典海外游记》。书中首选的第一位是康有为，“五四”时期的作家还有梁启超、林语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冰心、梁实秋等，当代的作家有季羡林、陈荒煤、杨朔、秦牧、汪曾祺、宗璞、王蒙、邓友梅、余光中、董桥，另外还有冯骥才、陈忠实、余秋雨、张抗抗、赵丽宏、舒婷、铁凝、韩小惠等。我想他是为了鼓励我，在书的尾篇收入了我的《雪鸟飞翔的地方》。后来我们见面，他送给我样书，打趣地说：“这本书可是从康有为到陈瑞琳啊！”
2003年，也是我散文创作的又一个丰收年。自《走天涯》出版后，我希望自己走出北美山川的近距离的描述，而能够在更广阔的地理背景下探索中西文化的深层感受。于是，我的足迹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从西欧到北欧，精神的开阔带来了文字的改变。记得那篇《英伦秋行》还是手写的，首发在中国文联白舒荣老师当时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上，并由此正式进入了海外华文学的研究视野。
油墨纸香的《“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刚刚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就急不可待地呈送给林非老师。每次回北京，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驱车到静淑苑，快速登上五楼敲门，然后是笑语声声。肖凤老师曾给我做她最拿手的红烧肉，满满的一盘，烧得油亮，真是好吃极了。他们说唯一的宝贝儿子之所以长得那么高，就是来自这两个法宝，一是红烧肉，二是睡足觉。饭桌上，林非老师还送给我他的新作，一部《读书心态录》理性深邃，一部《火似的激情》驰骋飞扬。看着他满头岁月的华发，研究和创作的热情依如年轻人的奔放，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我心里，感觉血液里融进了一股永不衰竭的力量。
回到美国，我收到了林非老师创作的一篇亲情美文《离别》，是送他们的儿子去美国读书。文章的最后一段写肖凤回家，摸着儿子睡过的空床，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后来看到好多评论，比较《送别》与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两种背影，两个时代，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久，他们夫妇就携手来美国看儿子，顺途也来看我。我怎么也没想到，肖凤老师进门，立刻拿出一样东西，是她自带的围裙，说要给我烧饭，简直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她烹调的一道绝活是煮排骨汤，其奥妙是多放料酒，汤和肉都香极了。
就在那年春节，我给林非老师写信：“在海外，从事华文文学评论的人少而又少，我应该担当起这个使命。”林非老师回我：“天降大任，你的心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学术，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吧！”那些日子，我竟如孤雁，有些含辛茹苦，在北美，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不为职称，毫无报酬，破天荒地发掘和评论着一个个默默写作的人，为我的同代作家写碑立传。
2005年的9月，由我和西雅图作家融融共同主编的《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一书在美国轻舟出版社隆重出版。这一年的10月，纽约的天空到处飘洒着驾风而舞的缤纷彩叶，来自加拿大、美国及中国的各路作家和学者纷纷飞向纽约，共同庆祝第一本北美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文集《一代飞鸿》的问世。让我尤其动容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代文学前辈如王鼎钧、董鼎山、郑愁予、赵淑侠、赵淑敏、张凤、丛甦等都慨然前来，与我们共襄盛举。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马克任先生特别在发言中指出北美华文创作的五个重要年代，第五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一代飞鸿》为标志的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崛起和成熟。我更深感动的是老先生并指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北美华文文学的希望和未来。”
就在同一年，我应邀去哈佛大学参加两岸作家的对谈。到了年底，国内的《文艺报》评选我“理论创新奖”，颁奖就在12月的人民大会堂。2006年，成都时代出版社隆重推出“北美经典五重奏”，我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列在其中。春种秋收，生命的耕耘有了金色的景象。我把这一切告诉林非先生，他是那样的喜悦和安慰！
归去来兮，每年的回国成了我生命的一种必须的方式。而每次回到北京，叩见林非老师，也成为我归途的一个重要典礼。虽然我最终未能成为他的入室弟子，但在他心里，我好像早就是他的学生，他为我付出的心血和期望甚至比别人更多。最难忘的一天，是林非先生在京的弟子为他庆祝生日，大家邀我同乐，看大家捧上一大盆美得让人心颤的兰花献给林非老师，我亦温暖到幸福。
2009年，新书《家住墨西哥湾》刚刚出版，就荣获了全球“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散文类优秀奖。走下颁奖台，我就一路飞奔到邮局，将新书寄往北京。因为我可以想象，林非先生肯定会把这部《家住墨西哥湾》摆放在他的案头，然后微笑着说：“瑞琳的散文真是越写越好了！”
近三十年过去，我没有为林非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身为晚辈，评论恩师的作品，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我只是把深深的感激埋在心里，化作动力，一路奋力前行。我期望着将来有一天，真的无愧恩师，然后对自己说：“我努力过了！”
生命如画，但需要一束光照耀。那光是明亮的，也是温暖的，不仅能穿透油彩里的风景，而且能穿透历史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