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铢钱

公元前175年（前元五年），汉文帝改铸“四铢半两”，简称“四铢钱”，又称汉半两。其直径为2.4-2.6厘米，重2.2-2.8克，钱穿孔比较小，无内外廓，钱文制作比较规范。四铢半两因顺应了当时的国势民情，一直被沿用了四十年。

汉初对铸钱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允许民间私铸，这种政策老百姓是沾不到光的，只能有利于贵族、豪强和富商们。权贵富商既占有矿（铜）山，又拥有劳动力，还有雄厚的资本和专门的技术，开放私铸，使他们成为直接受益者。

后来，西汉的奸商们就在四铢钱上大作手脚，他们用锉刀一个一个地从四铢钱背面锉刮铜屑，然后再用锉下的铜屑铸造新的钱币，以让自己手中的货币“生儿下蛋”！结果西汉四铢钱被越锉越薄，民间私造的货币越来越多，以致于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最后四铢钱不得不停止流通。并改革币制，严禁民间私造货币，违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汉书·食货志》说：“孝文五年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自寿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即武帝建元五年至元朔三年之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此后“有司言三铢钱轻，更请郡国铸五铢钱”。以上内容与《史记·平准书》同，对四铢半两、三铢钱铸行时间作了相当明白的记述。可是，班固在写《汉书·武帝纪》时，不慎写入“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把“考文五年（前175）后四十年”的建元五年（前136）误成“建元元年（前 140）”行三铢钱。建元元年距孝文五年就不是四十余年，而只有三十余年了。班固还未注意到《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分” 为“铢”之误）”的记述，在《武帝纪》中参入建元“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对此，东汉史学家荀悦认为《汉书》以 “三铢—半两—五铢”的继承关系与《史记》“半两—三铢—五铢”的继承关系不合，因此，写《前汉纪》时，在班固认为建园园年“行三铢钱”、五年“行半两钱”的错误之上，再加元狩四年“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五年“行五铢钱”，错上加错地形成“三铢钱二度铸行论”，但荀悦没有说明第二次铸行的三铢钱是继承哪一种半两钱。据王裕巽《西汉武帝建元年间初行三铢钱考》说：“三铢钱概为背平素，面有外轮之式，与武帝始铸于建元五年，罢销于元狩四年的武帝半两钱铸式全同。”那么第二次铸行的三铢钱，即承接“有外轮的半两钱”了。现有湖北江陵168号汉墓出土物证实，有外郭的关两钱，在文帝时早已铸行，正是武帝建元五年“行三分（铢）钱”时被罢总收入之物，怎么成了“始铸于建元五年”的“有外轮”的半两钱呢？因此，三铢钱二度铸行论，就成了无稽之谈了。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反映在货币制度方面，表现为铸币较为混乱，货币种类繁多，新品层出不穷——四铢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铸行的。

四铢钱始铸于南朝刘宋时期。据史书记载，430年（刘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七年）十月在建康设立钱署，铸行“四铢”钱。此次开铸铜钱，结束了西晋以来约一个半世纪朝廷未曾铸钱的不正常局面。四铢钱形制仿效“五铢”钱，是对长期以来以“五铢”为名的传统钱制的突破，显示了六朝时期在货币制度方面的开拓创新精神。

447年，刘义恭建议行大钱，以五铢钱一当四铢钱二，但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后来民间剪凿古钱，取铜私铸，一再减轻钱的重量，453年曾出现一种重仅1.2克的四铢钱。

到454年（刘宋孝武帝刘骏孝建元年）又改铸“孝建四铢”钱，面文为“孝建”二字，背文为“四铢”二字，这是最早的集年号铢两文字于一身的铜钱。后来又省去“四铢”，仅存“孝建”二字。

钱文为薤叶书体。薤叶书体是在悬针篆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字体瘦细婉转，流畅清逸，体势运用恰当，给人清新之感。后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民间私铸云起，宋明帝刘彧只得于467年（泰始三年）废除了孝建四铢钱。

除南朝刘宋政权铸行四铢钱外，北朝的北魏、北齐政权也行用四朱钱。从发现的北朝四朱钱来看，钱币文字一般为“四朱”二字加上纪地文字，如“丞相四朱”、“阳丘四朱”、“东阿四朱”等。

有纪地文字与“四朱”二字同在一面的四朱钱，如宜阳、下察、淳于、阳丘等四朱钱；有面为“四朱”二字、背为纪地文字的四朱钱，如驺、濮阳、陈、高柳、丞相、吕、安平、东阿、姑幕、定襄等。北朝的四朱钱史籍不载，因此以前的藏泉家往往将这些形制奇特的四朱钱列入无考品，或者认为这些钱是伪品。

这些四铢或四朱钱存世都不多见，均是较为珍贵的钱币，值得收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