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

两边收入相差100倍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反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30年。

历史上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建国初期的逃港，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同，以国民党残留人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居多。1957年、1962年逃港主要是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差，历次政治运动又使得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反右”“大跃进”更是引起了大饥荒。1972年逃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认识到“文革”是错误的，又看不到回城的希望，所以萌生了逃港的念头。1979年逃港则是由一则“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3天”的谣言引发的。

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内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宝安县（1979年3月改为深圳市）不同，这里与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安县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则有70元港币左右。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悬殊的差距，引起了群众的不满。^[1]

惨烈的逃港之路

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陆路、游海、坐船。其中，中老年、妇女、儿童一般选择陆路，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游海的主要是年轻人，也是最常用的方式。

那个时期珠江里总是有很多练游泳的人，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人们通常选择从蛇口一带下水，游过深圳湾，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登岸。如果一切顺利，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逃港，当时潮汐涨落时间是高度机密。很多逃港者由于不了解涨落潮的时间，往往选择在落潮的时候下水，结果游到半路开始涨潮，拼不过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

1962年的逃港潮有如“大军南下”。据宝安县文献记载，这些逃港者成群结队，每人拿着一根木棒，带头者声称：“谁阻止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者集体示威、强迫边防军人开闸；莲塘、罗芳村集中了二三千逃港者，他们冲垮了一段几十米长的铁丝网，人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过边界线……

仅1978年一年，逃港的就超过9.7万人次，甚至当地干部都开始逃，形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

上世纪末，香港近半富豪是逃港者

逃过去的人，最早还是比较受香港欢迎的。当时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急需劳动力，所以对逃港者既不抓，也不主动遣返，还出台了政策：只要抵达市区又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

逃港成功的农民大多做了工人，他们在楼房天台上搭建简易住所，在家庭作坊里粘纸盒、缝袜子、勾纱。刘梦熊曾说，香港老板最喜欢用逃过去的人做工，因为他们体力好、能吃苦、要求又低。这些逃港者为经济起飞阶段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曾有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包括金利来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进入60年代，逃港者越来越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够了，港英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化，实施“即捕即遣”政策。但许多逃港者与香港市民都有亲友、同乡的关系，很多香港人都对逃港者采取同情、帮助甚至庇护的态度。

70年代的逃港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内地知青。这批人跟之前的农民不同，他们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过去后直接带动了香港的文化发展，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早期的香港电影界没什么会作曲的人，配乐通常是用凤阳花鼓、黄梅戏的调子充数，罗文、梁立人这批人过去后，香港的音乐、影视才慢慢发展起来。

对于建国后逃港的总人数，有不同的统计数据，少则70万，多则200万。据我估算，应该在100万以上，这是指在香港落了户口的，此外还有很多人迁到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1949年，香港人口是100多万，1980年是500万左右，现在是700万。那30年中，从大陆过去的人口数量可见一斑。仅从这一点上看，也不能忽视香港与大陆的关联。^[1]

从堵，到疏，再到改革开放

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去边境调查，一位年纪很大的基层干部跟他说：“你是从牢里出来的，我才跟你说真话。如果政策不变，还是这么走下去，人都要跑光了。”有人质问这位老人：“你怎么这样说呢？你是不是贫下中农？”“我是，但还是要讲。”习仲勋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后来，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习仲勋去沙头角，看到当地偷偷引进港资搞起塑料花加工厂，工人一天能挣8块钱，习仲勋很受触动。^[1]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郑重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力,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当初定名为“贸易合作区”。对此，邓小平同志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

这就是“特区”的由来。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十几万人的“扑网”大逃港，特别是如果没有习仲勋“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那么特区的建立和中国的开放不知要延迟多少年。^[2]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3]